权力的病变

据记载，即使是日耳曼妇女也会偶尔拿起武器，复续她们男人的战争努力。

——詹南托尼奥 坎帕诺(Giannantonio Campano)，

对《日耳曼尼亚志》的阐释，1471年

图拉真被指定为皇帝后，于100年从日耳曼尼亚最终返回了罗马，他敬奉其养父为神圣之君，其所作所为表现得礼让得体。元老院就此而打消了之前的疑虑，对新皇帝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并以适当的方式予以配合。在图拉真完成了对达契亚(包括多瑙河、特拉西瓦尼高原、维斯瓦河，以及黑海东岸一带的区域)的两次重要的军事征伐，从而使得罗马帝国的疆域越过多瑙河而逐渐扩张到(其疆域在包括了阿拉比亚行省［Arabia］后即达到了较大)后，元老院即奉献了一根石柱以恭颂其荣耀。该石柱——一根记述了图拉真军事成就的大理石石柱，至今仍然矗立于威尼斯广场(Piazza Venezia)附近的罗马广场北部——也将会在他死后成为他的墓碑。能够被安葬在罗马城中是一种特殊的荣耀，就图拉真而言，被赋予该荣耀不仅仅是由于其在帝国之外的功绩，而且还得益于他在帝国之内的成就。他设置了掌管罗马内外财政职务的行政官僚(curatores)，例如小普林尼，即塔西佗那性情温良的通信友人，他曾任职于比提尼亚(Bithynia)行省(位于今土耳其中北部)，并通过信件向皇帝的臣僚反映他的困难、问题与建议。在处理基督徒问题时，小普林尼即向皇帝请示了意见并收到了相对温和稳重的指令：坚持依法律程序行事，并杜绝滥告滥罚。

这位皇帝在处置达契亚战利品时也表现出了慎重：这些战利品被用于促进整个罗马帝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在罗马建设了帝国较大的公共场所——图拉真广场，富丽堂皇的乌尔比亚巴西利卡(Basilica Ulpia)就在这个广场的底部[ 巴西利卡：古罗马时期一种综合法庭、交易和会场的大厅性公共建筑，其形制对后来的基督教教堂和伊斯兰教礼拜场所均有影响。乌尔比亚巴西利卡位于图拉真广场底部。]。与之前的皇帝一样，建筑乃是为了宣扬皇帝的丰功伟绩。但图拉真对人民的真诚关切同时表现在建筑工程和行政治理上。具象征意义的是在尼禄“金宫”的旧址上建立公共浴场，而“金宫”废墟也为公共浴场的建设提供了石材。皇帝再一次将自己塑造为一名公仆，他的许多成就并没有被忽视，因为他不久以后就被——先是非正式地，而后又被正式地——赞颂为optimus，即“好的元首”。

自然的死亡乃是一个皇帝最终的荣光。图拉真在当政近20年后，于117年在其病床上溘然长逝。与图密善不一样，他的统治是一种开明专制(affable autocrat)。就在他去世之前——并且带着一点耐人寻味的疑虑——他拟定了普布利乌斯 艾利乌斯 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76—138年)来作为自己的继承者，而罗马帝国在后者强有力的统治下继续享有和平与繁荣。可以说，即使在其的决策中，图拉真也做到了尽善尽责。后来的罗马人只能企盼，他们的皇帝祈祷“天瑞祥于奥古斯都”(奥古斯都巧妙稳健地将罗马共和制转变为及时公民的统治：元首制)和“德善弘于图拉真”的愿望能够上达天听。44塔西佗自己在《阿古利可拉传》的开篇里明确提到好的元首(optimus princeps)，以此来表达他对这个最幸福的时代的感激。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他决定不去写这段幸福的王朝。

