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在启蒙运动活力论与浪漫主义自然哲学之间

启蒙运动活力论通过对18世纪晚期的方法和还原理性主义的怀疑论批评得以成长，并从这种批评中获得养分。像它的新机械论者对手一样，它建立在一种深信不疑的认识论的谨慎之上，这种谨慎愿意暂缓无条件的判断，而倾向于有条件的判断。只要模棱两可和相互矛盾被看做是建设性的，而不是被看做既危险又无效，它就会欣欣向荣。伴随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产生的紧张状态，那种认识论上的谨慎被获得答案的愿望所粉碎。蔑视科学"陷入了感官反映的垃圾堆"，浪漫主义自然哲学致力于一种新的普遍的数理原理，即一种整体化的观点(考虑到数十年战争的压力、社会和情绪动荡的压力、对启蒙运动晚期信念丧失焦虑情绪的压力)使得年轻的男女渴求答案，这种答案将世俗世界归类于偶发现象，并断言精神是现实世界的真正本质。如果启蒙运动活力论试图限制机械论的规则，自然科学则可望摧毁它。像弗里德里希谢林(1755 -1854)所宣称的，对自然进行哲学探讨意味着"把羞怯的自然从僵死的机械论中分离出来，使之生气勃勃，也可以这么说，按自由的原则，使之上升到其自身的自由发展"。精神、自由和活力被视为同一种东西。"所有原始的(ursprunglichen)，即所有动态的、自然界的现象(Erscheinungen)都必须用力来解释，它们存在于物质中，甚至当物质处于静止状态的时候(因为静中亦有动，这是动力学哲学的基本假设)。"

这种新的理性冒险试图联合启蒙运动活力论所抛弃的东西：在一个不同层面上恢复普遍性观点，这些观点曾推动柏拉图、毕达哥拉斯、普拉提诺、笛卡儿和莱布尼茨的哲学发展；将精神和物质统一为一个一致的、协调的整体，自然中没有跳跃，没有虚空，并且生命物质与无生命物质之间没有差别；对偶然性发动的攻击；描述宇宙从始至终的历史，把它看成一个由的、内在的精神因素发展而来的生命本质(living essence)。它提供了一个以当时的"科学"语言阐述的新的"创造神话"，这些"科学-以启蒙运动活力论为中心，同时试图超越加给它们的解释限制。它的目的是"完整的历史，这部历史包括整个宇宙分化，从原初的一，经过太阳系和地球的形成、自然界三领域的繁衍……直到人类中的万物较高形式(the culmination of the universe in humankind)"。这个由洛伦茨奥肯(1779-1851)借用毕达哥拉斯的训令：几何学是历史(Ceometria est Historia)所代表的、无所不包的观点，把由哲学的同一性概念认可的沉思性内省的结果提高到自然普遍真理的地位。启蒙运动晚期朴素认识论成为确定性神坛上的祭品。自然哲学家希望将科学和哲学融入新的文化、科学和美学的综合中——这种综合被后现代主义者看做启蒙运动事业的特征，而不是将相对立的观察的行为和想象力的重构行为并列和协调它们。

这是较大的讽刺，因为仔细审视启蒙运动的晚期，可揭示一种倾向于后现代主义甚于浪漫主义的思考和行为的方式。把自然看做不只是"物的堆积"，是为了给灵魂和个体一席之地，为了避免盲目的还原论，为了承认模棱两可和相互矛盾的认识论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晚期的启蒙运动至少部分地预想到事物的序列——它们不为人知，跟常常与之相联系的工具理性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果存在像启蒙运动计划这样的东西，那么它包括对差异、自由运动和创造极大的尊重。亚当弗格森(1723-1816)——位热衷自然哲学的读者——在1767年对这一点做了明确表述。

我们对市民社会秩序的看法经常是错误的：这种看法来自于毫无生气和僵死的学科的类推；我们将混乱和活动看做与其基本性相对立的东西；我们认为，它仅符合服从、掩藏和鲜为人知之事：在墙体中，石头好的序列是，它们被适当地固定在它们应该处于的位置上；若它们骚动，大厦则必倾覆：但人在社会中的秩序是他们被放在他们力所能及的位置上。前者的结构是由僵死或毫无生气的零件构成的，后者是由富有生气和活力的成员构成。当我们在社会中寻找仅是不活动的和宁静 的秩序时，我们忘了我们研究对象的本性，并且找到的是奴隶的秩序，而不是自由人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