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及时堂课

当然，她会坐在及时排。弟弟早就用罗兰的红色甲壳虫汽车甲壳虫汽车(la Coccinelle)：德国大众汽车公司(Volkswagen)生产的及时种微型汽车。把她带出来了。作为家里的靠山，罗兰通常不让家人参与知识界的应酬。但是，对于罗兰来说，在法兰西公学的首次开课，实实在在是一种特殊的荣誉：由于青少年时期就患上了肺结核病，他实际上没有任何大学文凭。他会由母亲挽着胳膊走进挤满宾客的大厅吗？他会随后把母亲领引到为她安排好的座位上去吗？他的传记作者认为可以做这种判断。然而某些证人对这一点并不是很肯定。他们已不记得有过如此戏剧性的场景。不过，母亲当时已经病得很厉害了。也许，她更需要长子搀扶着走到她的椅子那里。

她坐在及时排，身边是法兰西公学的一些明星，如米歇尔?福柯，还有路易?勒普兰斯兰盖，以及与罗兰接近的巴黎文艺界的名人，如阿兰?罗伯格里耶和菲力普?索莱尔斯等。索莱尔斯亲吻了她的手。罗兰对这一举动非常满意。这次开课，几乎与三年之后塞尔日?甘斯布的巴黎首演一样成了社交界的大事件。只不过，只有被邀请的人才有座位，其他参加者都必须临时为自己找安身之处，或席地而坐，或站在门口。那24小时，罗兰的光彩达到了顶峰。索莱尔斯证实：他"简直像是柏格森"。

就像罗兰所诙谐地指出的那样，在61岁的时候，他终于从小学到了中学罗兰?巴尔特最早这样说，见于其在法兰西公学讲授的"如何共同生活"，他说："在何处链接？在高等实用研究院。何时链接呢？去年，在一次很小的研讨班上，那个研讨班所设想的——不，所处理的主题是：`言语活动的恐吓。`因此，我要说：我在接受这个词语的同时，还想指出，在我看来，在`小学`与`中学`之间不存在不连续性。"在法语中。"小学"与"研究院"都使用同一个单词"Ecole"，而"中学"与"法兰西公学"都使用"Collège"。因此，"从小学到了中学"一语，指的就是从高等实用研究院到法兰西公学。。小学即高等实用研究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他1966年时进入那里讲课。他在那儿开办听众面比较窄的研讨班，根据身体标准和大学受教育水平亲自选择参加者。在50岁之后，他放弃了与同龄人在一起，而更喜欢让一些小伙子陪着。通过研讨班的媒介手段，他编织了一个真正的年轻知识分子关系网——他们通常都是些同性恋者，这些人以罗兰为中心又组织起了第二个家庭。在的日子里，他认真交往的，都是他的学员：神秘莫测的让路易(Jean Louis)、迷人的尤瑟夫(Youssef)、他最喜欢的另一个罗兰，还有其他17一些人。很少有女人。不过，罗兰对女人也赋予了同样的热情。他们在高等实用研究院附近街道的一家咖啡馆里继续着课程。而到了年底，所有的人又都聚集在同一条街的一家中餐馆里。一年当中，老师和他最亲近的学生多次一起用餐。

在进入法兰西公学之后，他便与这种家庭环境断绝了来往。因为预感到他会怀念高等实用研究院里的平静气氛。"他曾经犹豫是否去当候选人，他之所以去，部分原因是为了他自己——不管怎么说，他会在这样有威望的学府里受到崇敬，部分原因也是为了他的母亲，这是他可以给她的礼物，因为他已经知道母亲将不久于人世了。"另一位罗兰，也是他的所爱，建议他不要跳槽，然而罗兰最终选择了另辟蹊径。现在，他一个人站在讲台上，面对着期待看一场真正独角戏的大群听众。

也许，1977年1月7日约17时30分，在法兰西公学第八教室发生的事情使他感到害怕。那24小时，他穿着他始终不换的粗呢上衣，喝了一口水后缓缓开始讲课。他滑润的嗓音构成了他的魅力之一——一种真正的"狂想曲"(克里斯蒂娃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祖籍保加利亚的法国符号学家、女权运动发起人之一。)，他有条不紊地讲了课程的前面部分。有个学生做了对比："我也听过米歇尔?福柯的及时堂课：根本听不清楚。罗兰很快就度过了他的怯场阶段。"他不只是仪表堂堂，而且很快就表现得像是"一位不太确定的主体"。他进入法兰西公学，正式身份是专门为他开设的文学符号学讲座的讲师。但是，他指出，由于他很早就不搞这一专业了，所以他没有什么题目可用来确立他作为研究符号的符号学家的身份。

