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陈六事疏》 敢请君王 搞独裁

高拱下野，徐阶引退，张居正成为朝中的实权人物。多年的夙愿， 终于看到大展宏图的希望，张居正又上了《陈六事疏》。看似不足为奇的条款里，透出了深刻而果决的改革思想。甚至，他奉劝皇帝，要做秦始皇那样的人物，大搞独裁 ！

隆庆元年二月，张居正入阁。那时内阁共有六位大学士，张居正排第六。

结果到五月，原本排行第三的高拱下台；九月，排行第四的郭朴下台；再到隆庆二年七月，徐阶也主动致仕。于是张居正在短短一年半之间，由初进内阁时的第六，排到了第三。

内阁中的首辅李春芳，是自己的状元同年，文采飞扬，但治政的能力平平；次辅是自己的老师陈以勤。他俩都只能说是才能中上的老好人， 善于讲经学，和稀泥。真正能主导朝政大局的，只有靠张居正了。

数十年的学习，数十年的历练，这一刻终于可以大展宏图了吗？

张居正禁不住有一些重任在肩的紧张和兴奋，也有一些自得。甚至有一段记载，说在徐阶去职以后，接替首辅的李春芳，私下对老同学张居正道：“唉，徐老师已经去职了，看样子我也很难在这个位置上久留，早晚也要辞职。”

而张居正的回答是：“师兄高见，这样才能保全名声和地位。”

言下之意，你李春芳要是长久在首辅位置上待着，只怕会把政务搞砸，落得身败名裂。再言下之意，只有我张居正，才是真正能主持朝政大计的。虽然是真话，但也足见张居正有时还露出年轻时不加掩饰的狂性。

隆庆二年八月，也就是徐阶退休后一个月，张居正上了一份奏章，这便是著名的《陈六事疏》。在这个奏章里，张居正发表了他对于国政的看法。在他眼里，振兴国政的六件大事是：(1)省议论；(2)振纪纲；(3)重诏令；(4)核名实；(5)固邦本；(6)饬武备。

这六条，都是平凡无奇，并没有多少惊世骇俗的高论。

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治理国家，原本就是要从平凡的地方入手， 把一些基本的事务搞好，国力自然会蒸蒸日上。

使用前人不曾想到的新鲜法子，产生突飞猛进的奇效，这样的事例并非没有，然而硬要追求标新立异，却只是在把国事当作儿戏。

细细剖析这看似平凡的六条，可以从中看出张居正的主要政治观点。

先看及时条，省议论。这一条中，张居正首先指出了当前朝廷里“议论风行”的现象：任何一件事情，需要决策的时候，总会有许多人跳出来，有的说这样，有的说那样，各种质疑，各种的挑毛病，让负责的人举棋不定，皇帝也心生疑虑。然而这些议论者，只顾着自己发言痛快，其实根本不会去承担责任。有时候一件事情，张三赞成，李四反对；有时候一个人自己，都是朝三暮四，变化不定。这些言论泛滥，除了搅乱正事，起不到别的作用。很多事情做到一半，就被纷纷的言论给毁掉了。

接着，张居正分析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世事很难两全，总是有利有弊；一个人也不可能无缺，总是有优点有缺点。所以，拿主意的人，关键在于权衡一件事利弊，评价一个人的优缺点。然而那些乱发表议论的人，总喜欢抓住一点就开始夸大其词，扰乱判定，所以什么事都干不成。

针对此，张居正建议说，从古以来，参与讨论的人虽然多，最终决策还是要靠一个人。皇帝应该自己励精图治，少去听那些无用的辩词， 多追求政务的效果。做事的时候，一开始就要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 一旦下定决心，就坚持到底，不要听信任何阻挠之言，就像当年唐宪宗讨伐淮西吴元济一样；同样，用一个人，要从开始就仔细考察其品性才能，一旦确定则用人不疑，哪怕有再多的毁谤之词也不要听信，就像魏文侯用乐羊一样。皇帝还应该吩咐各级部门，把以前那种追求辞章华美、言辞犀利的奏章都给简化，大家说话直来直去，少绕圈子。官员们也应该专心本职工作，减少口舌之争，这样才能改变朝廷和社会的风尚。

