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一 《考工記》及其歷代研究

《考工記》是一部大概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工官匯典，所記三十工以"某氏"或"某人"名職，分爲六大體系，所謂"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六(築、冶、鳬、、段、桃)，攻皮之工五(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五(畫、繢、鍾、筐、)，刮摩之工五(玉、楖、雕、矢、磬)，搏埴之工二(陶、瓬)"。包括車輿、鑄冶、兵革、溝洫、營造、陶器、饗射禮樂器等門類加工制造技術，先秦官府經營工種於此大體具備。記文前有總序，其後三十工列職述事。漢代傳本即已有闕文，故或有目而無職，如段氏、韋氏、裘氏、筐人、楖人、雕人；輿人後"輈人"於總序無目；總目分畫、繢爲二職，正文則總論"畫繢之事"，或有闕文。前敘"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以爲列職述事之總綱，故三十工正文備論各器物之用材、形制結構、尺寸及輕重等規範及工藝要求各事項。據其文辭及所載事實，清人江永推爲東周齊人所作，"蓋齊魯間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辭者爲之"。

我國古代工官傳統悠久，殷墟甲骨即有"司工"、"右尹工"一類工官名稱。不同工種的工匠世代相承，形成專門的工官氏族。《左傳》所載西周封建諸侯，魯公所分"殷民六族"、康叔所分"殷民七族"，即原來服務於殷商王朝的工官氏族。《國語齊語》載管子論古聖王成民之事，四民異業，"處工就官府"，工官"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 。《禮記少儀》亦謂："工依於法，游於說。"《考工記》所載正與《齊語》、《少儀》所述工官傳統相應，辨材美惡必審其四時草木之生殺，論其工巧之工緻及用材得當與否必有規矩尺寸齊量多少之法及和與不和之說。

《考工記》雖記百工之事，然多與《周官》(漢以後稱《周禮》)典制禮法相應。考《周官》以六官分職，冬官司空掌事典，而漢代即闕冬官司空。《考工記》與周官相經緯，如《輈人》後說龍旂、鳥旟等旗物合《司常》，《玉人》所述圭璋制度合《典瑞》，《玉人》土圭之法合《大司徒之職》，正可以補《周官》冬官之闕。據書傳所載，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取《考工記》以補《周官》，劉向、劉歆校書著錄《周官》爲六篇；王莽立《周官》於學官，莽新時《考工記》并《周官》五篇又爲托古改制的依據(如新嘉量制度)。自《考工記》補入《周官》并置博士，注釋解說《周官》及《考工記》者代不乏人，在此基礎上形成闡釋考工之典及解說器物制度的傳統。

《周官》經六篇之外，《漢書藝文志》有傳四篇，其詳不可聞。自杜林及鄭興等受業於劉歆，作《周官解詁》相傳授，故東漢《周官》之學盛，其後訓說解詁者如衛宏、鄭衆、賈逵、張衡、馬融、鄭玄。唯鄭玄《周禮注》後世有完書，其他均佚失，唯鄭興、鄭衆注見引於鄭玄。

鄭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人，主要活動於東漢桓、靈時期。"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范曄論鄭玄曰："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 (《後漢書鄭玄傳》)由於鄭玄遍注三禮，採集漢人舊注略備，魏晉以來通行各代，故唐人孔穎達《禮記正義》有"禮是鄭學"之說。後世疏解雖然略有辨正，但討論無不以鄭注爲宗，注解《考工記》亦然。

鄭玄注釋《考工記》的方法尤爲後世圭臬：正異文、辨音讀、通方言、審文句以通訓詁，整齊禮制、通古今、明算術以辨名物制度。正異文者，如"搏埴之工"，"埴"書或爲"植"，於記文陶人、瓬人之事無義，故正"植"爲"埴"，釋爲黏土。又如"萭之以眡其匡也"，故書"萭"本作"禹"，又或作"矩"，先鄭司農(鄭衆)讀爲禹，鄭玄則正爲"萭"，以爲即正輪之器"萭蔞"。據《方言》，秦晉之間謂車弓曰"枸蔞"，與"萭蔞"音近，則鄭玄或當目見名爲"萭蔞"的正輪之器。又如："輈注則利水，利水則久，和則安"，先鄭司農解"注則利水"爲"轅脊上兩注令水去利也"；鄭玄則依聲訓讀水作準，且刪重文"利水"，以爲："注則利，爲輈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凖則久，謂輈之在輿下者平如凖則能久也。和則安，注與凖者和，人乘之則安。"

