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大学受训练的社会学家，对于人类本性的问题，会发现难以逃避一个历史授予他们的假设。那个世纪初，大量来自贫穷和文盲家庭且生活于人口密集社区的儿童，在学校里表现很差，扰乱了社会和谐。对于这些事实，社会科学家偏好的解释是强调经历在制造状况时的影响。对于心灵可塑性的这种不被质疑的信念，其实是还没有被研究证明的想法，维持了人们的某种期望，即通过恰当的家庭教养以及在学校里由有责任心的老师进行恰当的指导，所有孩子都可能被转变为有贡献的公民。

仅仅在几十年之前，很多专家假设那些出生于贫穷移民家庭的儿童之所以适应力不好，可以归因于遗传的生物缺陷。这种悲观的解释困扰了持有自由主义的美国人，他们深信经历的力量可以征服除了最严重的缺陷外的所有缺陷，于是他们渴望寻找科学证据来证明他们的信念。弗洛伊德和行为主义学者提供了确认，他们宣布经历上的差异可以解释儿童在能力和行为上大多数的个体差异。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大部分的发展心理学家很肯定地认为，儿童早期的事件，尤其是家庭事件，是青春期和成人期状况的主要决定因素。心理学家虽然没有否认，但是基本上忽略了每个儿童的生物特征。

1960年以后许多意外的科学发现，挑战了这种乐观的想法。斯特拉·切斯(Stella Chess)和亚历山大·托马斯(Alexander Thomas)描述了婴儿气质对以后个性的影响，同一时期其他研究者也发现证据支持基因对于很多天赋的贡献。这些发现—以及研究者无法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经历可以创造出极端害羞、具有攻击性或者智力上缺陷的孩子，迫使下一波的心理学家开始承认生物的影响。

我在1950年进入研究生院，投身于经典环境学派，但是我也充分地接触到生物学派的观点，借助一个偶然事件，最终导致了一次个人的顿悟。这个事件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我作为美国科学家团的一名成员访问危地马拉，负责评价一项研究方案。这个方案考察营养补充剂对于生活在贫困农村的营养不良儿童在健康和认知天赋方面的作用。我与负责指挥日常研究进展的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克莱因(Robert Klein)正式会面后，他带我来到位于这个国家西北部的阿蒂特兰湖。位于火山下的深蓝色湖精致美丽，村落环绕。这些村落里住着玛雅印第安人的后裔，一些村民生活在200年来都不曾变化的环境中。

这里的场景触发了我对儿童在非西方环境下如何发展的好奇心，于是我在1972～1973年休假期间观察了生活在这个湖旁边最贫穷、最偏僻的一个村落，观察成人和儿童的生活。就在那里，经过数个月的研究，我不得不承认了生物通过控制大脑成熟，对心理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个想法也被其他实验室提供的证据证明。1973年秋天我回到哈佛，全身心投入实验室的大量工作来探究这个研究想法。

我在1984年出版的书《儿童的天性》(The Nature of the Child)中，概括了对于个体发展修正后的观点。这本书(以及1994年的修订版)包含了三个主题。及时个主题是生命最初几年在行为上的主要变化依赖于大脑成熟的阶段。这个想法暗示了第二个主题—在一岁前建立的习惯和情感可能很大程度被改变，以至于对后来青少年期的心理状态没有太大影响。第三个主题是人类理解对错区别的能力在第二年就萌发了。这三个观点，虽然在28年前还是没有把握的，但有赖于很多研究者的努力，现在已变成确切的事实。

2011年春天，当我寻找写作项目的时候，重新修订《儿童的天性》这本书的想法刺激了我，Basic Books出版社的T. J. Kelleher认为这个提议很有吸引力。每当完成每一章的初稿，我就惊讶地发现真的有必要重新修正我的论证，并且重新表达三个研究问题，因为它们在1984年出书时还没有很清晰地表达出来。这三个研究问题是：对于所有儿童来说，在认知天赋、运动能力、情绪、信念和道德价值上遗传下来的发展轨道，有哪些具有可以预期的可能性？经历上的差异如何影响这些特性发展的速度，以及它们表达的形式？，什么因素决定了在同一社区里的儿童和成人之间的个体差异？现在这本书比原来那本，更加深入地探索了道德和情绪的概念，讨论了一个在1984年还不那么凸显但是现在很普遍的问题：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疾病。因为这本书比原来那本涵盖了更大的领域，它需要一个新的书名。

