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社会大多数的我们，有时津津乐道于历史人物的那些耳熟能详的趣闻轶事，反而淡化了轶闻背后复杂乃至矛盾的生命体验。大多数人看待科学家时同样如此，并不因此务实严谨，却难免多出一重误读――立足不同层面对科学发生的误读。如果不真正了解钱学森对科学的贡献，众口一词或是产生截然对立的论断皆不足为奇。基于同一事实的不同观点，即使相互抵牾也可以称之为争论，否则只是盲人摸象自说自话罢了。

钱学森的战略科学家地位，我们听到过许多次。但什么是战略科学家？他何以是战略科学家？仍需要反复的理解和思索。无论信仰存在多么大的分野，或是道德何等程度上不可公度，科学毕竟有别于此，它有自身相对稳定的衡量尺度。让科学家回归科学，或许能更加明晰其在特定历史中的位置。

而今一扫纪新元

1956年2月2日，回到中国不到半年的钱学森，给尚在美利坚的好友郭永怀写了一封信。照片上的钱学森大多保持着深沉内敛、泰然处之的表情，他的信件，谈及科学事务总是理智审慎而情绪有所节制。而这封却不太一样，恳切喜悦之情贯穿始终："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老兄回来，还是可以做空气动力学工作，我们的需要绝不比您那面差，带书来的时候可以估计在内。多带书！这里俄文书多、好，而又价廉，只不过我看不懂，苦极！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这里的工作，不论在目标、内容和条件方面都是世界水平。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考虑到八个月之后，钱学森才得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的任命，如此热情洋溢地要郭永怀快来力学所，并不是做给美国人瞧，而是由衷的情感表露。

这封信被收录在《钱学森书信选》的页篇。这本书的序言里提到，编辑组搜集到的早的一封，是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归国前，在美国写给陈叔通2的手札。之所以把这一封放在，是因为在钱学森写这封信的半个月前，力学所于1956年1月18日刚刚建立。

中国人看待历史的主流观念，讲究始终，对于改朝换代的时间节点有很强的敏感。关于新旧社会变化的描述不胜枚举，在建国之后，也频有"而今一扫纪新元"、"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的词句。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再愚钝的人也能感受到时代的感召。万象更新，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和事，无不感觉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同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会上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建国后通过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首次提出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等五个方面的知识分子共384万人中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必须急起直追"，"认真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化科学进军"，并在报告后提出了制定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的任务，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1月20日闭幕式上，做了讲话："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水平而奋斗。"

对于一向被认为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而言，和的这些讲话是极大的鼓励和肯定。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意味着知识分子也可以有国家主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在这样一团火热气氛的感召下，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放下了原本的矜持冷静，积极投入建设一个"科学的春天"3。而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年轻知识分子，经过各种思想改造的洗礼，很多人舍弃了个人名利追求，投身到国家需要日益显著的科学发展中去。

1956年，21岁的谈庆明即将从北大数学力学系毕业，当年北大数学系的毕业生不过百余人。进入二十一世纪，经过十多年的扩招，大学生这一群体与"毕业即失业""蚁族""自主创业"等现象联系密切，"大学生"这一称谓早经过了时代的去魅。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不同，他们何去何从不仅关系个人命运，更关系到国家相关行业的发展。得以与钱学森共事，得以见识一位战略科学家的科学高度，对不少加入力学所的研究员来说是个偶然。指导谈庆明论文的导师林鸿荪，很喜欢这个南方来的学生，争取他跟自己到力学所去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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