这是张居正六事中的及时条，开宗明义，反映的也是张居正心中最重要的一条。很显然，张居正针对的，就是明朝盛行的言官制度。

明朝部分沿袭了宋朝时候士大夫敢于劝谏的习惯，在朝廷专设了言官——御史和给事中。这些官员品级较低，却拥有监督和弹劾高官的权力。在明朝的大多数时间，言官都是非常活跃的，不是骂当朝首辅品行不端，就是攻击某部尚书处事不正，皇帝也会成为他们批评的对象。在嘉靖一朝，因为皇帝本身比较强势，言官受到打击，气焰稍有收敛；而隆庆皇帝却是个心慈手软的好人，所以言官蜂起，简直到了不像话的地步，连高拱这样牛气哄哄的大学士，也被众言官给推倒了。

而张居正是个实干家。在他看来，言官大多数都是借着弹劾他人来哗众取宠，或者挟私报复，真正为国为民的奏章很少。而这种言官猖獗的习气，进一步影响到了整个朝廷，甚至整个社会。发表议论总是比实干要容易，给一件事情挑毛病也总是比干成一件事情轻松得多。放纵这种风气，那么空谈空论的习惯，就会干扰皇帝的判断和舆论，最终扼杀实干。所以，张居正要坚决打击这些议论。

他要用才华浇铸大明的铁桶江山，就必须排除各种干扰，尤其是言论干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朝中的这种议论，尽管确实会降低工作效率，但却是一种民主，是对当政者的一种制约。他们可能葬送掉原本有希望的事业，却也可能阻止错误的一意孤行。当年徐阶在干掉严嵩之后，纵容甚至鼓励言官们恢复大发议论的习惯，尽管他自己也随之成为靶子之一。

相比之下，年轻的张居正尽管学会了政治斗争中的隐忍，但在尝到权力甜蜜味道的时候，终究还是太犀利了。

第二条“振纪纲”则比较简单，希望皇帝能英明神武，严明法纪， 对群臣的赏功罚过都要公道，不能徇私枉法，也不能有所偏袒。

这一条，说起来简单，听起来像是套话，其实也有所针对。因为嘉靖皇帝，在四十多年的当政岁月里，恰恰最是赏罚不明，由着性子把朝中大臣们升官、下狱。这么一整，朝廷的政治斗争，胜败不看谁能做出更多功绩，谁能抓住对方把柄，而看谁更能摸清皇帝心思，拍他马屁， 在皇帝面前构陷对方。也因为这种特点，甚至当徐阶要收拾严世蕃的时候，他都不能用“杀害沈炼和杨继盛”这条人尽皆知的罪状(因为杀这两个人是皇帝当初同意的)，而必须另外捏造“勾结倭寇”“占据宝地”等莫须有的罪行，结果死有余辜的严世蕃，居然是被“冤杀”了。

张居正在嘉靖一朝二十年，见惯了这种闹剧。他没有老师徐阶的圆滑功夫，所以面对性子懦弱的隆庆皇帝，他也乘机刚正一把，告诫皇帝：一定不要让你自己的个人情感，阻挠了正义公道的推行！

第三条重诏令。在这一条里，张居正建议皇帝对朝廷的各部衙门加强管理，要求各部门一旦接到了圣旨，必须在几天之内给答复，要么立个期限完成；要么觉得有意见，也应该赶快拿出个清晰明白的道理辩解，行不行，为什么不行，怎么样才行。然后，根据各部门的答复，对相关事务进行监督，登记注册，直到事情办完才勾销。如果接到旨意， 超过期限都没有给出明确答复，那么就要严加治罪。而且对官员的优劣考评，也是根据他们完成事务的效率。这样一来，办事效率就会大大提高了。