说真的，从来没有谁能明确指出这位老师是哪一学科的教皇。但他肯定是教皇，因为他的影响力超过了由他的弟子们所组成的圈子：对于哪怕是很小的时事变化，他们都想听取他的意见。但是，他属于哪一种教会呢？他是社会学家、语言学家、结构论者、随笔作家、道德说教家吗？他本人更喜欢不被划分到任何一类当中。也许，最适合他的头衔，是在这及时次上课之际于《新观察家》杂志上发表的他接受贝尔纳亨利?莱维的采访记录中想得到的那个头衔。

在此之前不久，根据左派知识分子的条条框框，罗兰犯了一个错误：他曾与当时的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总统府一起用过午餐。和阶级对手一起吃饭、喝酒，是当时的巴黎团体所不能接受的。罗兰被要求给予解释，他便出现在贝尔纳亨利?莱维面前，以一位"神话猎手"的姿态自居，说这是因为他本性"好奇"，因此，他应该"到处走走"。

他一生当中，始终怀有凡事都要搞明白的冲动。他喜欢解码文学作品，但一律只是分析明显的事件及细微的现象。在早些时候出版的一本很短的自传体书籍中，他承认自己总是被这样一个问题牵着走："这意味着什么？"并且，他总是对自己的研究作出这种庸俗的疑问："我在农村的家里，总是到花园里小便，这是为什么呢？"他所思考的领域不是确定的，同时又是难以确定的，因为他首先服从于他随心所欲的脾气。

法兰西公学，是否就因为这个差一点要重新安排他呢？进入法兰西公学，一如进入法兰西学院，是需要现有成员选举的，并且他们面对的可能是多位候选人。罗兰仅以一票的优势当选，而他注意到，当时也只有一位竞争对手充当陪衬。他没花费气力去充实差劲的履历，甚至还是个无固定职业的人。他的一位好友指出了相关原因："他始终遵守当前的所有主义：需要的时候，他就是马克思主义者，随后是符号学家，再随后是结构主义者。他在这些系统内部烹制他的菜肴。"他的某些同代人认为这种菜肴是乏味的，因此把他看作是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的人。这些人以两位法兰西公学的顶梁柱为首，他们是米歇尔?福柯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不过，他与前者有旧情。在都还很年轻的时候，他们曾一起去摩洛哥做过旅行。但是，他们最终因一个人而反目。对于那次失和，有两种说法。按照及时种说法，罗兰大概对米歇尔的同伴表现出了过分的蔑视，因此伤害了米歇尔。罗兰曾对他的几位朋友解释说："我不明白，一位哲学家竟然没有哲学家的样子。"这种评论，与第二种说法并非不可共存：罗兰也许对于上面所说的福柯的同伴过分感兴趣了。不管怎样，隔阂一直很深。索莱尔斯回忆说，有一次他与福柯一起吃午饭，福柯用这样的话来威胁他："你必须在与他的友情和与我的友情之间做出选择。"

尽管罗兰不肯承认，但他确实很想进入法兰西公学，他向自己最熟悉的公学成员表明过这种意愿。这个人大概就是米歇尔?福柯，因为后者对周围的人毫不掩饰自己的困惑与尴尬：他没有想到是在这种情况下与旧日伙伴重新会面。不过，一切都表明，因为昔日情分，他还是在这件事中发挥了作用。他毫不隐瞒对罗兰的著述的蔑视，但并不伤害罗兰本人。

福柯这样做，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刚好相反。列维斯特劳斯不容忍把结构主义者的标签贴在一位随笔作家身上，因为他只把这位随笔作家看作是可爱的蝴蝶猎手。而对罗兰来说，他的疑问会延续到生命的结束：列维斯特劳斯对他进入公学投赞成票了吗？答案大概只能是否定的。罗兰的一位近友说："确切地讲，他的当选，多亏了公学里的科学家成员。那些文学家并不认为他具备资格。"

