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堪称广东省的文化品牌，具有较高的阅读和收藏价值。该系列图书的编写出版，对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岭南文化，提升广东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为其中之一的《九九天长——广东重阳节》分册，内中具体介绍了：源于中原 盛于中原、抚今追昔话重九、入岭南者从其俗、金秋正是可人天等内容。
《九九天长——广东重阳节》由冯沛祖编著。
《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注重文化内涵的挖掘以及特殊技艺的介绍，对于每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技艺、形态、历史演变、艺术价值等给予介绍；多方位、多视角地介绍每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深刻而直观地记录时代的变迁，记录民间丰富的生活，图文并茂，生动活泼，富有艺术表现力，给读者以文化审美的感受。 本书为其中之一的《九九天长——广东重阳节》分册，由冯沛祖编著，具体介绍了：源于中原 盛于中原、抚今追昔话重九、入岭南者从其俗、金秋正是可人天等内容。
冯沛祖，1955年生于广州。花城出版社高级编辑。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广州史地、人文、风俗的研究，从事文学创作，迄今已发表研究专著、小说、随笔、游记、文艺评论、剧本、翻译等各类作品数百万字。 著有广州文史类著作：《广州风物》、《广州沧桑录》、《广州城建史话》、《广州史籍略述》、《广州园林杂记》、《羊城八景古今录》、《小谷围》(合著)、《春满花城》，另有广州史地研究文章五十余篇，分别载于《文史纵横》、《广州建设报》、《羊城晚报》、《周末画报》、《广州文艺》、《广东园林》、《广州人防》、《广州的故事》、《别有深情寄荔湾》等报刊书籍。 著有长篇小说《侠义英雄传》、《广州教父》、《怪才陈梦吉》等七部，多家报纸曾予连载，电台长篇小说连播。
源于中原 盛于中原 重阳节起源的三大猜想 登高饮菊花酒避祸的故事 重阳节习俗及其演变 抚今追昔话重九 中原人把重阳节带到了岭南 广州府：登高齐放响弓鹞 韶州府：登高·扫墓·茱萸酒 南雄府：暖花与九皇会 潮州府：佩萸·采菊·放风筝 惠州府：风筝之韵上彻云霄 高州府：饮酒·赋诗·放风鸢 肇庆府：秋祭·纸鸢·送火灾 雷州府：登高采药作酒曲 罗定州：郊外登高，戏放风筝 入岭南者从其俗 三大民系共重阳 菊花茱萸重阳糕 重阳登山步步高 人间重晚晴 传统节俗的传承与嬗变 金秋正是可人天 时代变了，节俗也在变 守护精神的家园
"白衣送酒"是重阳饮菊酒常用的典故。过去有本教人做对联的书，其中"九月"部说重阳有这两句："紫萸色重，黄菊香飘。白衣飞送酒，朱笔竞题糕。"便说到这个典故。不过今有资料称，重阳节饮菊花酒始自陶渊明，那不符合事实。因为在陶渊明以前的《西京杂记》就已明确记载了饮菊花酒的习俗。
顺便一提，陶渊明是孟嘉的外孙。祖孙两代给同一个传统节日各留下一个著名的典故，绝无仅有，可谓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佳话。
东晋后是南北朝(420—589)。重阳节已盛行于长江南北，南朝依次是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梁代吴均《续齐谐记》所载桓景全家登山避祸的故事，便是以最容易为民间所接受的神话传说方式记述了这个登高节俗的缘由，反映出当时重阳登高已是普遍的习俗，《续齐谐记》所载"登山避祸"的观念，与《风土记》所说的"辟除恶气"、"祓除不祥"一脉相承，乃源于自西汉末年以来形成的阳九为灾厄之数的谶纬观。其含义是：阳为刚，重阳是"二刚相逢"而相克，且"九"为至阳之数、极数，根据《易经》物极必反的理论，就要走向反面。
重阳时节，自然界呈现万物凋零、阴盛阳衰之象，故被视为"厄日"，称"阳九之厄"。西汉末年新朝代汉，灾荒连年，新朝皇帝王莽便将之归于阳九之厄(见《汉书·食货志上》)，证明这种观念当时曾很盛行。南北朝时重阳日登山、佩茱萸，含义是避邪防灾，以消阳九之厄。
这是重阳节涵义的较大演变：东汉末三国初，九月九日是"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是个吉日。到了南北朝，却又被视为"阳九之厄"的"厄日"，要登山、佩茱萸以避之消之，而饮菊花酒的涵义仍主要是却病求寿。
重阳登高这个节俗，为后世一直延续，成为重阳节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但其中消"阳九之厄"的观念，并没有盛行多久。
比《续齐谐记》作者吴均稍晚、同为南朝梁代人的宗懔(约501—565)撰写了一部影响深远的民俗学著作《荆楚岁时记》，记述荆楚地区(湖北长江中游一带)自元旦至除夕的二十四节令和时俗，书中记述当时的重阳节俗是："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宴。"(士农工商各行各业的人都到郊外铺草为席，坐在上面设宴饮酒。)并没有提到要登高和佩茱萸以辟邪避灾。
