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列关涉《诗经》之讲义十二篇，大体写就于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其《周颂》一篇，十一月所写，论文辞之一节，次年一月所补也。日中无暇，每晚十一时动笔写之，一日之劳，已感倦怠，日之夕矣，乃须抽思，故文辞不遑修饰，思想偶涉枝节。讲义之用本以代言，事既同于谈话，理无取乎断饰，则文言白话参差不齐之语，疏说校订交错无分之章，聊借此意自解而已。其中颇有新义，深愧语焉不详，此实初稿，将随时删定，一年之后，此时面目好无一存也。此为论经之上卷，所敷陈诸题多为叙录《诗经》而设，中卷将专论语言文字中事，下卷则谈《诗经》旁涉所及之问题，均非今年所能写就。若所写就者，幸同学匡其失正其误也。

“诗三百篇”自是一代文辞之盛，抑之者以为不过椎轮，扬之者以为超越李杜，皆非其实。文学无所谓进步，成一种有机体之发展则有之。故一诗之美，可以超脱时间，并非后来居上；而一体之成，由少而壮，既壮则老，文学亦不免此形役也。《诗经》之辞，有可以奕年永世者，《诗经》之体，乃不若五言七言之盛，则亦时代为之耳。欣赏之盛，尽随主观，鸠摩罗什有言，嚼饭与人，乃令呕哕。故讲习《诗经》最宜致力者，为文字语言之事，兹编未之及，留待中卷，以此事繁博非短时整理所能得其条贯。若论文辞一节，应人之请强为主观之事作解说，恐去讲章无几，删之亦可也。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稿》拟目中三节涉及《诗经》者(第二篇四、五、八)，即以此卷代之。此卷所论为叙录《诗经》，文学史中所应述说，理非二事，故不别作。

十八年一月二十日写记

泛论诗经学

《诗经》是古代传流下来的一个绝好宝贝，他的文学的价值有些顶超越的质素。自晋人以来纯粹欣赏他的文辞的颇多，但由古到今，关于他的议论非常复杂，我们在自己动手研究他以前，且看二千多年中议论他的大体上有多少类，那些意见可以供我们自己研究时参考？

春秋时人对于诗的观念：“诗三百”中的诗所论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颂》；有到陈灵公者，在《陈风》；若“胡为乎株林从夏南”为后人之歌，则这篇诗尤后，几乎过了春秋中期，到后期啦。最早的诗不容易分别出，《周颂》中无韵者大约甚早，但《周颂》断不是全部分早，里边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话。传说则时迈、武、桓、赉诸篇都是武王克商后周文公作，(《国语》《左传》)但这样传说，和奚斯作《鲁颂》，正考父作《商颂》，都靠不住；不过《雅》《颂》中总有不少西周的东西，其中也许有几篇很早的罢了。风一种体裁是很难断定时代的，因为民间歌词可以流传很久，经好多变化，才著竹帛：譬如现在人所写下的歌谣，许多是很长久的物事，只是写下的事在后罢了。《豳风?七月》是一篇封建制度下农民的岁歌，这样传来传去的东西都是最难断定他的源流的。《风》中一切情诗，有些或可考时代者，无非在语言和称谓的分别之中，但语言之记录或经后人改写(如“吾车既工”之吾改为我，石鼓文可证，吾我两字大有别)。称谓之差别又没有别的同时书可以参映，而亚当夏娃以来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甚么周汉唐宋的，所以这些东西的时代岂不太难断定吗？不过《国风》中除《豳》《南》以外所举人名都是春秋时人，大约总是春秋时诗最多，若列国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称，如邶鄘卫唐等名，则辞虽甚后，而各国风之自为其风必有甚早的历史了。约而言之，“诗三百”之时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这话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么，如果春秋时遗文尚多可见者，则这些事不难考定，可惜记春秋时书只有《国语》一部宝贝，而这个宝贝不幸又到汉末为人割裂成两部书，添了许多有意作伪的东西，以致我们现在不得随便使用。但我们现在若求知《诗》在春秋时的作用，还不能不靠这部书，只是在用他的材料时要留心罢了。我想，有这样一个标准可以供我们引《左传》《国语》中论《诗》材料之用：凡《左传》《国语》和毛义相合者，置之，怕得是他们中间有狼狈作用，是西汉末治古文学者所加所改的；凡《左传》《国语》和毛义不合者便是很有价值的材料，因为这显然不是治古文学者所加，而是幸免于被人改削的旧材料。我们读古书之难，难在真假混着，真书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记》；假书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礼》；真书中有假面目，例如《左传》《国语》；假书中有真面目，例如东晋伪《古文尚书》。正若世事之难，难在好人坏人非常难分，“泾以渭浊”，论世读书从此麻烦。言归正传，拿着《左传》《国语》的材料求《诗》在春秋时之用，现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预断有几多结果，但凭一时记忆所及，《左传》中引《诗》之用已和《论语》中《诗》之用不两样了。一、《诗》是列国士大夫所习，以成辞令之有文；二、《诗》是所谓“君子”所修养，以为知人论世议政述风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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