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豆腐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有人说，豆腐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有意思的是，其他的四大发明，还有国家在跟我们争，而这个豆腐，连丁点儿争议都没有。近来，西方世界动物保护主义和素食主义流行，提倡以植物蛋白替代动物蛋白，中国的豆腐就成了一个榜样，让西方人佩服得一塌糊涂。国人到了西方，如果一时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只要有做豆腐的手艺，就可以混饭吃。我已经见过不止一个国内的教授，在美国或者加拿大靠做豆腐过得挺滋润。那种把一粒粒的黄豆变成白白嫩嫩的方块的把戏，在白人看来，跟变戏法差不多，只有中国人玩得来。现在日本人也会做豆腐了，不过所谓的日本豆腐，不像豆腐，倒更像是中国人鸡蛋羹的失败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要吃豆腐，还得靠中国人。

发明豆腐的人据说是西汉时的淮南王刘安。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有炼丹药的，也有吃美食的。豆腐的发明，当属于后者。西汉提倡简朴，贵族不许用金属器皿，所以大家纷纷在吃上下功夫。从马王堆的发掘可以看出，那些王侯贵妇们对吃是多么地热爱。要是现代人有本事保鲜，那些丰富而且色香俱全的出土食品准会让世界惊掉眼镜。由此推断，刘安发明豆腐，倒也合乎情理。豆腐的发明者是贵族，让豆腐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也是个名门之后，这个人名叫李石曾。

李石曾是李鸿藻的公子。李鸿藻是晚清的重臣，清流的领袖，在世的时候很有点保守的色彩，总是跟搞洋务的人过不去，但是他这个晚年得的儿子，思想却新潮得紧，于国学没有兴趣，在科举上没有半尺进展，却早早地就跑到法国留学。李石曾学成什么不太清楚，让人知道的却是身为贵公子的他，在巴黎开了一家豆腐公司，比较成规模地让洋人见识了中国豆腐的模样和味道。

李石曾在海外多年，却始终学不成洋模样，身穿西装，却要扎个中国式的腰带，走起路来，腰带凸在前面，很是扎眼，据说巴黎的银行曾经因为他这身打扮而不让他进去。李石曾又嗜好大蒜，西服上边的口袋里，装的不是手绢，而是蒜瓣。这样的中西结合式人物，在西方贩卖中国国粹倒也自然。为了让国粹很粹，李石曾豆腐公司的师傅和小工，一律从国内找来。那个后来帮助梅兰芳改革京剧的齐如山，就给他带去了几十位。

就这样，洋人们尝到了正宗的中国豆腐，李石曾的豆腐公司也发了洋财。发了财的李石曾在政治上却不安分，因好友张静江的关系，开始资助起孙中山的革命党来。据说，只要孙中山没钱花了，拍封电报去，上面写ABC等字母——A代表一万，B代表两万，C代表三万，法国方面一看就明白，钱就从巴黎过来了。李石曾父亲所忠于的王朝被推翻了，这其中多少有一点他的努力。可惜“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李石曾只好再接着忙活。李石曾忙的第二件事，从后来的结果看，也跟革命大有关系，那就是组织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成千的有志青年来到了法国，来到了欧洲，学成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这些人中间，涌出了一大批共产党人。而这些人留法的基金，一部分就来自豆腐。

中国人的豆腐，卖到外国之后，就这样跟中国的两次革命都发生了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来了假冒的孙天生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的24小时，扬州城里来了一队散兵游勇，为首的人用一匹白绸裹身，手里拎着一支手枪，大摇大摆地冲进盐运使衙门。清朝的命官早已不知去向，兵勇们乃喝令衙门里的胥吏打开库房大门，士兵每人抓了几个元宝，四散而去。剩下为首者和几个随从没有走，端坐高堂之上，看着眼前的元宝发呆。这时候，以为是革命党人破城的扬州绅士，派了几个代表前来打探，一通作揖并恭维之后，见为首的人整话说不出几句，不像是个有来头的，但又不敢造次(怕万一真是革命党)。代表们出于对城市秩序的担心，于是要求为首的人出安民告示，免得秩序混乱。为首者觉得有理，遂一把拉过随绅士代表来的巡官，硬是让人家来办，巡官无奈，只好胡乱写了个告示，没有大印(盐运使已经带走了)，就拿巡官的木戳顶替。扬州就这样革过命——“光复”了。