这一条针对的，也是明朝官场乃至中国官场的痼疾。因为事务众多，干活的又总不如挑刺的，所以那些精明的便学会了明哲保身的妙法：接到什么事情，推三阻四，上个奏折陈述困难，寻求援助，总而言之，事情别到自己头上！这么一来二去，事情推没了，该解决的问题一点没解决，各位官老爷却落得清闲。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官僚主义。在一个朝代进入中期之后，最容易滋生这种习气。

而张居正就看不惯这一点，他是要做实事的，也不能容许官员尸位素餐。他的办法，就是斩断各部门打官腔、推责任的门路，接到了命令就必须给出严格清晰的说法，然后按照你的说法监督你执行，谁也不许打马虎眼！换种说法，就是通过标准的文件格式来明确责任，量化任务，既便于督促，也便于考核。

若干年后，张居正变法中的考成法，便是从此衍生而来的。

第四条称为“核名实”，是张居正对用人提出的建议。当时的朝廷任用官员，很多时候是看人的名声，名气大给大官，名气小给小官。但在张居正看来，这些所谓的“名声”，其实是靠不住的。因为名气要么是自己吹嘘出来的，要么是众人口口相传来的，总是掺杂了不少主观因素。而国家真正需要的，是那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这种靠名气判断人才的方法，会造成那些踏实干活、不会花言巧语的人得不到晋升，相反那些夸夸其谈、口若悬河之辈，却往往能获得声誉。更进一步，耿直坚持原则的人，可能会因为得罪人而遭到诋毁；阿谀奉承之辈，却左右逢源，得到更多赞誉而升官。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官员为了取得博学多才之名，不是把自己本职工作搞好，却去对那些本职之外的事情大发议论。官员的名不副实，造成了政府的效率低下，并最终影响政府的统治。

怎么改呢？张居正建议，任用官员不能凭所谓的名声；对于已经在任的官员升降，更要注重其工作实绩。他尤其强调，对于任满一定年限的官员，要精准考核，根据政绩判断“称职”“平常”或者“不称职”，据此进行升降和奖罚。此外，对于各部门的二把手，如果表现不错，干满一定年限就要升官，而且尽可能在本部门系统内升官而不必刻意更换单位，这样熟悉业务，也容易适应。如果部门一把手因为某种原因缺了，直接用二把手顶上，也不一定非要从其他地方平调。按照这种原则，一定能够使得“人有专职，事可责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了。

关于用人的这一条，其实和前面三条“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一脉相承，就是讲求务实，反对浮夸，以严格的考核制度来建设干部队伍。这些在今天听起来，或许算陈词滥调，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已经带上了很浓厚的改革色彩。因为在那个时代，本着“以德治天下” 的原则，统治者往往对清誉看得比实绩更重要。毕竟名声容易取，而政绩的考核却很费功夫。再者，以名誉录取官员，即使录取的人后来不称职，录取者的责任也有限的，毕竟可以拿“众望所归”当借口；而实绩的考核万一出现问题，录取者的连带责任也就重了。

所以，张居正这一条主张在当时可能遇到多大的阻力，也是可以想象的。

第五条是固邦本，这里的邦本，指的是国家财政。

国家的财政是帝国长治久安的基础，而老百姓的经济状况和合理的税制，又是国家财政的基础。嘉靖一朝四十余年，由于内阁斗争不休， 尤其是后期严嵩把持朝政、疯狂贪腐，而皇帝自己醉心修道，造成“民穷财尽”。张居正对此是相当痛心的。他看到了地方豪强兼并田地，将赋税负担转嫁给底层民众；也看到了贪官污吏欺凌良民、暴敛肥私。再加上从中央到地方遍及全国的奢靡风俗，使国家财政雪上加霜。