辨音讀者，如："天子圭中必"不可解，鄭玄以"必"爲假借字，當"讀如鹿車縪之縪"，謂"圭中縪"爲"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隊"。又讀"駔琮"之"駔"爲"組"，以組繫琮故名"組琮"。

通方言者，如"句兵椑，刺兵摶"，"椑"不可解，因"齊人謂柯斧柄爲椑"故鄭玄釋"椑"爲隋圜，如是"句兵椑"正與"刺兵摶"相對(鄭注：摶，圜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經傳雅詁無"終古"之訓，鄭玄因齊人之言謂"終古，猶言常也"。

又有音聲、雅詁、方言不可通者，鄭玄則審讀上下文句，斷以己意，如："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鄭玄釋"幎"爲"均致貌"；"望其轂，欲其眼也"，鄭玄釋"眼"爲"出大貌"，取其與"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相對；"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先鄭司農以爲"彈謂掉也"，又謂"悁謂撓也"，均隨文釋訓；鄭玄謂"蜎亦掉也"亦如此。

鄭玄注《考工記》考辨名物制度略有三法，其一爲排比經文，整齊禮制，如鄭玄釋車制。據記文，輪崇數有二等：兵車之輪、乘車之輪六尺六寸，田車之輪六尺三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爲四尺；又記輈有三度：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三等遞減以七寸；另《夏官廋人》載馬有八尺、七尺、六尺三等之數。綜合各項，鄭玄考定車有三等，今爲表解如下：

車等駕馬馬高輪崇輈深軫與轐軫高衡高衡頸間

兵車/乘車國馬八尺六尺六寸四尺七寸七寸四尺八尺七寸(七寸)

田車田馬七尺六尺三寸四尺(五寸半)(三尺七寸)(七尺七寸)(七寸)

(柏車？)駑馬六尺(六尺)三尺三寸(四寸)(三尺四寸)(六尺七寸)(七寸)

遞減數一尺(三寸)七寸(寸半)(三寸)(一尺)(〇)

注：()標示者爲鄭玄推測。

兵車軫高四尺，加輈深四尺，則衡高八尺七寸，除國馬高八尺，則餘七寸，鄭玄以此爲衡頸之間之數；鄭玄據此定三等車衡頸之間均七寸，則田馬衡高七尺七寸、駑馬之車衡高六尺七寸，并依次各設遞減之數，則其餘各數因之而定。在此推算過程中，假設三車遞減之數均等而衡頸之數不減爲關鍵，其得失亦可由此判斷。其他如推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制度均類此。

其二，以當代名物制度解說《考工記》。古今事物或相沿革，物理或可相通，因而古今之間可以溝通。鄭玄注《考工記》除以今語釋古語之外，亦時或以當時制度解載籍名物。《輪人》"斬三材"，鄭玄注："今世轂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橿也。"轂、輻、牙所用材別，即爲《輪人》"三材"。又以"今之書刀"解"築氏爲削"，以"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解《冶氏》之戈，以"今三鋒戟也"解《冶氏》之戟；以當時鍾制解"鳧氏爲鍾"，故以"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釋"旋蟲"。雖有器物釋《考工記》制度，然終不能無疑問。《冶氏》"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鄭玄以爲"今三鋒戟"，"刺者，著柲直前如鐏者也"，如是以"倨句中矩"釋胡、援："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與"爲"歟"之假借，推測之詞，不能無疑問也。《鳧氏》"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鄭玄注謂"此四名者，鍾體也"，各有尺寸："鼓六，鉦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也。"然注又謂"今時鍾或無鉦間"，"或"者不定之辭，則又屬模棱兩可之見解。可見鄭玄雖以當世名物釋古器物制度，然終不能自信於心，是故啟後世無窮之紛紜疑義。

