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邵子南到成都专程来接他，他只好将全家迁移。在山城，大家都亲切接待他，好像事先商量好似的，谁也不曾批评他的无组织行为。因为事先确定了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是一套办事机构，所以市委宣传部长任白戈兼了文联主任，沙汀是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这正是再合适不过的搭档，而且艾芜已经在市文联里。同这两个朋友合作是令人愉快的。

1951年我从川西文联调西南文联，又与沙老在一起。机关在新民街离“解放碑”不远的一座院子里，原是军阀的洋房，石头铺地，正中一幢三层楼房，旁边一个相连的院子还有座小三层楼。沙汀一家便住在这小三层的二楼，一大一小两间屋。沙汀夫妇住小屋，他岳母领着三个孩子住大间，只杨礼不在身边，刚宜四岁，有个吴嫂管家。

沙汀一直瘦削，嗓门很大，容易激动，吵架没心，人是正直的，毫不虚伪。四川人爱发急，爱摆龙门阵，幽默，他都具备。他对解放后的新鲜东西不能一下子接受，自己开伙，不吃食堂，对机关生活也不适应，总提出要去农村访问。

他开始解放后最初的创作。《到朝鲜前线去》《控诉》《母亲》都是反映现实的，视点换成了城市，他不十分习惯。成渝铁路的修建是一件轰动全川、全国的大事，重庆市文工团的石玺在创作一部多幕话剧《四十年的愿望》，他参与了修改、定稿工作。文化部很重视这部作品，曾调到北京的戏剧研究所由洪深指导加工。为了剧本没有正面反映部队对修筑成渝路的贡献，激烈地发过脾气。1952年9月正式上演了，但随后也就收了摊子。

从去年5月全国讨论《武训传》，年末展开文艺界整风学习以来，“检查”不断，他的创作自信已经不那么牢固。他想起去年10月纪念鲁迅诞生七十周年时写过的文章。用检讨的姿态谈过去的创作“暴露过多、光明太少”的毛病。可面对刚刚“”后的农民，发现自己的思想调整远没有完成。他不知道光明的颜料应如何调制，如何涂抹。他还不习惯表现新时代。

这段时间他在思考他过去作品的全部价值。为了《淘金记》的重版，他与文艺处的严文井交换意见，这位鲁艺的同事请示过胡乔木，作了肯定的答复。是从过去走向未来，还是一切另起炉灶，他想利用到北京准备出国的这次机会，找些老朋友谈谈。

在北京他住在东总布胡同文协院里，他去看望全国文联的周扬、文协的丁玲两个负责人。周扬很忙，劝他不必紧张，因为访问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有复杂的情况。何其芳从颐和园附近的高级党校跑到东单来看他，语言的洪流一淌出来，容不得别人插嘴。何其芳大讲在河北平山的见闻，描述他未来的“”长篇小说。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热情也不能化为文字。等沙汀去党校回访，其芳给了他一份关于中国文学的发言稿，原是他自己准备的，在国外没讲成，他就不要分文地“卖”给了老朋友。沙汀在柏林果然派上了用场。

他到去与严文井叙旧，却意外碰到了赵树理。赵树理的“小二黑”、“李有才”这时走遍全国。赵住在文艺处，正集中阅读苏联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学作品。沙汀好奇地瞄着这位鼎鼎大名的人物，穿一件短袄，下面也不像是制服裤，没有一丝解放区干部气。赵的左手臂不知怎么出了毛病，用根绷带吊起。他很自然地问起伤情，不料，赵树理立即口念锣鼓，边唱边舞，当着及时次见面的客人演起山西上党梆子来了。这真让他吃惊。他不熟悉梆子，北音的苍凉比起川戏的高腔自然更古朴、深厚。他的注意力被眼前这位“民间艺人”的表演吸引住了。几句唱过，赵树理报了一折戏文的名字，好像叫《三卖武》，然后便说自己受伤就如同这出戏中的一个角色一样。P11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