因此，张居正一方面要抑制豪强，培养老百姓的元气，另一方面主张厉行节约，希望皇帝顾念民间的艰辛，少干些劳民伤财的事。在张居正的六条建议中，这一条算不上出奇，却也很实在。

第六条是饬武备，也就是训练军队，加强边防。

在这一条中，张居正首先指出，边防是大明朝当前最可忧虑的事， 也是最急迫的事。近期边防上虽有良将镇守，但蒙古铁骑却随时可能入侵。所以，必须未雨绸缪，从容谋划。他认为，要稳定边防，及时要素就是皇帝自己要“赫然奋发”，树立保卫边疆的壮志，然后忠臣志士才能有报效国家的机会。否则，要是皇帝自己都畏首畏尾，那下面的官员就更不用说。

接下来，针对当前舆论(就是张居正前面希望“省”的“议论”) 认为的三个主要问题：兵力不够，粮食钱财不足，将领没有合适的，张居正一一批驳。他说，军队不怕人数少，怕的是没有战斗力。现在我们大明朝的军队编制和粮食关系都是完整的，只不过因为把关不严，造成很多缺额。难道还怕找不到人来吃皇粮吗？只要按照户籍，清查那些冒名顶替的、吃空饷的、潜逃的，把军籍全部补足，严加训练，怎么会没兵呢？只要把那些不必要的开销裁减掉，把钱省下来供养真正能打仗的将士，又怎么会愁钱粮不够？如果能对边境的武将们，重赏他们的军功，少用一些文法礼仪去制约他们，让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能够大展拳脚，那么这些武将一定会奋勇为国杀敌，又何必担心没良将呢？

随后，张居正表达自己的核心思想：别人怕没兵，没钱粮，没将领，我只怕咱们大明自己没有奋发的志向，成天苟且偷安，不思忧患， 那么就算有兵有粮有大将，也是白搭。所以，希望皇上先要坚定志向， 把职责下放给谋臣们，采取一系列实政，一方面不要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另一方面居安不忘思危，那么用不了五年，一定可以找到打败蒙古人的机会。

接下来，张居正又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措施：选择有能力能担当的边境官吏，在乡间组织“团练”，也就是民兵，作为正规军的辅佐；建立大量的乡间堡垒，蒙古人入侵时，民众可以把粮食、牲口和人员都撤退到堡垒中坚守，避免被掠走。在做好防御的同时，不时选派一些精锐部队，攻击蒙古人的薄弱环节，牵制他们的行动。这样就算蒙古人入侵， 也没法给我们带来太大伤害。这几条措施，虽然已经通过了内阁的讨论，但恐怕各部门只是敷衍塞责，不肯认真执行。所以，皇上应该要求兵部严格督促边境的将领们照策执行，并根据完成实效进行赏罚，确保边境的防御能实在完备。

此外，张居正还提到了整顿京城军营。如前所述，在明成祖时期， 北京有数十万驻军，足以对蒙古形成强大的威慑。后来随着时间推移， 这支威震八方的军队逐步衰败。张居正认为，现在京城的军队至少还有八九万人，如果训练有方，足够拱卫首都。因为历次来犯的蒙古骑兵， 最多也不过几万人。现在京营兵的较大毛病，在于将骄兵堕，不遵军法，每年春秋两季的操练，也只是外表光鲜的“面子工程”。北京城距离蒙古不远，如果边境被突破，铁骑几天就可能兵临城下，而京城守军如此虚弱，这才是最危险的。因此张居正建议，恢复明成祖时期的“大阅”仪式，就是每年一度或者两年一度，冬天由皇帝亲自检阅京军，考察将领的指挥能力和士兵的战斗力，对京军汰弱留强。张居正认为，这样一来，不仅皇帝手下直属数万精兵，能够加强对天下的控制力度，就连皇帝亲自阅兵的消息本身，也足以让蒙古人在入侵时有几分顾虑。

