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结论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似乎确立了一个牢固的地理决定论例证。首先，为了对付游牧在北部前线地区草原地带的蒙古族部落，明廷选择北京为首都。由于物品必须从1000英里以外的南方运来，如何运输就成为全国性普遍关注的问题。华北地区的黄土土层决定了要想维持一条陆上官道是不可能的，水路运输仍然是惟一的解决办法。由于缺乏一条贯穿南北的自然河流，决定了必须修建运河。漕河虽然因此而出现，但是地形因素和气候因素限制了它的运输能力。随着历史的发展，漕河未能使明王朝的国民经济活跃起来。作为一条南北交通干线，平民大众从它身上享受到的利益未能达到期望的程度。虽然它为明廷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服务，但是，它也反过来限制了明廷的财政经济计划范围，致使明廷在统治的时期里不能适当地做出调整，以适应明帝国内外的历史变化。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一样，历史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是由地理决定的。看来，这种地理决定论在漕运体系的运作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据。

这些证据虽然看来令人信服，但是依赖于明确因素的支持。关于明代时期主流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我们还未提到。在这里，我们要从离开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对主流思想的影响作出概括。

过于强调历史的物质方面，有时不但未能澄清问题，反而变得更加复杂。就漕运事例来看，人们会问：在向京城供应成问题时，为什么不以海运方式来解决呢？为什么明廷在其统治的两个半世纪里一直依赖于漕河这条充满缺陷的内陆水道呢？即使明政府感觉到漕河是一条更安全的运输干线，为什么中止海运，甚至禁止臣民从事远洋活动呢？在供应问题日益严重时，为什么在北京的明政府不减少臃肿的人员，不取消许多不必要的机构，不简朴节俭，甚至不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呢？宫廷维持10万多人员，忙于产生和分配消费品，从而导致已经承担着过重税收的漕河运输更加紧张，这有必要吗？显然，明廷所采取的每一种政策，并不都是根据自然需要所决定的。

为了把整个问题放入合适的角度加以透视，我们必须探讨思想观念和全国性的传统。只有这样，才能给予上述问题确切的回答。

应该指出的是，明廷在处理运输问题和具有重要性的国家事务时，采取了一种在传统中国以农为本情况下所形成的特有方法。即是说，稳定性的地位总是超越发展和扩张。就明人所关心的问题来说，虽然认为中国向来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必须保持其农业特点，不能兼容并包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中华帝国对外并不寻求领土扩张。同时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明王朝当局非常想把国土与世界隔离开来。只要可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减少到低程度。很少以可以受益发展的眼光对待对外贸易。海运的终止，不过是这种孤立主义政策的发展表现。

虽然难以确定明廷是什么时候及时道命令禁止海洋事业活动，但是毫无疑问，明廷在15世纪后半期严厉而清楚地推行了这一政策。只是在1560年，由于辽东地区的粮食储备短缺，明廷暂时准许渤海湾进行海运。随着禁令解除，渤海沿岸商业发展起来。但是，明廷从未准许这种发展继续向前。一旦短缺得到缓解，明廷就再次禁止海运。在推行禁海令时，明廷拒绝商船的支持，致使自己后来在同后金的军事行动中处于孤立境地。此外，明廷于1585年一道命令，声称谁要是建造双桅杆以上的船只，谁就是要叛乱，就要受到死刑处罚。这一系列法令，表明了明廷竭力长期地维持孤立主义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明廷依赖于没有条件的内陆运输，只不过是关门政策的必然结果；而关门政策，是有意设计推行的，其性质并不是强迫中国依赖外在环境。

如何维持京城地位的方式，进一步反映了当时的国家思想观念。朝廷，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办公场所。它还是举行庆典、仪式的中心，国家财富和富丽堂皇的展览场所，甚至还是具有宗教意义的建筑群。它的宏伟壮丽，是其神圣至高无上的表现。在这里可以补充指出的是，传统中国的政府，既不是采取互相承认的方式，也不仅仅是推行野蛮强迫同意的政策。它从禁锢思想的发展中获取大多数力量。它通过严密完整的伦理说教，向臣民灌输忠诚，而这伦理思想是把理性认识同神秘尊严混合在一起的。既然这样，明廷并不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功利性职能。它为了确信自己的，必须要精心组织各种庆典和仪式，炫耀自己的富丽堂皇。为了满足这一需要，它强迫漕河解决供应问题，特别是解决本文在第五章中所描述的那些供应问题。