没过几个时辰，有好事者查出了为首者的底细，原来他不是什么革命党，仅仅是城外的一个闲人，名叫孙天生，在城外妓院做茶壶(杂役)。孙天生大概是听说过革命党的只言片语，知道孙中山是革命党的首领，刚巧又结识了几个巡防营的老总，武昌起义炮响，沿江震动，孙天生贼心陡起，于是跟这些老总谎称他是孙中山的族弟，奉命前来光复扬州，大家可以一起发财。老总们哪管真假，一哄而起，抄起家伙，就跟着孙天生进了城。

巡防营的士兵们发了财，一哄而散，有的钻进了妓院，有的去大吃大喝，有的回了家。孙天生毕竟是首领，不像这些丘八这样短视，他没有走，虽然安民告示出得不伦不类，但并不耽误他抖威风——每天骑着高头大马裹着白绸子巡行街巷，还把盐运衙门里的家什用具之类的东西丢出来，让市民捡，说是革命嘛，我发大财，你们发点小财。就这样，一个俗称龟奴的闲人，做起了扬州的都督。

可惜，孙天生的幸福生活没过上几天。大概处在高处之后，他做茶壶的历史暴露得比较充分，或者这种手下没几个兵的都督(他也不知道招兵买马)难以服人，或者干脆是扬州的绅士们对这个小流氓当政不放心，反正有好事者请来了昔日横行江上的、已经被招抚为官军但依然横行江上的盐枭(贩私盐的首领)的徐宝山(绰号徐老虎)。徐老虎带兵进扬州，孙天生做了阶下囚。在各地纷纷独立的声浪中，徐老虎没有当为朝廷平叛的英雄，而是接茬做扬州都督。当然，及时任的都督孙天生被砍了头，临刑前孙天生大叫：“老子也做了三天的皇帝，够了！”不失为一条江湖好汉。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场闹剧。不过即使是闹剧，也确实是对清朝政府的一个打击，只是这个打击居然仅仅来自一个街头无赖，委实让人感到滑稽。一个长江上的重镇，由一个号称盐商大本营的财赋之地，竟然在革命党连影儿还没有的时候，一个妓院的茶壶带几个散兵一嚷嚷，就变了颜色。时为扬州较大官的(清朝最著名的肥缺)两淮盐运使增厚(满族正红旗人)，闻听有革命党进城，从西花园翻墙而遁，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同为满族同胞的扬州知府嵩峋，还算有点志气，据说投河自尽了，可惜没有死成，获救之后也不知所终。需要一提的是，这两个人，或“死”或逃，都是连孙天生的影子还没见到就做出的选择。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比起武昌起义、革命联军攻占南京，不过算件小事。可是恰是这件小事，告诉了我们这场革命和当时政局的某些不易为人觉察的内容。

首先，我们发现，在那个时候，时局相当动荡，人心也相当不稳，清朝统治者的合法性受到严重置疑，但是革命党的影响却没有后来人们想象的那样大。扬州所处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距离上海如此之近，风气开化，不缺乏新学堂和新知识，但是一般市民(包括绅士)对于革命党是怎么回事，几乎一无所知。大家(包括冒充的孙天生)都以为革命党就是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帮(虽然革命党经常借助帮会，而且各地的起义也经常有人身穿白衣、打着白旗，但很少听说有人宣称自己是为崇祯戴孝的)。市民们显然没有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跟一向号称反清复明的洪帮区分开来，大概也没有能力分开。不仅如此，甚至还有人传说，革命党就是“大伙合一条命的党”，而且在传说中，革命党往往变得非常厉害，说他们可以将炸弹吞进肚子里，到时候一按机关，人弹齐炸。市民们(包括部分的绅士)将革命党传得很神，虽然说对破坏清朝官僚的神经大有作用，但对自己分辨真伪却没有什么好处，结果让孙天生这样的混混钻了空子。当然，流氓无产者一般都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他们的动作往往比革命者更快。