显然，关于加强边防这一条，张居正提出了具有操作性的建议。这或许是因为蒙古人历次入侵造成的深重灾难，给他留下了太深印象的缘故。

《陈六事疏》，是张居正继十九年前《论时政疏》之后，抛出的第二枚政治炸弹。

当初写《论时政疏》的时候，张居正二十五岁，刚刚入翰林院不久，还处在青涩的年龄。他在奏折里分析的明朝五个弊端，虽然显示出独到的眼光，但也有一部分是故作惊骇之言，而且具体到问题的解决就有些敷衍拼凑了。

相比之下，如今四十四岁的张居正，已经在朝廷度过了二十年时光，既体会到民间疾苦，也对朝政的要旨有了更多理解。对于支撑整个大明王朝的文官集团，他也带上自己独特的观点。他明白自己离不开这些文官，但他也厌恶他们，厌恶他们谋取私利，夸夸其谈，碌碌无为。这种厌恶主要不是道德上的批判，而是有能者对无能者的厌恶，尤其因为他们的聒噪和尸位素餐，会使张居正振兴大明的计划受到阻挠。

正是这种情况下，张居正写出了更加老辣和贴近实际的《陈六事疏》。这份奏章里，反映出张居正更加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强悍的务实能力，以及自信自负。总之，他希望按照自己的标准，来清理朝廷中的弊端。为了这一点，他不惜把满朝官员摆在自己潜意识中的敌对位置。面对着脾气宽和的隆庆皇帝，他很不满意。他希望隆庆皇帝能够树立君权的威严，加强专制独裁，排除群臣谏言的干扰。为了这个目的，他甚至开始鼓吹历来被儒家所反对的“暴君”秦始皇。张居正在自己的《杂著》里说：“从前夏商周三代的时候，是老一套的政治体制(分封)， 而到了秦国，加强法家治国，用了一套新的体制(其实就是中央集权制度)，可谓开辟混沌。这套体制至今还非常有用。假如秦始皇有能干儿子，遵守他的这套体制并且强化它，改进它，那么等过上几十年，东方六国的怀旧情绪已经淡去，儒家那些读书人也都不再有影响，老百姓全都习惯了听从皇帝的命令，那么就算再有一百个刘邦、项羽，又能怎么样呢？

“可惜，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仁义而懦弱，幼子胡亥年幼少昏庸，结果被赵高、李斯用奸计篡改遗诏，国政大乱，六国残余势力乘机造反， 在二世时代就推翻了秦。这是秦始皇的运气不好！

“然而，就算扶苏没有死，得以继承皇位，按照他的作风，也肯定会改变秦始皇的严刑峻法，而恢复夏商周三代那种分封的旧体制。这样必然造成国家实力削弱，而贵族豪强割据江山，肯定还是要发生祸乱而亡。后世的读书人，因为看到扶苏劝谏秦始皇不要焚书坑儒，就以为扶苏是个贤人，却不知道，真正扰乱秦国的，其实是扶苏！”

说完了秦始皇，张居正又开始说到明朝：“我大明朝开国皇帝，刚毅威猛，把宋朝的那些繁文苛礼、乱政弊习，一股脑全部扫清了。就算秦始皇时的法律，也未必有太祖的威严！这又称得上一次开辟混沌！可惜后来建文皇帝仁柔，任用一群腐儒，企图恢复宋朝那帮衰人的陋习， 把太祖的严厉法规变更得七七八八，这就和秦朝的扶苏是一样的！幸好成祖英明，重新采用严厉法规，以后的仁宗、宣宗、英宗、宪宗、孝宗，都是刚明英断，总揽乾纲，独运威福，严守着太祖的大法，所以人心大定，而皇帝的威势也能保持。至于先帝嘉靖皇帝，继位前恰好是正德皇帝(明武宗)引发的‘群奸乱政’，先帝英明神武，拿出了皇帝的威势，扫清这帮昏官，恢复皇纲，饬法纪，也让国家的神气再次张扬。” 这一系列历史故事，说明了什么呢？张居正解释说：“老百姓的心思，从来都是习惯成自然，久了就难以改变。所以我们要执行一切法度，都不要考虑开始时他们的想法。即使最初有些不方便，久了也就习惯了，长此下去也就安定了，没什么问题了。”

