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房子大多风格闲适，并且占地面积很广。我们的老房子也不例外。院中有十六座平房，大大小小的房间大约一百七十五间。所有的房门都面向庭院，围成一个四方形。房子门前有走廊相通。这样的布局，你无须跨出大门一步。就能通过走廊从一个房间进出其他房间，走廊用玻璃密封。

读者或许会奇怪，这么多房问，我们要如何安排。其实，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加上众多秘书、文员、信使、仆人、马夫和轿夫，可以说要让这些房子物尽其用没有一点问题。

环绕房子的花园是依照中国风格建造。园中池塘里，金鱼游来游去，夏天时，塘里开满荷花，小桥横架，垂柳扶岸，各种各样的花儿布满小径两旁，花带在池塘岸边迂回曲折。一八九九年，我们去巴黎的时候，花园里整个看去是一片花和绿色的海洋，见者无不赞叹。

在北京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不知道安顿在哪里。因此，在天津的时候父亲就打电话给他的一位老朋友请求帮忙代找房子。颇费一番周折之后，我们总算有了一处安身之所，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处居所颇有来头。

义和团运动之后，李鸿章曾在这里和外国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并最终在这里寿终正寝。李鸿章去世后，我们是及时家住进这座房子的人。

一九〇三年一月二日，结束在法国的任期后，我的父亲裕庚大人以及我的母亲带着家人、随从、随从家属、仆人等共五十五人乘船回到上海。我们抵达上海的时候，天下起了倾盆大雨，这可是件麻烦事。安置众多的随从对我们来说尚成问题，更不用说照看大堆的行李了。根据我们以往的旅行经历，在眼下这种时刻，这些随从、仆人中没有一个能指望得上的。因此，我们只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母亲身上。毫无疑问，母亲在处理这些麻烦事情上是个天才。

船抵达法租界的港口时，我们见到了上海道台(上海较高行政长官)以及众多上海的地方官员，他们都身穿朝服。上海道台告诉我父亲，他们已经准备好天后宫供我们在上海逗留期间居住。但是，我的父亲拒绝了道台的好意，他告诉道台，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已经给法租界的侨民饭店打去电话，想必那里已经为我们打点好了一切。一八九五年，父亲作为驻日公使前往日本就任的途中，我们曾在“天后宫”短暂居住。鉴于以往不愉快的经历，我们也不想再住一次。

天后宫是一座古老的建筑，刚刚建成的时候非常漂亮，但如今年久失修，已经破烂不堪。按照朝廷规定，高官经过地方时，地方官员必须为高官提供食宿，而高官们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也会客随主便，但是，我的父亲总会婉言谢绝这些帮助。

，我们终于安全到达侨民饭店。到那里才得知朝廷已经两次打来电话要求父亲即刻进京。但那时通往天津的航道还处在冰封期，加上父亲年迈多病，离不开医生的看护，因此没有办法成行。如果绕道秦皇岛，父亲的身体也是禁受不起一路颠簸劳累的。于是，父亲打电话说，待贝普河(Peiho River)一开冻，我们会立即离开上海，赶往天津。

二月二十二号我们离开上海，二十六号抵达天津。如先前在上海的经历一样，天津的道台及当地的一干随从接待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