正如本文在前面几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明王朝统治时期的漕运体系的运作，很难认为是获利性的。比如就漕粮来说，尽管为了运输而付出了高昂的费用，仍然不时以低于最初价格在北京市面出售。劳力的消耗，尤其是维持漕河河道的劳力消耗，常常不在漕运当局的考虑之列。在全国竭尽全力把粮食运到北方的同时，商人却在淮河地区把粮食运到南方。但是，如果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加以思考，这样的滥用和错误做法只不过是一整套错误管理的一部分；而这错误管理，正是那个时代政府行政的特点。由于这样的行政细节很少得到广泛的注意，我们有必要费一点笔墨加以说明。

从整体上来看，明代帝王和大臣在财政金融方面从来没有方法意识和成本意识。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从实际上不可分割的角度设想国家预算。他们随意处理财政问题，好像所有财政问题都是互不关联的。正是由于松散地构建国家财政体系，所以在整个明王朝统治时期，从未发展出一套有水平的金融体系。不仅银两、铜钱和价值不确定的纸币同时出现在政府分类账上，而且许多种类的物品就以原样缴纳上来，又以原样分发出去；这样，国家预算单上充满了杂七杂八的物品，读起来就像一份仓库清单一样。随着这种情况盛行，明代官员无眼光看清实质问题，思维局限于一些细小、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他们总是从感觉出发，经常把税额提升到小数点下的8位数或10位数。1632年，户部尚书上奏明廷报告说，大量以实物缴纳的税收还未征收上来；其中包括清单上由苏州缴纳的蜂蜜，它的所值还不到28两银子。这份上奏是在全国纳税欠款超过1700万两银子的情况下提交的。此外，钱币流通渠道也能反映缺乏系统。1592年，北京所属宛平县向中央政府规定的27个兵站和机构(其中一些坐落在长城上)交货。可是，全部物品所值不到2000两银子；其中一些物品所含价值不到50两，有一些甚至只有一二两。我们并不感到吃惊，在漕河管理问题上，明代官僚同样设置了许多成本大、浪费多的程序。

从为明代官员辩护的角度，可以说当时他们管理的是世界上较大的帝国，既不能受益于统计技术，也无现代通讯设备可供利用。由于地域辽阔，一些陷阱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样的辩护并不能免除他们所有的错误管理。我们在这里要再次指出，导致错误管理的是被扭曲的思想观念，而不是技术缺陷。

就明代官员的思维来说，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僵化不变的经济观念。他们认为，中国总是拥有众多的人民，他们生产出来的物品数不胜数，需要多少税，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征收。固定的收入水平，可以使他们能够支付固定的花费。这就是明代官员为什么不断指定某项收入用于支付某项开支并试图逐项加以平衡的原因。传统的儒家政治思想，其核心可以概括为“人性本善”，也是他们的行政指南。追求个人私利仅仅是一种阻碍个人道德水平升华的表现，谋利是说不出口的罪恶。因此，追求物质享受舒适和生活奢侈，会损害人性，必须予以抵制。即使是有利于社会环境改善的技术革新和进步，也不能鼓励。明代帝王和大臣常常把“子民”的康乐挂在嘴边，但他们的目的不过是恰好使百姓能够生存下来，并不往上努力去改善“子民”的生活。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探讨各个问题时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制定的政策和习惯做法严重地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把一些地方出现的自由市场扼杀在摇篮中。

这样，明代官僚一整套思想观念，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同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经济基本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在这些思想观念支配下，自然地使他们自己丧失了机遇，不知道如何才能有效地进行商业管理。由于推行限制和消除商业竞争的措施，他们不再拥有能力去区别什么是获利事业，什么不是。他们反对改变国家的农业大国形象，不愿意去进行任何发展实验；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他们那个时代的“新”政治观念和思想观念，是缺乏独创性的。

在15世纪早期设置的漕运体系及其附属机构，尽管存在着调查不足，仍然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16世纪，这个体系由于僵化，其中许多设置明显过时了。到该世纪末和17世纪早期，明代官员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了。他们管理国家的思想观念和现实之间的断裂，再不能以技术补救来解决了。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没有活力，已经僵化了。

漕河是一条人造河流。它的运作效率，不但同黄河的含沙量、高邮湖的水位和华北的冰冻季节有密切关系，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时人的看法及对种种问题的反映。漕河占有突出地位并一直是惟一向北京运输的干线，主要原因是什么？在漕河上运输的物品数量及品种如何？如何管理漕河？决定这一系列问题的，并不是自然环境，而是国家，是思想观念。这表明，历史既是人类思想实践的结果，也是人类辛勤劳动的结果。古代作者可以牺牲自由意志为代价，强调目的性1，或者强调生产力对人类意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当我们从真正的事实中看到的只是所有这些因素同时存在于人类历史中；它们混合发生作用的方式，使我们难以把它们相互区别开来，更不用说区分它们各自重要性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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