随后，他又打比方说：“夏商周三代中，商朝的法度规模是最严整的，这得益于商朝开国君主成汤和他的宰相伊尹，用他们的圣明和智慧，创下最初基业，之后又有六七任明君一起维持下去，所以国势一直都很强盛，到末年纣王虽然无道，周朝取代它也花费了很大功夫，靠了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辅佐成王三代才算把天下真正平定。

“至于咱们大明朝，立国的规模和商朝差不多，周朝根本比不上我们。诸位先帝传承光荣传统，所以虽然经历许多变故，但海内的人心都没有动摇，这就是立国初期传下来的‘用威’之效。那些书呆子不懂得新时代的特征，动不动就说夏商周如何如何好，还贬低我们太祖和成祖的法度。这和宋朝那帮卖国文人是一类的腐臭，根本不用理会！”

张居正这篇文章，应该说是相当大胆的。首先，他一反中国传统文化的惯例，赞美秦始皇的铁血手腕，还别出心裁地指责扶苏是乱秦之人。其次，他又把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的法度拿来和秦始皇相比，说什么“秦法不严于此”，要用常人的眼光，简直可以给他扣上“污蔑我朝太祖”的帽子了。然而他又确实是在满怀激情地歌颂，歌颂秦始皇，也歌颂朱元璋。甚至，商纣王的灭亡，在他笔下也成了一个正面的例子。

中国文人写论文，往往注重格律上的气势，而不太讲求内在逻辑论证的严谨。张居正这篇，观点新颖，视角独到，却也落了同样窠臼。比如嘉靖皇帝固然是一个很有主见很有威势的帝王，然而正因为这种独裁作风，在嘉靖一朝尤其是后期，国政其实相当混乱。张居正对此当然是熟知的，所以才有《陈六事疏》中的反省检讨。但说到为帝王的威势，他只是让隆庆皇帝学习嘉靖皇帝这种独裁胆识，却又闭口不谈嘉靖一朝的政绩了。此外，所谓三代商最严整的提法，也是不科学的。张居正拿这个举例子的真实意思，是想让隆庆皇帝如同成汤信任伊尹一样重用自己，君臣携手，共同振兴国家。

总之，《陈六事疏》加工《杂著》这篇文章，都反映出张居正在隆庆初年的一种政治态度。在朝廷上，严嵩倒了，高拱被整下去了，老

师徐阶也退职了。这种情况下，国政兴衰，舍我其谁？张居正胸中，激荡着执掌乾坤的豪情。他要隆庆皇帝独裁，其实是想借着隆庆皇帝的君权，来达到自己揽权的目的。不过，这份执着的希望，依然落空。因为隆庆皇帝并不是一个容易被鼓动的热血君主。在嘉靖皇帝座下当了多年的皇位潜在继承人，隆庆皇帝实在没有兴趣去振兴什么威权。朝中的大事，几位大臣商量着办就行了，他宁可在后宫饮酒，陪美人游玩。这就是皇帝和大学士之间的差异。

同时在内阁之中，张居正依然只不过是第三。在他上面有李春芳和老师陈以勤。他们都是好人，在张居正看来也是庸人，不堪担当扭转乾坤的大任，而张居正的冲劲十足，也多少会引起他们的不安。猜忌或者穿小鞋应该没有，但要指望三位大学士如手足般配合，沿着张居正规划

的方略推动大明改革，恐怕也没那么容易了。

张居正满怀激情的《陈六事疏》上去之后，皇帝诚恳地批示道：张老师，看了您的奏章，都是深深切合实务的条文啊！从中可以看出，您为了国家，深谋远虑，忠心耿耿！来，把张老师的奏章转到相关部门，由具体负责人酌情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