塔西佗在新王朝中仍旧担任着公职。小普林尼叙述了他的两次演讲：一次是在97年的一场葬礼上作为一个颂扬者所做的演讲，一次是在100年时作为一名控告者所作的雄辩演说。而他随后几年的情况则鲜为人知。［51］然而很有可能的是，他在政治上仍然活跃，因为正如前文提到的麦腊萨铭文所透露的，他在112年到113年间成为亚细亚行省的总督。阿非利加和亚细亚是具声望的两个行省，塔西佗必定足够杰出才会得到这样的任命。关于其二三十年的其他详细情况，包括他去世的日期也并未确定。但是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在那些年里，他在苦心孤诣地撰写他重要的历史著作。他从图密善那令人愁苦的统治中脱颖而出，并成为罗马极其的历史学家，其杰出乃是得自于他那颇为新颖的写作风格，对暴政的真切叙述，以及对统治秘术(arcana imperii)的反思。在完成《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数年之后，他撰写了他第三部短篇作品(这些短篇作品也被称为“历史的尝试”)，即关于自由的又一沉思的《关于演说家的对话》。这部作品看起来似乎是在讨论演说技艺的衰落，而事实上，它是把这个话题当作一片棱镜，用来聚焦言论的自由——它的境况、意义以及政治影响。他后来的长篇著作则会描绘出这样一个世界，其中，言论的自由被兢心斟酌的沉默和阿谀虚矫的言辞所取代。

《历史》(Histories)一书上起四帝之短命统治的漫长一年(69年)，下迄图密善之死(96年)，正如该著的前言对读者的提醒(在面对塔西佗致密严谨的风格所带来的挑战时，译者总是感觉他们自己有所遗失；在此，对著作的描述逐渐转变为对时代的描写)，这本书“充满了灾难，其中有战争的暴戾、激烈的内讧，即使没有干戈纷争也残暴凶险”。罗马已经丧失了传统的德行。为了呼吁一种早已失落的责任感，四帝时期的首位皇帝伽尔巴(Galba)在69年时曾宣称：“我要选拔自己的士兵，而不是收买他们”；不久以后，他就为他的这种说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塔西佗简洁有力地评述道：“假使他从未领有过统治大权，人们还会认为他是个有能力的统治者”。尽管其中偶尔出现文雅得体之举，以及转瞬可见的明朗时日，但完成于2世纪最初十年结束之时的《历史》却让人们看到，“诸神并不关心我们闲逸无忧的安全，而是更多注意我们应受的惩罚”。然而，人们只能想象塔西佗对图密善统治时代的描写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不幸的是，这部(可能)有12卷的涵盖了28年历史的著作，只有前4卷和第五卷的开篇留存到现在(保存于一份11世纪的手稿中，该手稿藏于洛伦佐 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图书馆，并以该图书馆命名，被称为美第奇二号手稿)。它们只呈现了不到两年的历史。Habent sua fata libelli：书亦自有其命。

《编年史》(Annals)是塔西佗的第二部长篇史著，而且对于许多人来说亦是其巅峰之作，对于那种将权力委于一人，同时将正义弃予偶然和命运的政治体制，这部史书继续进行了剖析。与他早先所作的说明不同，塔西佗在这部著作中不写他自己在贤君涅尔瓦和图拉真统治下所经历的时代。相反，他回溯既往，开始着手一段关于暴政的考古学。他的记述始于奥古斯都之死(在14年)，正是奥古斯都——尽管他似乎只是自称“平等人之中的及时人”——开始了及时人(the first man)的统治；而他的叙述结束于尼禄之死，即朱利亚 克劳狄王朝一位皇帝，这也是(早先撰写的)《历史》开始之处。也许塔西佗的旨趣在于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这让他更加深入到过去、权力阴谋，以及人性之脆弱的反思之中；抑或他认为不去记述这些“幸福的时代”要更为稳妥些——除了在描绘早已死去的暴君时偶有提及？无论如何，《编年史》主要是一部关于独夫之治的研究著作，对于那些“被诸神赋予至高无上的事务裁决权”的人，以及那些“只留下谄媚顺服之荣光”的人来说，这部著作都会让他们心神不宁。它生动地刻画了脾气乖张的提比略(Tiberius)、笨拙痴愚的克劳狄，以及矫揉造作的尼禄等诸帝的形象。这些皇帝在统治之前还是温良仁善的，而且道德的伪善是可以期待的好结果。然而既非提比略，亦非“被所有正常的和不正常的残暴行径弄得污秽不堪”的尼禄保持了他们最初的努力。在这样的境况之下，自由只可能存在于帝国之内的外来移民中，或者是在帝国之外，例如，在日耳曼人之中。