其次，扬州城的满人官员也实在是废物得出人意料。作为一方政府首脑，身边怎么说也有几个兵，还有若干民壮和捕快，怎么会连革命党的影子还没见到，就闻风跳河或者逃之夭夭，连起码的责任都不想负，也不敢负呢？要知道，当时的天下毕竟是他们的天下，闻风即逃，怎么对得起祖宗？可是，纵观辛亥革命的大局势，类似的事还真有不少，类似的饭桶官员还不止这两个。处于很关键位置的湖广总督瑞澂，起义的新军士兵一开炮，马上挖墙逃出总督府(大概由于总督府的院墙比较高)，一溜烟上了停在江上的军舰。瑞澂一走，第八镇统制张彪心里发慌，他本是张之洞一手提拔的“丫姑爷”(张彪娶了张之洞的贴身丫鬟)，本事有限，装模作样地抵抗了一下，也溜了。其实，稍微像点样的革命党领袖，已经因汉口租界的据点暴露，非死即逃。士兵们之所以起事，不过是因为传说革命党据点的暴露使新军革命党的名单落到了总督手里，总督将按图索骥，搜捕党人，因此所有跟革命党人沾边的人都人心惶惶，正赶上有军官态度不好，面露狰狞，结果激成事变。如果总督大人能够稍微坚强一点，坚持几个小时，叛军自溃都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个瑞澂，据说是鸦片战争中背了卖国黑锅的琦善的孙子，乃祖虽说名声不佳，其实倒算是个有见识、有胆略的明白人，至少人家还敢跟洋人打交道，也敢负责，不想到了孙子辈上，竟出如此废物，活生生断送了大清江山。当然，瑞澂草鸡不中用，别个满人官僚的作为也好不到哪里去。革命中，原本作为弹压各地的驻防清兵的将军和副都统们，大多非死即逃，只有杭州和西安的满城在种族灭绝的威胁下做了一点抵抗。荫昌贵为陆军大臣，受命镇压起义，连前线都不敢去，军队不战，则束手无策。号称“能吏”的端方，带兵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结果半路上就被自己带的士兵抓了起来。端方不仅没有一点藩镇大员的骨气，反而拼命求饶，说自己本是汉人，姓陶(他的字为陶斋)，原籍浙江，先辈后来才投旗效力的。但是依然没有用，起事的士兵手起刀落，端方大人丢了性命又丢了人。革命党人彭家珍一颗炸弹炸死了良弼，结果朝廷上下风声鹤唳，满朝的满官如鸟兽散，连个上朝的人都没有了。在事关满人命运的紧要关头，上上下下的满人官僚们居然连一点像样的挽回努力都不愿意做。瑞澂弃职逃跑的消息传到北京，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力主将之拿办，隆裕太后不同意。奕劻说，封疆重臣弃城逃跑，在祖制是要杀头的！谁想隆裕却说，庚子那年，咱们不也是逃走了吗？这些满人亲贵，不仅没用，而且自己原谅自己，江山想不丢都难。

过去学近代史，到辛亥革命这段一直感到诧异：同一年内，春天，革命党人倾尽全力准备广州起义，孙中山在外筹款，使尽了浑身解数，黄兴在内筹划指挥，也用尽浑身解数。全国各地革命党的精锐齐聚羊城(号称八百先锋，实际来了五百)，身为革命党第二号人物的黄兴亲冒矢石，带头冲锋，浴血奋战，结果呢，一败涂地，只留下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美名。秋天，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居然拿下了天下通衢的武昌，然后全国响应，清朝统治如汤泼雪般瓦解了。这其中的道理何在？有人说，这是因为中部革命党人新军的工作做得扎实，所以才能一举成功。可是为什么做扎实工作的人自己都跑掉了，等到大事已毕才回来，结果群龙无首的士兵推举跟革命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黎元洪做了大都督，真正的革命党只好屈尊于这个“黎菩萨”之下(黎元洪最初一言不发，人称“黎菩萨”)，难道连他们自己都对自己工作没有信心？明知道党人名册已经落入敌手，却连布置撤退的起码工作都没做，丢下自己的兄弟不管，这工作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扎实”。还有人说，由于保路运动使得武汉新军被抽调了两个团(标)前去镇压，所以使得驻汉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势力增加，因此得以一举成功。可是历史的事实是，恰是调走的两个团革命党人更多，也正是因为如此，带队的端方才丢了性命。

其实，辛亥革命的成功，最主要的功劳是清政府的。本来自1903年开始的新政，虽然行进艰难，但还是有成效的。尤其是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让朝野温和的改革派(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这两者有难解难分的关系)很是欢欣鼓舞，以为不仅可以稳步推进改革，而且可以正当地分享权力。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光绪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朝政中枢由一班满族少年亲贵所控制，这些少不更事的纨绔子弟，上台伊始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将散在汉人官僚手里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改变自同光中兴以来汉重满轻的权力格局；二是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改变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具体表现为将袁世凯赶出朝廷，成立满人皇族内阁，以及收回地方的路矿权，包括激起四川保路运动的收回四川铁路修建权的行为。正是这两件事断送了清朝的性命。