同时期北朝北周(667—580)人杜台卿撰写的民俗学著作《玉烛宝典》(全书已佚。其轶文见于后世类书)，所记重阳习俗是："九日，食蓬饵，饮菊花酒者，其时黍秫并收，因以黏米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清《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重阳部》引)也没有提到要登高和佩茱萸以辟邪避灾。
隋朝(581—618)人杜公瞻给"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宴"加注："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节。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近代皆安设于台榭。"(台榭：高台上的亭子)。记述了当时登高、佩茱萸、饮菊花酒的节俗，涵义亦非辟邪避灾，而是"云令人长寿"，回复到重阳节最初的涵义。 "白衣送酒"是重阳饮菊酒常用的典故。过去有本教人做对联的书，其中"九月"部说重阳有这两句："紫萸色重，黄菊香飘。白衣飞送酒，朱笔竞题糕。"便说到这个典故。不过今有资料称，重阳节饮菊花酒始自陶渊明，那不符合事实。因为在陶渊明以前的《西京杂记》就已明确记载了饮菊花酒的习俗。
顺便一提，陶渊明是孟嘉的外孙。祖孙两代给同一个传统节日各留下一个著名的典故，绝无仅有，可谓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佳话。
东晋后是南北朝(420—589)。重阳节已盛行于长江南北，南朝依次是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梁代吴均《续齐谐记》所载桓景全家登山避祸的故事，便是以最容易为民间所接受的神话传说方式记述了这个登高节俗的缘由，反映出当时重阳登高已是普遍的习俗， 《续齐谐记》所载"登山避祸"的观念，与《风土记》所说的"辟除恶气"、"祓除不祥"一脉相承，乃源于自西汉末年以来形成的阳九为灾厄之数的谶纬观。其含义是：阳为刚，重阳是"二刚相逢"而相克，且" 九"为至阳之数、极数，根据《易经》物极必反的理论，就要走向反面。
重阳时节，自然界呈现万物凋零、阴盛阳衰之象，故被视为"厄日"，称 "阳九之厄"。西汉末年新朝代汉，灾荒连年，新朝皇帝王莽便将之归于阳九之厄(见《汉书·食货志上》)，证明这种观念当时曾很盛行。南北朝时重阳日登山、佩茱萸，含义是避邪防灾，以消阳九之厄。
这是重阳节涵义的较大演变：东汉末三国初，九月九日是"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是个吉日。到了南北朝，却又被视为"阳九之厄"的 "厄日"，要登山、佩茱萸以避之消之，而饮菊花酒的涵义仍主要是却病求寿。
重阳登高这个节俗，为后世一直延续，成为重阳节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但其中消"阳九之厄"的观念，并没有盛行多久。
比《续齐谐记》作者吴均稍晚、同为南朝梁代人的宗懔(约501—565) 撰写了一部影响深远的民俗学著作《荆楚岁时记》，记述荆楚地区(湖北长江中游一带)自元旦至除夕的二十四节令和时俗，书中记述当时的重阳节俗是："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宴。"(士农工商各行各业的人都到郊外铺草为席，坐在上面设宴饮酒。)并没有提到要登高和佩茱萸以辟邪避灾。
同时期北朝北周(667—580)人杜台卿撰写的民俗学著作《玉烛宝典》( 全书已佚。其轶文见于后世类书)，所记重阳习俗是："九日，食蓬饵，饮菊花酒者，其时黍秫并收，因以黏米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清《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重阳部》引)也没有提到要登高和佩茱萸以辟邪避灾。
隋朝(581—618)人杜公瞻给"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宴"加注：" 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节。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近代皆安设于台榭。"(台榭：高台上的亭子)。记述了当时登高、佩茱萸、饮菊花酒的节俗，涵义亦非辟邪避灾，而是"云令人长寿"，回复到重阳节最初的涵义。
隋后的唐代，重阳是四大节日之一，又是"三令节"之一，极受朝野重视，在唐代中后期还被定为全国法定假日，不是去避灾，而是"宜任文武百僚择地追赏为乐"(《唐会要》卷二十九)。过节的气氛是一派喜庆，登高主要是一种休闲娱乐方式，一种旅游观赏活动，消"阳九之厄"的涵义已消失殆尽。
《全唐诗》、《全唐文》及其续编等相关文献都明显地反映出这种时代风貌。后世亦基本如此。事实上，重阳日发生的灾难并不比平日多，后世文献亦极少再说"阳九之厄"，偶有提及(见宋吴自牧《梦粱录》)，也不过是这种谶纬观念的残存，再加上文人崇尚"法上古之意"的表现，并非民众普遍性的观念。今人谈重阳节，一再征引《续齐谐记》登高佩茱萸以避祸的故事，好像历代都是如此，这并不符合史实。P1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