另一方面，罗马像是“一个景况凄凉的国家”，在这位皇帝的统治之下，被委于诸趋炎附势之人。一位精于政治阴谋的人士曾提醒提比略的母亲“不要把宫闱秘事，心腹亲信出的主意以及士兵们干的事情声张出去；而且提比略不应把任何事情都交给元老院，从而削弱元首(principate)的权力。专制权力所必须的一个重要条件，即人们如果只听命于一个人，事情才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在《编年史》中，塔西佗还给读者抄录了一份很长的遭人诟病的财务单；但是这部共计18卷的著作(是否完成，以及在何时完成，并不确定)，而今却只有1-6卷和11-16卷遗留给我们(这要归功于来自9世纪和11世纪的两份手稿)。关于卡里古拉(Caligula)——那位惜爱一匹名为“疾足者”(Incitatus)的马爱到打算将其任命为执政官的疯癫皇帝——一朝的情况，这部书一页内容也没有留下来。

约翰 弥尔顿称塔西佗为“暴君们最有可能的敌人”。他还是一个戴着白色手套而不手染鲜血的杀手。他所选择的武器是含沙射影。他先是报道传闻：关于奥古斯都之死，“一些人怀疑是他的妻子暗中作祟”。然后展现了具有破坏性的另一面：皇帝和他的母亲没有参加他们亲人的葬礼，是因为他们“认为公开场合的哀悼将会有损他们的尊严——或者是担心人们在注视他们的行为举止时，会看穿他们的伪善”。他仅仅通过并置的方式就可以产生影射的作用：尼禄的纵欲放荡被火把所照亮；之后我们就听说了罗马的大火——当然，“这是出于偶然还是皇帝蓄意为之，很难说清”。那么，在这样的旁敲侧击之中，谁应担负罪名昭然若揭。

他对人物、政治分析以及败坏的道德准则的揭露性描写使其读者着迷了近两千年，他对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政治言说的深刻影响使得这一时期被称为“塔西佗时代”。毫无疑问，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那尖刻犀利的叙述风格，他以这种风格剖析了病入膏肓的罗马政治体制。他那颇具神采而又犀利洗练的文风启发了直至20世纪的诸多作家，包括20世纪最伟大的塔西佗主义者(Tacitean)罗纳德 塞姆爵士(Sir Ronald Syme)[ 罗纳德 塞姆(1903—1989年)：英国伟大的塔西佗主义者，生于新西兰，著有《罗马的革命》、《塔西佗》(两卷)。]。当这位20世纪的历史学家写下“人世朝代虽有更迭，而文风依旧”的时候，他心里想的可能就是他自己以及他从这位罗马史家那里所得来的恩惠。

这种十分独特的文风让人为难：它以几近晦涩的简洁，不拖泥带水的明快讽刺，不对称的句式结构，以及难以捉摸的含混双关为特征。这种简明的风格往往会使其读者透不过气来，并且它总是集中在令人难以忘怀的字句之中：“他宁愿因犯下罪行而受到控告，而不愿仅因有犯罪的企图而受控告。”他避免平白无奇而毫无起伏的叙述编排，并尽量避免使用日常词汇，从而在翻过每一页时都会让读者出乎意料。尼禄开始付诸实行“那项蓄谋已久的罪恶”，乃是因为他的情人并在之后成为其妻子的波佩娅(Poppaea)通过“频繁的嗔怪并偶尔以嘲笑的方式”刺激了他，塔西佗本可以叙述为“以频繁的嗔怪和偶尔的嘲笑”。但他避开了这样对称的句式，从而使其读者始终屏息凝神。同样不对称的是，他对事实的呈现方式，其中最复杂最重要的事情往往只是被一笔带过。他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作家，他引导其读者发现他们已经误入歧途，并且通过其暗示来破除那些误导性的成见。源于塔西佗主义者的那句时髦话语：“因其缺席而引人注目”，恰好可以作为其文风力量的一点标识。

塔西佗因其语言所具有的那种诗性的力量而被誉为罗马民族中少有的伟大诗人之一；他无疑也是他们最伟大的讽刺作家之一。他对人性的缺陷和软弱冷眼相看，同世人若即若离。他饱含悲愤，评论却不失机智风趣。然而，他终究按捺不住，始终持守着对超越于日常喧嚣之上的人性尊严的一种永恒的信念。对此，人们或许会产生些许疑问，关于数世纪后人们对于《日耳曼尼亚志》的利用，塔西陀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