驱逐袁世凯，以往的史学家往往沿袭晚清笔记的说法，以为纯属摄政王载沣为自己的哥哥光绪的复仇之举，其实未必。如果载沣真的有心为哥哥报仇，何不在西太后的安葬问题上做点文章？不至于鞭尸，但削减规模总是可以的。如果载沣这样做了，政治上肯定得分。光绪的较大政敌其实是那个老太婆，正是她让光绪过了十年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不到四十岁就饮恨黄泉，居然死在七十多岁的西太后前面。袁世凯戊戌是否告密，是个没有档案确证的事情，何以见得光绪就真的恨死了袁世凯(野史上的话，怎见得句句是真理)？载沣拿袁世凯开刀，其实无非是看上了他手中的军政大权，必将之夺到满人自己手里而已。原来都认为是袁世凯死党的庆亲王奕劻，之所以没有从中特别地作梗，而且后来得以贵为皇族内阁总理大臣，显然也有满人遵行满人政治的逻辑。无疑，这是这些满人少年亲贵们所犯的较大错误之一。当时中外公论，张之洞和袁世凯并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张之洞行将就木，而袁世凯年富力强，批评他不学也罢，好玩权术也罢，但毕竟人家还有术，而且也有人望。驱逐袁世凯，而且找不出任何像样的理由，硬说人家有“足疾”，强令回家“养疴”，不仅难以服人，寒了一大批汉人官僚的心(虽然袁的政敌感到快意，但其中也不乏狐悲兔死之感)，而且导致中枢失去了重心。年轻的时候读《三国演义》，读到袁绍兄弟组织讨董卓联盟，由于袁家兄弟处事不公，先是孙坚走了，金圣叹批道：走了一个有用的人。接着曹操也走了，金圣叹又批道：又走了一个有用的人。晚清此时的局面大体类似，袁世凯走了，张之洞不久也死了，一干满人亲贵掌控了中枢，权力是收回了，但局面却不可收拾了。

至于皇族内阁，则伤了更多的人，立宪派的一腔热血，被劈头浇了整整一大桶凉水，凉到底了，不仅是粉碎、而且是羞辱了他们立宪的期盼。至于收回路矿权，更是将连立宪理想都没有的地方实力派一并伤掉了。在晚清这种动荡的局面下，这样的政策大手笔，只有满人亲贵得到了利益，而其他所有的集团和阶层，统统亏本。满人集团想不众叛亲离，亦不可得矣。辛亥年革命党广州起义的时候，一来皇族内阁还没有成立，收回权力的政策也没有特别明确地施行，二来广州当家的还是汉人的能吏张鸣岐和李准，所以撑住了。而到了十月，一来政策效果开始彰显，二来又赶上瑞澂这个草包，闻风即逃，结果土崩瓦解。

清朝是满族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其统治集团的代表面相当窄。其统治的稳定，主要凭借军事实力和由征服行为所带来的政治威势，在这种实力和威势还比较强的时候，满人(包括八旗的蒙人和汉人)在政治权力方面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可是随着统治集团自身的腐化，军事实力和政治威势的消减，满人统治集团势必要做出让步，逐步扩大汉人参政的面。待到统治出现危机，不得不依靠汉人绅士集团挽救危局的时候，整个政局的满汉格局颠倒，则是大势所趋，即使西太后、恭亲王奕这样政治经验丰富、权谋老道的满族强人，都无法扭转(事实上，纵使康熙乾隆再生，恐怕也得承认现实)，何况载沣、载涛、良弼、荫昌和载振之辈的纨绔子弟！这些人中，只有良弼一个好歹还算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了业，虽然被满人捧上了天，但24小时仗没有打过，就算有本事，也需要个成长的过程。其他的人，即使朝廷花大钱送出了国，也不过在国外做了一回早期的留学“垃圾”(载涛、荫昌均留学德国)，连个起码的学位都拿不到。

辛亥革命中满人官僚的表现，不过是满人统治集团腐化堕落的集中爆发而已。这个腐化过程已经绵延了百年，当年骁勇的八旗战士，早就堕落成除了花钱和玩有本事，其他百无一能的北京大爷。在同(治)光(绪)时代，朝中还有几个明白人，几年搞改革(新政)、预备立宪，清朝合法性尚未彻底消失，如果西太后死后继承者能够老老实实按着既定方针走下去，不妄想强化一己集团的权力，既开罪不了袁世凯集团，也不至于得罪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而且通过他们的效力和彼此间的制衡，随着政治的逐渐改良，满族权贵集团断不至于有如此下场，这么快就丢掉了政权。

一旦革命成了功

王金发的故事

清朝末年，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一手运动新军，一手动员会党，而动员会党的历史更久。光复会的几个干将，徐锡麟、秋瑾、陈其美、陶成章，都走会党路线。革命成了功，革命党人死了，但从前的会党中人，倒有坐天下的，王金发就是一个。

