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投笔方为大丈夫

曾左以来，湖南人英豪辈出，章士钊评价为有特性，总结道：“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变成左宗棠的话，就是骡子性格“一意干将去”。民国，最初就是南方各省反对清政府的革命，广东领风气之先，但真正不顾性命干事的，还是湖南的华兴会一众志士，带头大哥正是黄兴。后来江浙人士领导民国，最终却是“湖南出了个”，算是对湘人的天道酬勤吧。

1874年10月25日，黄兴在长沙府善化县高塘乡的一个乡绅家庭诞生。父亲黄筱村是晚清秀才，母亲罗氏出身名门。在2男4女中，黄兴最小。黄兴自幼对八股文深恶痛绝，考科举只是为了安慰父母，有回和姑父胡雨田、同乡刘石介同考，黄兴接连完成了两篇文章都不满意，谁知被胡、刘拿去，发榜时都中了，自己却名落孙山，直到22岁才中了秀才。相反，黄兴特别喜爱武术，曾拜师学习巫家拳，虽不是万人敌，等闲人也是近不了身。他自己说：“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

在张之洞的推荐下，黄兴24岁入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开始认同维新运动，接受变法思想。期间，他很受院长梁鼎芬的赏识，私谊甚笃。武昌起义后，黄兴曾劝老师一起革命，梁鼎芬叹道：“士各有志，余亦不再费词。从此子为子之革命党，余为余之大清臣，各行其是也。”

黄兴毕业后，1902年赴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创办了《游学译编》，次年5月回国，在母校结交了宋教仁、章士钊等师弟，因发表革命演说，被武昌府知府兼两湖书院院长梁鼎芬奉令驱逐出鄂省。黄兴行前，将随身携带的4000余册《革命军》和《猛回头》，分发到社会各界，埋下了革命火种。黄兴返湘，马上创办了日语学校“东文讲习所”，继续大量翻印革命书籍。

1903年11月4日，他以过三十岁生日为由，卖掉自家庄园36亩，邀集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胡瑛、张继等十二人，在长沙坡子街附近集会，以兴办矿业为名，成立了华兴公司，口号是：“同心扑满，当面算清。”次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西园寓所正式成立，他被公推为会长，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口号。一日，他与两湖哥老会大龙头马福益论交，马手里有10万徒众，却缺乏思想引导，一拍即合之下，表示愿意追随。黄兴当即吟出了“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的诗句。

华兴会反复商议，决心在慈禧七十大寿那天起事。黄兴将自家300多亩田产出售，买来长枪500支、短枪200支，还有大量炸药，准备炸死参加庆典的湖南省文武官员。不料有叛徒泄密，他们只好流亡到了日本。

1905年7月， 孙中山从南洋到东京后，想拉杨度加入革命党，杨度就是不答应。临别时，孙中山说：“到底谁的主张正确，就让时间去证明吧！”杨度忽然说：“我有个老乡，你们俩主张差不多，没准能相得益彰！”杨度所说的正是黄兴。

在华兴会的大力支持下，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从此，孙中山做精神领袖，黄兴负责发展革命分子，组织各地武装起义。

1906年冬天，同盟会发生了著名的“国旗事件”，孙中山主张用青天白日旗，黄兴认为和日本太阳旗相近，是在效法日本，坚持用井字旗，以“示平均地权意”。二人相争不下，几乎为此决裂，但黄兴始终顾全大局。

1907年夏，同盟会在越南河内开会，策划南方起事，黄兴亲自发动并指挥了钦州起义、镇南关起义、河口起义，屡败屡战的情况下，决心在广州搞一次大的，毕其功于一役。

黄花岗起义前，周来苏怕海关盘查，将从日本购得的七十余支精良步枪全部扔入近海，造成武器匮乏。800名敢死队员只到了100多人，十路兵马变成了一路。不料，谭人凤却从香港赶到广州，要求加入。黄说这是敢死队，谭年纪太大就算了，谭闻言大怒：“难道你们敢死，我就怕死吗？”他不懂枪械，摆弄中突然走火，黄见状说：“谭胡子不行！”才劝住了他。