其三，鄭玄通《九章》，故以算術解《考工記》制度。《考工》器物度數如大小之數、方圓之徑、倨句之度，鄭玄以算術一一注明，除加減乘除、乘方開方之外，復有圓周求徑、勾股開方、勾股比例等演算法。如以勾股法求《輪人》蓋弓宇曲之數，以周三徑一之率推《韗人》皋陶穹圍合二十版。又如鳧氏爲鍾，鉦間之數無文，"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又"鼓六，鉦六，舞四"，則以勾股比例之法可知"鉦間亦當六"。倨句之度，"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鄭玄以爲"此假矩以定倨句"，故"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旣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冶氏爲戟，"倨句中矩"謂"戟胡橫貫之"。冶氏爲戈之病有"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决"，鄭玄謂"已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也，以啄人則不入；已句，謂胡曲多也，以啄人則創不决"，如是則胡"取圜於磬折"則可也；其注戈之"倨句外博"以爲："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以除四病，而便用也"，因不知倨句爲何物，一句之解上下駁亂竟至如此。

鄭玄注解《考工記》多有確不可易之處，至於說解之法亦不可不知。然而古制渺茫，故鄭注之精思妙解多爲後世所遵循。歷來解《考工記》者多沿鄭玄之說，六朝以迄明清大致如此，其間唯宋人林希逸《考工記解》稍能不惑於舊注。

林希逸(1193-1271)，字肅翁，號鬳齋，又號竹溪，福清(今屬福建)人。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進士，景定中官至中書舍人。著述多已佚，現存有《三子口義》(《莊子鬳齋口義》、《老子鬳齋口義》、《列子口義》)、《考工記解》。事見《宋元學案》卷47。

在林希逸之前宋人單解《考工記》者，有陳祥道、林亦之、王炎，皆不傳。 林希逸之學本於陳藻，陳藻之學得之於林亦之，林亦之又出於林光朝。陳祥道另有《禮書》，多解《考工記》，林希逸解說有與之相同者。林光朝人稱爲艾軒先生，其解《考工記》多爲林希逸書所稱引。艾軒先生解《考工記》多論文法以及於名物制度，此亦爲林希逸《考工記解》宗旨。

林希逸從艾軒先生論《考工記》文法，或謂"文勢淺深有序" 、"前後錯綜，文字自佳"、"看此三句便見古文法本意，……多少曲折精神，又發得意盡，又好讀" 、"此數行結《輪人》一章，其文最妙" 、論"梓人爲筍虡"曰"此一官制作易知，其文最奇，可不熟讀之" 。林希逸對《考工記》文章推崇備至，甚至認爲《周禮冬官》佚失就是天意要成全《考工記》，"似造物之意，特亡彼而存此，以成此經之妙也" 。

因爲推崇《考工記》文章，善於涵詠本經，故而見解亦自不凡，略以兩點論述。其一，以《周禮》與《考工記》各自爲書，本不相關，故解《考工記》不以《周禮》強合。漢人因《周禮》之闕取《考工記》補《冬官》，因題作《冬官考工記》。鄭衆、鄭玄等并以《周禮》五官之文與《考工記》相互牽合爲解，林希逸則以《考工記》文字簡古，"《考工記》須是齊人爲之,蓋言語似《穀梁》" ,"必戰國以來先秦古書" 。如論《考工記》車輿旗旐之制，或以之與《春官巾車》相比附，林希逸以爲："或以大旂爲龍旂，大赤爲鳥旟，大白爲熊旗，大麾爲龜蛇，亦可牽合；但大赤、大白雖合於朱雀、白虎之名，大旂則已難通矣，况大麾乎？"因而以爲："《考工》非冬官本書，縱可牽合，亦未足憑。" 《考工記》"玉人之事"所記與《春官典瑞》有同有異，"《周禮》自是一手追記周人之事，《考工記》又是一手，或先或後固不可知，亦皆追述古制而已。" 《考工記》"矢人爲矢"，鄭玄等改字以合《夏官司弓矢》，林希逸則以爲"未爲至當之論"。《考工記》匠人溝洫法與《地官遂人》溝洫法相類而不全合，故鄭玄分王畿之內爲二制，林希逸則以爲"鄭氏之説難以牽合。若知《周禮》自爲一書，《考工》自爲一書，本不相關，皆非周公舊典，則無復此拘礙矣" 。由於《匠人》溝洫法與《司馬法》所載相同，人或以《司馬法》爲"文王治岐，乃商末之制"，林希逸懷疑《考工記》溝洫法或較《周禮》爲更古，"恐此書乃爲古法" 。當然林希逸并非絕對排斥以《周禮》釋《考工記》，如釋《玉人》以爲"有五等之命而後有五等之圭" ，又如釋《梓人》"張皮侯而棲鵠"以爲"此大射之侯也，其皮用熊虎豹，據《司裘》言之也" ；只是不主張將二者異制而強合，甚或至於改字、破讀以相牽合，這是涵詠文本的好處，與成見無關。