与这一情况有着惊人不同的是：在一般知识分子看来，罗兰已经是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了。在国外，他被看作是法兰西思想界的超级明星。这显然有些奉承因素，罗兰在其自传中有一幅插图，标题是"时髦的结构主义"，上面有四位装扮成十足的野人的知识分子：福柯、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和他自己。您可找一下谁是其中另类的那个。在上面提到的前三位看来，罗兰只不过是《写作的零度》(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的作者。

对于同辈的判断，罗兰很清楚问题在什么地方。上完及时课的当天晚上，他请几位同辈去参加在尤瑟夫和让路易家里举办的宴会。福柯带着他的几位崇拜者出席了宴会。罗兰很快就脱离了他们而待在了另一个房间里。他对这次会面有些恼火："他在组织他的苏格拉底式小圈子。" 意思是他在搞同性恋小圈子。过了一会儿，人们发现罗兰在一位客人面前表现出了自卑感，因为这位客人对他们两人走过的道路做了比较："福柯，他是一位大学者。"然而，福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跟在别人后面。但是到了1968年5月，情况颠倒了过来。福柯由于出版了《疯癫史》(Histoire de lafolie)一书，进入了他与"狂人"在一起的阶段。而这时的罗兰却表现得颇有教养，他无法忍受鼓动大学生烧毁偶像的那种对立气氛。

对于这及时课，罗兰与他在高等实用研究院的学生们一起做了多次认真准备。他既不是真正的苏格拉底，也不是声名大噪的学者；他只想表明他决不会损害法兰西公学的名望。为了这一目的，他在文本中安排了一颗手雷，并在结束导论之际拉动了引线："语言既不是反动的，也不是进步的，它仅仅是法西斯主义的，因为法西斯主义并不是阻止说话，而是强迫说话。"

所有听到及时课的人，都还记得当时大厅里的反应。寂静突然被打破，接着是人声鼎沸。他的一位弟子肯定地说："他这样说，是为了使福柯感到惊讶，是为了说明他也可以煽情。"他总是带着福柯情结。但是，他失败了。一位在场的证人说，他的目光与公学的这位苏格拉底式人物交会了一下："福柯眼睛看着天。这意味着：罗兰最终没有达到高度。"一位知名的语言学家说，在听到这样的"蠢话"之后，他简直瘫痪了。一位近友告诉我："罗兰后来一直在捍卫他的判断。但是，他是在自欺：他知道自己已被定格在那里。"

那24小时，人们比任何时候都觉得无比反常。一些"学者"不乏遗憾，认为罗兰的煽情既专横又空洞。但是，在几乎全部的听众看来，他的煽情是能力所至：他的天赋之一，难道不正存在于他的表达方式的意义之中吗？讲课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向他表示祝贺。一连三年，公学的第八教室都座无虚席。行政部门只好在另一间教室安上音响设备，以便让所有在学院街上急速奔跑的人都听得到罗兰的话。到了70年代末，罗兰的独角戏真正成了必修课。

及时课的当天晚上，在尤瑟夫与让路易的住处，罗兰几乎一直是快乐的。作为擅长搞双边关系的专家，罗兰害怕他的圈内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因为这会带来"混乱"。只有福柯的随从人员待在了其他地方，因此，人们还是24搅和在了一起。即便是那位苏格拉底，最终也出现在客人们中间。一位机灵的大学生抓住这一机会对福柯说："我是神经错乱者。"福柯对答道："这很有意思。但是，在我看来，神经错乱并不存在。"

罗兰开始梦想成立一个"朋友共和国"，以躲避干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总在抱怨自己不断地被那些"讨厌之人"的要求搞得很烦躁。他感叹说："如果所有的人都像这里的人，那我们可以组成多么好的社会呀。"那天晚上，只有母亲和弟弟没有参与庆贺。他对捧场的人说："妈妈太累了，不能来这里。"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向母亲透露他是同性恋者，也没有让她认识他的那些极怪诞的朋友。作为同时有两个家庭的男子，他白天是妈妈的真正长子，晚上则是年轻人的"猎手"。热内曾区分过"牧羊女的巴尔特"与"男人妓院的巴尔特"。那天晚上，像其他晚上一样，在尤瑟夫与让路易的住处有太多的小伙子，因此不可能让妈妈和弟弟来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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