此时，所有人都知道这次肯定是凶多吉少，但为了向华侨立信、向同志立胆、向清廷立威，1911年4月27日，黄兴给孙中山留下了一封绝命书后，连发三弹，率敢死队攻入了两广总督府，最终惨烈失败。义士潘达微收殓殉难者，共得遗骸八十余具，查实身份的有七十二，合葬在广州城东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黄兴被飞弹打断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女革命党徐宗汉亲自为他包扎，并一路掩护他到香港治伤。由于手术时身边无亲人，徐宗汉就假称是他的夫人而签字。出院后，二人正式结为了夫妇，后生有二子。黄兴19岁娶了廖淡如，生养了5个子女，都很有为，长子黄一欧也是老同盟会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起义，10月28日黄兴到达汉口，任战时总司令指挥作战。丢失汉口后，他主张转攻南京，遭当地革命党人反对，便辞职去了上海。不久，上海、苏州、杭州及南京相继光复。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各省代表以投票的方式，议决孙中山归国主持大政。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总长兼任参谋总长，授大元帅军衔。

清政府虽然被推翻了，居心叵测的袁世凯同样想搞独裁统治。某次，黄兴劝说袁世凯加入革命党，并许诺推举他为领袖。袁世凯不便作答，回来对杨度说：“你看我像个革命党的模样吗？假如他们不坚持责任内阁，我也可以做革命党。”等他刺杀了雄才大略的宋教仁，孙、黄愤而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不久运动失败，黄兴再次流亡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者须盟誓效忠，黄兴拒绝加入。不少人劝他另组一个政党，黄兴回答：“领袖惟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随后，黄兴去了美国，为蔡锷的云南讨袁护国军筹措军饷。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黄兴也积劳成疾，因胃出血入院，10月31日在上海去世，时年仅42岁。孙中山亲自主持治丧活动，次年将他国葬于长沙岳麓山下。长沙政府还把原来的坡子街改名“黄兴路”。章太炎曾写下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四大领袖有过一次评价：“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蔡锷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此人之精悍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

说起来，黄兴虽勇于任事，但不肯权谋任大，确实留下很多遗憾。如果他的搭档宋教仁不死得那么早，民国之事尚不可轻易断之。

于右任：落落乾坤大布衣

于右任乃民国不可多得的一大趣人，周身上下都充满了正能量。论道，创建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论学，为民国首席草书大家，诗文过千；论品，食不厌精，留下诸多美食佳话；论德，乐于助人而一笑了之；唯不足论的就是财，此公一辈子都缺钱，正如他为张大千所书：富可敌国，贫无立锥。

1879年4月11日，于右任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东关河道巷，原名伯循，字右任。从小家境贫寒，生母赵氏是插着草标买回家里的，在他2岁时不幸病逝。当时父亲于新三还在四川打工，只能由二伯母房氏代为抚养。6岁入名儒毛班香的私塾就读。于右任在《怀恩记》中写道：“伯母督课每夜必至三鼓，我偶有过失，或听到我在学校嬉戏，常数日不欢。” 每年清明节，伯母都带着他回乡扫墓，在生母墓前哭着说，孩子几岁了、读了什么书。每当此时，于右任都“闻声悲痛，读书不敢不勤”。

父亲也对他寄予厚望，从外地抄些书文寄回，回乡后，还以身作则。他回忆道：“我白天上学，晚间回家温习，父子常读书至深夜，相互背诵。我向先严背书时，必先一揖；先严向我背书时，亦作揖为仪。”也算是天道酬勤吧，于右任16岁以及时名考取秀才，随后在陕西各书院游学，受教于刘古愚，与吴宓、张季鸾并称为“关学”余脉。

他19岁参加岁试，再以及时名成绩补廪膳生，被誉为西北奇才。1900年慈禧出逃到西安，于右任甚为愤懑，故意照了一张披头散发的照片，背景是他撰写的对子：“换太平以颈血，爱发妻如自由。”三年后，于右任写下《半哭半笑楼诗草》，有句曰：“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

由于诗集的印行，知县和巡抚以“倡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令拿办于右任。此时他正在开封参加会试。幸而西安电报局和路驿同时发生故障，家信才比缉捕公文先到，他闻讯马上逃到上海，化名刘学裕，进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不久，法籍神父企图把持学院，学生们愤而追随马相伯离校，于右任找钱、拉关系，与马相伯、邵力子等另行筹组了新学校，连名字都是他给起的：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的前身。