其二，解《考工記》名物制度，即使不識體制，"雖所説皆紙上語，但以文理明之，亦可决其當與否也" ，因此能不惑於舊注。林希逸解《考工記》器物制度并非不注重古器物，如穀璧、蒲璧不從鄭玄畫文之說，蓋於《宣和博古圖》所見而知。然"此圖至金人侵軼後皆無此本，及吳少董使北見之，遂市以歸，尚有十數面不全" ，蓋南宋人難見全本《宣和博古圖》。即使有古器實物可見，說解亦不得不有當於本經，林希逸因無實物可據而依經本文爲解，所得又自有高明之處。

林希逸依經解說，以文理明制度，大致說來有：其一，以經傳明文爲證據，如"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鄭玄注："伏兔至軓，蓋如式深也。灂不至軓七寸，則是半有灂也。"林希逸以伏兔至軓如式深經傳無明文，故不從鄭玄而依記文別立新解。 又如鄭玄解《匠人》"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以爲"雉，高一丈，廣三丈"，林希逸則以爲"宫隅、城隅則只論高，不論廣"，且以鄭玄"度高以高，度廣以廣"之說記無明文。 嚴格以經傳有明文爲證據，則所解不至於穿鑿。其次，依本文解說，不輕易改字。鄭玄注《考工記》以假借或牽合他經而多改易經字，林希逸無本文證據則不改字，如鄭玄以假借字注"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據《司弓矢》改《矢人》字，林希逸均不從。其三，依經文解說，不可曲解。鄭玄注《匠人》"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最不可解，林希逸以爲"古人未有文字蹊徑，故出語自然"，因而認定鄭玄"注說不通" 。其四，重視文本，在語境中求解。如：《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一節，林希逸以爲"上文言圭，此一節乃論爲圭之玉"自是正解；至於"諸家以爲此一節言祼器也"，林希逸以爲："其説亦通，但與上文不相屬，突然曰天子用全，何以知其爲祼器哉？" 林氏論說有理有據，確不可易。其他如揣摩省文之例，上下文互相爲解，不一一詳說。

林氏以文理解說，纖細綿密，如"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纎也"，林希逸解："揱爾者，殺之狀也；纎者，小也。輻之直指，下要壯，上要殺減。且謂之輻，合當皆壯，今又要殺減，何也？蓋一轂之上著三十穿，若不揱殺，何緣入得？所以入轂者宜殺，入牙者宜壮。" 雖不見古器車制，據紙上語解說如此體察入微，令人不得不信！

《四庫全書總目》評論林書有"宋儒務攻漢儒，故其書多與鄭康成注相剌謬"之論，此正四庫館臣之偏見。林希逸對鄭玄注釋有深刻認識，書中考證鄭玄注解之依據，推測鄭玄解說思路，均能一一詳細闡明。對於舊注無以證其是、亦無以明其非者，亦不隨意別立新解，但存舊注而已，并無意於"務攻漢儒"。

