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研究》：

明代至清代时期，是彝族传统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彝族由于居住地域相对分散，在历史上虽然建立过一些方国(如南诏国、罗殿国、罗施国、自杞国、滇国等)，也曾经有长达千年以上的地方政权统治一方(如从蜀汉即已经受封的水西安氏方国的统治，从蜀汉建兴三年始，直到清朝康熙四年灭亡，统治时限长达1400余年)，但是没有统一的国家的形成。中央王朝对彝族地区从元代由封地方方国首领为王的郡国并行制度，逐渐转向实行以地方民族首领为地方州府长官的郡县土司并行制度，甚至在多数地方就已经开始实行"改土归流"或"废土设流"等政策，力图革除土司制度的痼疾，推行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但是由于各地土司的激烈反对，真正的"改土归流"或"废土设流"在清朝雍正年间强制推行的基础上才得以完成。雍正时期在滇东北的昭通一带和黔西北的古乌撒地区强行推行了"改土归流"这一政策，死亡的人口相当多，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特别是云贵总督鄂尔泰在永善等地实行的大规模屠杀，不论彝人、汉人一概诛灭的屠戮政策，在历史上刻下了血淋淋的印记。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上说，"改土归流"能够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但是激烈的军事手段对社会发展和民族文化的破坏也是同时并见的，人口的锐减，汉族移民的增多，地方族群结构的改变，民族风俗习惯的强制改变，汉文化的输入等，都是不可逆转的。①清代道光年间修纂的《大定府志》记载，"改土归流"之前贵州省黔西北地区的人口是"夷多汉少"，而"改土归流"之后该地区的人口是"汉多夷少"；同时还记载了强制推行土葬方式以改变彝族传统的火葬方式。②土葬方式的强制推行，又带来了立碑刻石纪念墓主的汉文化形式。而墓碑的刻立，既有纯用汉字刻石立碑的，又有纯用彝文刻石立碑的，还有彝汉文同时并刻于墓碑之上的。这便同时带来了墓碑的流行，这就是清代的彝文墓碑特别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改土归流"在造成彝族统治者的削弱甚至消灭之后，彝族传统的统治模式"兹、摩、布"三位一体政权结构也随之消失了，再也没有了"君司令，臣断事，师(布)祭祀"的职能分工。作为垄断着彝族文字的使用权，又是彝族文化传承人的毕摩，在失去了统治者"君长"这一依靠之后，其地位就从统治阶级下降为平民，他所服务的统治阶级也没有了，只能转而为民间服务，逐渐强化了文化传承的功能。有关专家指出："彝族社会在经历了改土归流这一刀光剑影、血与火的洗礼之后，各地土司政权、兹莫统治地位就日渐削弱以至消失。过去长期依附于土司、兹莫统治的毕摩，政治经济地位相应显著下降，纷纷退居乡里，参加农事活动。……有的则在农闲时候，开办乡学，教授彝文，或专心致力于撰写、辑录、译著各类彝文典籍，对于普及彝文和编著、整理、保存传播彝文文献，起到极大的作用，所以现在能够见到的大量彝文典籍和彝文文物，多系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①这些情况，刺激着彝族上层人士，他们开始意识到政权的失去已经不可逆转，失去的天堂不会再来，然而更为危险的是民族特征的丧失，民族文化消灭的危险性在逐渐加剧。因此，对于能够较大限度地传承民族文化的彝族文字的认识也加深了。外部形势的变化，使这些上层人物看到了民族文化在强大的外来文化面前的脆弱，于是就促成了他们开始学习和使用彝文来传承自己的文化。大量地使用石刻，正当其值地成为除了纸质文献之外的很好的一种载体选择。同时，明、清以来佛教传人彝族地区，促成了一些信众的积善行德等公益行动，并且用彝文石刻把这些功德记录下来。从外界传输进来的商品经济思想的萌芽，土地买卖的出现，所有权意识的增强，经济意识的提高，使所有权人不但写下纸质的彝文田契为凭，②而且还刻立彝文田契、地契岩刻和山界碑等以示之盟约坚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