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得遇孙中山，从而加入了同盟会。《神州日报》创刊后仅80天，因遭邻居失火之殃，整个报社毁于火灾。过了几个月，于右任又创办了《民呼日报》，被停刊后，再办《民吁日报》及《民立报》，5年期间绝不停止革命宣传，这正是人们说他“一支笔胜过十万横磨剑”的时期。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于右任曾为交通次长，首创了国内火车夜行的先例。他与孙中山同进同退，在二次革命中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还参与起草了《总理遗嘱》。北洋政府曾出每月3000元大洋聘他，还赠文虎一等勋章，于右任拒绝道：“钱，我见过。什么文虎章，你狗也给、猫也给，我看不值半文。”

1925年，冯友兰想去广东大学任教，求问于右任可否？于回答：“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想了想，还是去了。1931年，于右任就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留守此职直至逝世，凡34年。

有回，某妇人找上门来，说你不是主张恋爱自由嘛，今儿就看上您了，于右任苦笑道：“那也得双方都愿意啊！我家里有位好老伴，可是离不了的。”某天，他到院里处理公务，几位属下人员正在阅读“黄书”，被发现很是尴尬。于却笑道：“血气未定之少年，不能浏览此等之书，容老夫去闭户读之。”言罢，揣此书扬长而去。

1932年，于右任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他原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则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而自成一家。有人评论说：或如处子，或如蛟龙，或憨态人迷，或古树悬空，每一个字，莫不神化。于右任把写字当作一种乐趣，每日临帖不辍，每罄一罐则大呼：“取墨来！”

早年，于右任常背一个褡裢袋，里面仅有两个印章，倘有人求字，提笔就写、拿章便盖，从不收钱。故三教九流索墨者，直如过江之鲫。1941年他访问西安时，答应为王曲军校写一百幅屏条，回到重庆，很快写好装裱送去。有时到医院慰问伤兵，一晚要写几十幅。秘书欲为，还被批评一通。后来在重庆，就不轻易为闲人落笔了，而以游街捡漏为乐。他一生留下诗词歌赋有千首之多，均是不拘一格的上乘佳作，有人评说：诗成鼓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迈古今。

1948年5月，国民政府副总统选举空前激烈，几位候选人各显其能，派车、摆酒、送礼、拉关系，问及另一人于右任，答曰：“我有条子。”代表们诧异：于大胡子啥时候有金条了？到时一瞧，却也不凡：一边是2000多代表的照片，一边是写好的“为万世开太平”条幅，最多时每小时一二百人排队来取。及时天投票，于右任得493票，即遭淘汰。次日他准时出席，一派飘逸大度，全场代表起立鼓掌，达10分钟不息。是桂系李宗仁获胜，但于右任清贫豁达的形象，却成了民国官员的做人典范。

有一次参加宴会，于右任喝得酩酊大醉，盛情难却之下，迷迷糊糊中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字，就回家了。第二天主人登门请教，他很是不好意思，却令人取来一把剪刀，将字剪下，重新排列为“不可小处随便”。然后哈哈一笑说：“行了，这不是很好的座右铭吗？”

于右任喜食蒜头、辣椒，几乎每餐必备，还自创了蒜头煮石首鱼与辣椒炒肉丝两款菜。食家谭延闿对此赞不绝口，称说堪比自家的清炖鱼翅。于右任好游历，品味到黄桂稠酒、王家核桃酥饼、见风消油糕以及石家饭店的斑肝汤等，激赏之余，无不留下墨宝。在上海、南京、重庆、台北等地，于右任画龙点睛的墨宝护持了一批百年老店，这是其他民国人物所无法企及的。论在海峡两岸的亲和力，只有孙中山可以超越之。

1949年，于右任迁居台湾，一共待了15年。由于还有妻子儿女在大陆，他年纪愈大，思乡之情愈烈，某次去基隆港，老人家有感而发、赋诗一首：“云兴沧海雨凄凄，港口阴晴更不齐。百世流传三尺剑，万家辛苦一张犁。鸡鸣故国天将晓，春到穷檐路未迷。宿愿犹存觅好句，希夷大笑石桥西。”1962年，于右任写了一首《国殇》，即千古绝唱《望大陆》，因他死后没有留遗言，以此记之：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5岁，葬于台北大屯山。他一生没有置办恒产，所有收入都捐给了家乡办学和慈善。人们收拾他的遗物，发现仅有一只铁箱，打开来看，竟是一些副官等人的欠条，联想他晚年连看牙科的钱都没有，不觉潸然泪下。在昏迷前，问老人家时，他先伸了一个手指头，后来又伸出三个，无论身边人怎么解释，于右任都是摇头。后来老友柳亚子想到他生活多年的老宅，言道：

“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