第1章讨论了文化和历史的影响。每个人处于某一个特定的文化、某一个特定的时代的经历，就如同在出生后的头几个小时里面，从一个包含多种可能性的信封里选出了一个配置文件。人类行为被周围环境的特征以及这个人的动机和信念所控制。一方面，儿童必须对威胁他们生存或心灵平静的事件做出反应；另一方面，很多行为是由想法所激发的，尤其在如何表征那些我们应该获得的属性—无论是好成绩、友谊、爱情、金钱、高尚地位，还是更高的权力。

发生在一个文化里的一个历史时期中的事件，通常挑战了既存的价值观，造就了具有不同道德假设的新一代人。在1970年以后走向成熟的那代美国人，相对于他们的祖辈来说，更加宽容，更质疑，对于性问题没有那么谨慎。

第2章和第3章记录了前三年在认知发展方面基于生物的进展。其中最重要的进步在于婴儿对经历的表征的性质、工作记忆的提高、语言的初始形式的出现、推理、道德感和责任心。

发展学家正热烈地争论着婴儿的知识和青少年看似相似的知识之间到底有多相似。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婴儿对数量和因果关系的理解，与13岁的少年对相应概念的理解，共享着重要的特征。我考虑了这些证据，偏向于质疑的立场。

第4章讨论了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包括家长教养方式、对家庭成员和社会团体的认同感、出生顺序、社区大小和历史时期。我非常重视儿童所在家庭的社会阶层。很多心理学家认为儿童的社会阶层只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变量，他们认为必须把这个变量在统计上控制，以便证明某种经历，比如严厉惩罚、虐待伤害、同辈欺凌或母亲疾病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不幸的是，统计上控制了社会阶层的影响，也就排除了一个重要的前因性条件，因为对于来自优越家庭的儿童来说，以上列举的不愉快经历被稀释了。儿童的社会阶层代表了相关经历的一个大集合，无法在不影响结果的前提下从整体模式中排除出来。

儿童对于父母、家庭门第、阶层和种族的认同感—基于共享的特征和间接感受到的情感—对情绪和预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可以持续一生。不幸的是，心理学家还没有找到方法去地测量这些认同感。因此，我不得不依赖回忆录和自传，来记录著名作家或纳粹军官的情绪后果。这一章还将讨论依恋关系这行的概念，并且讨论了约翰·鲍比(John Bowlby)的观点：婴儿与其家长之间的依恋关系能够预期婴儿后来的适应情况。这一论断并没有被证实。

第5章讨论两个关键的疑问：儿童早期的哪些特征会被保留，以及儿童的发展阶段是否影响保留的程度。证据表明，直到儿童六七岁时，其公开行为很少被长期保留下来。这个事实引发了关于新认知能力所伴随的心理发展阶段的讨论，由此对习惯和情绪的保留也有所启示。

人类道德一直以来都引发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如同我在1984年的观点一样，我仍然相信：是非对错的概念获得，影响了儿童行为的很多方面。第6章对道德的各种意义进行分析，并且描述了在青春期建立起比较固定的道德立场时所经历的发展阶段。达尔文认为人类道德衍生于猴子和大猿的亲社会性，我对于这种观点持怀疑态度。事实上，我认为人类利他主义的定义性特征是一个人的意图，而在动物中可比的特征是个体对其他动物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人类帮助他人，是因为他们希望把自己看作好人，希望避免内疚的不愉快感受，内疚可以发生在当一个人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时。虽然研究动物和人类的研究者使用相同的词汇，但是利他主义的这两种含义是有严格区别的。

围绕着身体感受和人类情绪状态之间关系的疑问一直以来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答。第7章在开头分析对于情绪的很多定义，并分析在所有语言中流行的情绪词语都是对身体感受的解释这一观点。这些词语可以用在没有感受的情况下—当有一种感受时，词语常常无法具体指出感受的性质和来源，以及某个特定行为的目标。

过去30多年来，对儿童和成人的精神疾病的诊断有了惊人的增加，需要专门一章来讨论这个让人困扰的事实。第8章质疑了现代疾病分类的有效性，因为它们无视了症状的原因；这一章还讨论了一种药物或者一种疗法，其有效性的信念是疾病能否缓解或治愈的最根本原因。

