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法西斯时期(节选)

党派和国家

1925年1月3日的演讲通常被认为是意大利历史上的分水岭，意大利的自由议会制度终于走到尽头，让位给了法西斯独裁统治。但事实上，法西斯政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从来没有一个最终确定的形式。由于没有任何明确的程序或者意识形态，法西斯的发展相当随意，它只是实用主义地应对来自内部利益集团的压力或者具体的经济政治状况。墨索里尼试图将以下因素变成优势：法西斯主义主要是自发、直觉、冲动和信仰。墨索里尼身上也有一些很有魅力的特点：充满活力、不可预见，构成了领袖“崇拜”的重要方面。

法西斯政权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建立的，也从未采取一个确定的形式，因而自由主义国家体系也从未真正被废除。事实上，国家体系的连续性比其变化更加显著。宪法仍然是原来的那部宪法，国王依然是国家元首和军队总司令，甚至政治机构也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官僚机构并没有经历系统的清洗，并和以前一样仍然由职业官僚掌控：1922—1943年，只有大概1/3的长官是传统官僚之外的“政治”任命。警察和宪兵也都没有政治化：1926—1940年，意大利的警察力量一直是由保守的职业官僚阿图罗 博基尼(Arturo Bocchini)控制，他持坚定的功利主义而非意识形态的观点。

1925年后国家的“法西斯化”反映了墨索里尼很大程度上依靠的仍然是传统精英。这也表明这些精英对自由主义是缺乏同情心的。形式上来说，墨索里尼仅仅是首相而已；正如国王维克托 伊曼纽尔三世1922年任命他为首相，只要被施加足够大的压力，国王也随时可以罢免他(事实上，国王也确实这么做了)。结果就是，法西斯的“革命性”受到了限制，因此即使这一政权的大多数言论和形象相当激进，但其实质却仍然非常保守。此外，大多数法西斯分子也很难有资格接管国家机器。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有行政方面的经验或者受过相关培训，大多数人从品性和智力上来说，可能更适合打架而不是办公室的工作。

出于与传统精英达成和解的需要，1月3日的演讲之后，墨索里尼的主要任务和之前一样，就是摧毁黑衫军的权力和独立性。他采取的战略非常具有想象力，2月，他任命主要的“不妥协者”，克雷莫纳的法西斯冲锋队队长罗伯特 法里纳齐为法西斯党的书记。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黑衫军的胜利；但这其实是一个有毒的圣杯，法里纳齐被要求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整顿党内纪律——他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10月，佛罗伦萨的黑衫军发动叛乱，并杀害了8名自由主义者。法里纳齐试图为他们的行为辩解，称其只是“合法的愤怒”。墨索里尼痛斥了他，并几个月之后，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给了法里纳齐致命的一击，撤掉了他的职务。

取代法里纳齐成为法西斯党书记的是奥古斯都 图拉蒂(Augusto Turati)，他的性情要随和得多。遵循墨索里尼的意愿，他在党内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洗，1926—1929年间，约6万名党员(大多数都是年轻的黑衫军队员)被逐出党。在很多地方，当地的党部彻底重组，任用了一些更受尊敬的人。其中一大部分是公职人员(小公务员、学校老师、邮局职员)。对他们来说，加入法西斯党实际上是强制性的义务——到1933年，时更是如此。1926年之后，地方和省级的党的领导往往都是专业人士或者地主，这些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基本都是自由党人，极有可能都是反对法西斯的。在南部，关键职位大都由贵族占据。

1926年10月颁布了新的党章，实行严格的集中制，这加速了法西斯党的政治阉割进程。此后，所有的职位都由上面委任，这意味着地方法西斯冲锋队队长及其追随者们的有机联系——过去黑衫军暴力的源头——现在可以被切断了。翌年1月，墨索里尼又解决了地方性政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后者的利益高于前者。他宣称，地方行政长官是至高无上的：“所有的公民，特别是那些拥有巨大的殊荣而成为法西斯党党员的人，理应尊敬并服从这个法西斯政权的较高政治代表。”这样，国家接管了法西斯主义，而非(正如许多人担心的那样，也正如法里纳齐所期盼的那样)是法西斯接管了国家。

墨索里尼认为他能控制黑衫军的主要原因是，到1927年他已经铲除了宪法反对派的根基。这件事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那些因为抗议马泰奥蒂谋杀案而退出众议院的政客直接被除名；意大利人民党苟延残喘，社会党内部已分裂为争论不休的两派；各种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如乔瓦尼 阿曼德拉(Giovanni Amendola)仍试图反对法西斯主义，但因为没有国王的支持而失去了反抗的能力，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对反对派的正式镇压始于1926年10月。在一系列针对墨索里尼的刺杀事件之后，所有反对党都被取缔，此外一部新法律——《为了保卫国家》——规定，重组反对党是违法的。

报刊也受到了限制。1925年1月3日的演讲之后，有关审查制度的法律得到加强，批判政府的报纸可被轻易查封。然而，很多时候统一的实现并不是依靠强制手段。报纸的企业家希望避免和墨索里尼的冲突，他们辞退了激进的编辑，转而雇佣那些政治上没什么威胁的人。记者们也深知，一旦跨界，他们就会被解雇。这样的结果就是媒体对政治的报道一派祥和，用夸张的语气盛赞政治上的杰出举措和墨索里尼。然而，“法西斯化”对报纸的销售量并没有什么负面影响，无疑，人们喜欢其中的体育和文化内容是其部分原因。

墨索里尼如此轻松地就建立起一个一党制国家并清除了反对派的势力，这说明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旧的自由主义议会制度已经失去了曾经的道德。这也说明，逐渐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是以适应并保护传统统治集团(几十年来，它一直受到民众需求的威胁)为目标的。对于很多人来说，牺牲一点自由以换取更高程度的安全，不失为一项好买卖；而且不管怎样，自由国家的所谓“自由”，除了一张罢工、抗议和颠覆国家的许可证，还意味着什么呢？此外，至少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法西斯所施加的各项限制事实上可以忽略不计或只是带来些许的刺激，远远谈不上是真正的压迫。

法西斯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它试图解决很多一直困扰着自由政权的问题。由于过去对个人权利的关注而似乎被削弱的国家权力，得到了加强，尤其是在1926年阿尔弗雷德 罗科的《公共安全法》颁布后。该法案抛弃“以个人自由作为社会的基础和目标的信条”，并把国家安全(此时国家被定义为拥有自身权利的生命有机体，与民族主义的思想一致)置于首位。警察被赋予更大的权力，可以实行逮捕，也可以对仅仅有造反倾向的人实行长达5年的内部流放。公民没有任何机会纠正行政机关的决定。政府和国家如今已合二为一。

通过宣布拒绝“1789年原则”，法西斯主义成了可以追溯(虽然有一些差异)到詹蒂莱、克罗齐、德桑蒂斯和马志尼的主流理想主义思想的继承人，该思想强调在意大利建立一个道德共同体或民族，以修复几个世纪以来半岛上的分裂和奴役所造成的破坏。他们认为，没有源自强烈认同国家身份的集体忠诚道德感，自由主义固有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将不断腐败，自私和混乱由此孕育。法西斯主义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它旨在用新的工会结构整顿劳工纪律(所谓的“公司化国家”)，同时通过政治宣传教育工人。简言之，它旨在重塑国家特性，并实现“塑造意大利人”的旧梦。尽管法西斯政权在很多方面是反动的，但是它创造和谐氛围的尝试在当时许多人(而且不仅是意大利人)看来是新颖而又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