王金发本是浙江嵊县的一个浮浪子弟，从小斗鸡走狗，舞枪弄棒，加入洪帮之后，成了一个堂口的首领。徐锡麟在浙东运动会党，结识了王金发。这期间，王金发跟着徐锡麟去过日本，读过一个速成的体育学校，后来徐锡麟和秋瑾在绍兴办大通学堂，王金发也是其中的骨干，在里面教体育，实际上是军事训练。后来东窗事发，起事不成，徐锡麟和秋瑾都被斩了，王金发却活了下来。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王金发率领帮中弟兄，杀回绍兴，驱散了已经宣布起义的绍兴官绅，自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

会党原是地下社会的秘密结社，走的黑道，一直在政府压迫下非法生存，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突然一下子当家做了主人，首先想到的是扩张组织。“哥子做了皇帝了”，各地的会党，无论哥老会、袍哥、三合会、洪门，在自家兄弟做都督的地方无不大散海底，广开山堂。军队的组织，军、师、旅、团、营、连、排，基本上跟会党兄弟的堂口辈分一致，大家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湖南的焦达峰、陕西的张云山等，莫不如此；绍兴的王金发，地盘小，手下的军队也从一个团扩成一个旅，官兵都是会党的老兄弟、大兄弟、小兄弟。

都是兄弟，军队的纪律也就完了。拥有军队和帮会双重身份的军官和士兵进城之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偷鸡摸狗到白日行劫，都督就是制止不了。不仅如此，革命后的会党，学会了民主，军队里动辄开会表决，长官说了不算。

帮中弟兄革命成功后想到的第二件事，是改善生活。过去说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实际上兑现的时候很少，现在有条件了，醇酒妇人加烟枪，一样少不了。湖南都督焦达峰整日忙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签发委任状，二是散钱。昔日江湖上的兄弟，讨了一次又一次，没有够的时候，你稍有怠慢，就说你不讲帮会义气。王金发和部下进城时还穿的是布袍子，不久，天气还没有凉，就换了皮袍子。王金发革命时，家里欠人家不少银两，在衙门坐了没多久，就派兵挑着洋油桶装着银圆回家乡，四处还钱。他还把家里人用轿子抬到绍兴的衙门里，士兵排队迎接，鸣炮欢迎，吓得他年老的外公差点没晕过去。不仅如此，王金发还抖威风，洋枪挎得，美妇抱得，骏马骑得，每日在绍兴的大街小巷、田间村坊，骑着高头大马，排着队，吹着鼓乐，招摇过市。

刚进城的时候，王金发还有点杀气，说是要为秋瑾报仇，不过昔日那些迫害大通学堂的乡绅和师爷们很快就都得到了任用。因为王金发自己和弟兄们需要钱用，而征粮征税，搜刮钱财，不用毛锥，财赋安出？帮中这么多的弟兄，个个要活得滋润，钱哪里来？还得靠这些人。王都督手里有枪，师爷肚里有谋，弄起钱来，比清朝的老爷还有办法，曾经一块儿混的私盐贩子，被军政府逼得没路可走，恨不得一刀宰了王都督。过去农民欠税，还可以拖上几日，现在动辄军队下乡，一条绳子就捆进城里，关在班房里吃家伙。绍兴的《越铎日报》批评军政分府，王金发开始还能容忍，到后来居然派兵把报馆砸了。一个帮会出身的革命党人，几天工夫就变成了军阀，而且是纪律最差的军阀。

革命没成功的时候，王金发身为帮会人物，奔走革命，还有些侠气，刺杀叛徒，运动军队，杀过汪公权，吓过刘光汉(师培)。革命成功之后，王金发除了威福乡里之外，好像什么也没有做过，刮了一年地皮，然后军政分府取消，自己带着刮来的几十万大洋，遁入上海租界做了寓公，“每日以醇酒妇人自遣”。国民党二次革命，浙江无声无息，王金发奉命前来运动旧部，旧部根本没有动的意思。王金发对帮中弟兄分得不均，他们就不把王金发当弟兄。要怪，只怪王金发太贪，一个人拿了几十万。二次革命未果，王金发没有逃亡，依旧在上海过他的好日子。一日，他忽然食指大动，带了上海花榜有名的名妓花宝宝来西湖了，结果被力求讨好袁世凯的浙江督军朱瑞当作一件送给袁世凯的礼物，稀里糊涂地抓了进去。但是袁世凯对这种早已丧失斗志的小虾米不感兴趣，连押解北京都没有要求，只叫朱瑞将之就地正法。朱瑞没讨到好，但既然抓了，又不能放(放了就得罪袁世凯)。就这样，王金发稀里糊涂地丢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