一章描述了相对于生物科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进展缓慢的四个理由。及时个障碍是不良研究习惯：依赖于单一原因和单一结果测量，而不是依赖于对原因和结果整体模式的测量。太多心理学家在研究人类的时候仅仅依赖问卷作为证据。这种信息无法捕捉受访者的答案中宣称想要描述的感受、意图和思维的复杂性。即使单一行为被测量了，但相关概念没有清晰的含义，因为大多数行为是不止一种条件的结果。为了理解某个特定行为的理论重要性和意义，我们需要额外的信息，包括对行为伴随的大脑和身体活动进行测量。

很多心理学家在探索测量大脑的技术，比如脑电波图、核磁共振扫描和脑磁图。使用这些技术获得的研究结果已经告诉我们朴素的真理，即两个来源的证据总是比一个来源要好。当问卷的答案与大脑的测量相结合时，研究者可以对语言表述和生理两者的含义有更加丰富的理解。

第二个阻碍社会科学发展的障碍是，缺乏考虑不同社会阶层成员之间惊人的心理差异相对应的内在机制。很多研究报告记录了学业成就、心理疾病和犯罪行为的差别，但是很少有心理学家试图探讨人们对于自己在社会上所在位置的个人知觉是如何形成的。

第三个阻碍进步的障碍是，偏好于在开始研究时受到直觉上有吸引力的假设所引导，而不是受令人困惑的现象所引导。自然科学家通常尝试理解稳健的事实的原因。为什么猫生出猫？为什么月亮在天空中的位置在每月变化？为什么只有一些人在瘟疫中发烧？为什么牛奶变酸？

与此相对的，社会科学家通常从大词汇开始研究，比如调节、焦虑或者压力，这些词汇来自直觉，并没有具体指出主体、场景或者概念的证据来源。社会科学进展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被诱惑去认同一个抽象概念，并且在证据中寻求它的存在，而证据是来自在单一场景中进行的单一程序。生物学上的很多重要发现是基于偶然的观察结果，而不被已存在的理论所预期。这里包括经历对于压制基因表达的作用，慢性压力对于免疫系统的完好所起的作用，知道自己在环境中所在位置的神经基础，以及杏仁核在恐惧状态中的角色。

第四个障碍是研究者无法解释一个心理现象如何从一个大脑状态中形成。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包括：拒绝承认一个大脑状态可以成为不止一种心理结果的基础；过于依赖磁扫描技术所带来的问题，磁扫描技术提供心理过程的指标过于粗糙；以及神经科学家无法创造词汇来描述大脑的状况。

虽然存在这些问题，但我们还是有很好的理由来庆贺在过去30年取得的实质进步。今天很少有心理学家还会如同之前的心理学家那样，认为儿童仅通过条件反射的基础就能学会说话或者发展出道德感。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气质对于人格发展的贡献，而情绪这个概念，过去曾经被认为太过模糊而难以研究，现在已经有一本杂志专门以此命名。在思维和感受之间存在的墙被打破了。

更重要的是，很多年轻一代的成员愿意学习复杂的技术来测量大脑活动、基因和分子浓度，来评估对发展的生物影响。儿童科学研究的历史少于150年。如果我们从伽利略在17世纪初期的发现开始计算，物理学已有400年的历史。跟随伽利略足迹的及时波自然科学家并不知道轻子、夸克子、玻色子是物质的构成基础。我希望读者理解，对于有才能的研究者经过奋斗而获得的胜利，我的解释是合理的、易读懂的，也是激发反思的。我在解释现有证据时，尽量实话实说，但有时候过于诚实。每一个作者都想象有观众在身后偷看正在拼凑在一起的文字。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所想象的读者还没有决定如何定义人本性的特征，也还没有决定促使婴儿变为儿童、儿童变为青少年、青少年变为成人的动力。我希望这样的读者存在。

感谢Marshall Haith、David Kupfer、Jay Schulkin和Robert Levine对不同章节提出批判性意见。也非常感谢Thomas Kelleher对我本来觉得已经合格的文稿，进行了技艺精湛的编辑。感谢Christine Arden的排版编辑，以及Moira Dilon帮助准备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