另外，《四庫全書總目》以爲"希逸以《三禮圖》之有關於《記》者，采摭附入"，今人亦多沿襲，本文於此亦不可不辨明。按：今傳林希逸《考工記解》述及《三禮圖》者四處：如畫繢之事曰"此圖所畫只據《三禮圖》如此，古人之制未必然"， 玉人之事則以爲"聶崇義所作《三禮圖》全無來歴，穀璧即畫穀，蒲璧即畫蒲，皆以意爲之也。不知穀璧只如今腰帶夸上粟文，觀《博古圖》可見" ，又曰："《三禮圖》所載：鎮圭刻一山，桓圭刻植楹，信圭刻一人直身，躬圭刻一人曲身，皆非古制" ，三處所論均不以《三禮圖》爲是。另，林希逸所述《三禮圖》龍旂、鳥旟制度，與今傳本《三禮圖》不同。 舊圖或僅有大致形象，而林氏之圖皆能據《記》文詳解其結構、度數，如輪、輿、蓋、輈、弓等圖，此皆爲舊來《三禮圖》所未有(陳祥道《禮書》此類圖亦皆據《考工記》詳解形制、度數 )。今所傳本林氏之圖大都出《三禮圖》，唯其中頗多與林希逸注解不合，如琬圭、琰圭、大璋、中璋、邊璋、駔琮、大琮、兩圭、瑑琮、匠人溝洫等。試作說明，如林氏謂琮"射四寸者，琮之上剡出也。下八寸，正方，上四寸則剡"，今本大琮、駔琮均作圓周外繞八圜突起狀，與《三禮圖》同。 又如：匠人溝洫，《三禮圖》本鄭玄注合《小司徒》井田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而林希逸解《匠人》溝洫合《司馬法》，"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而今本林氏之圖同《三禮圖》 ，本鄭玄注而與林說不合。今傳本林氏之圖出《三禮圖》而與林希逸說解不合者，其詳不可知，然終究不可謂林氏之圖乃采摭《三禮圖》而成。

明人注解《考工記》多以林希逸《考工記解》中圖附入，如林兆珂《考工記述注》、程明哲《考工記纂注》等。徐昭慶《考工記通》多能據金石之圖，於舊圖亦多能釐正，其他不足觀。

二 江戴師徒講學與戴震《考工記圖》撰述

明中葉至清雍正時期，，隨歐洲耶穌會士入華傳教所傳入的科技知識包括天文、數學、地學、物理、器械等令中國士人耳目一新，徐光啟、李之藻、王徵、王錫闡、梅文鼎、江永等人積極學習研究。受明清鼎革社會變局與西學東漸的綜合影響，考據傳統逐漸成爲時代學術風尚。器物度數考證，除了因傳統經學考據傳統的推動，更是受益於西來天文算法與工藝之學。

崇禎年間，傳教士利瑪竇帶來《坤輿萬國全圖》，五大洲、地球圓形、寒溫熱五帶劃分觀念以及經緯度制圖法突破了中國人狹隘的天下觀。隨後李之藻與利瑪竇合作翻譯天文學著作《乾坤體義》、《圜容較義》、《渾蓋通憲圖說》，編譯數學著作《同文算指》，徐光啟與熊三拔合作翻譯天文儀器著作《簡平儀說》，并與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等編譯大型天文數學叢書《崇禎曆書》。康熙時期編繪《皇輿全覽圖》等大型全國地圖，組織編寫《律曆淵源》三部(《曆象考成》、《數理精蘊》《律呂正義》)。西來天文學知識包括日月食原理與算法、天地結構、天文儀器制造，數學知識有歐幾里得幾何學、筆算法、對數、三角學、測量法等。天算之外，西人"奇器"之類的器械也爲中國士人所熱切關注，如徐光啟翻譯水利著作《泰西水法》，王徵與鄧玉函翻譯《遠西奇器圖說》，王徵在此基礎上發明改進器械并著《新制諸器圖說》，包括龍尾車、恒升車、自轉磨、自行車等。 徐光啟除翻譯《泰西水法》之外，還注解《考工記》，以《考工記》爲中國古代科技活水源頭"星宿海"。 在王徵編譯研究遠西奇器之後，梅文鼎、薛鳳祚對《遠西奇器圖說》均有一定的研究。

西來天文算法以及工藝之學與中國傳統經學考據相結合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禮制考證中的器物度數研究，最突出就是《考工記》的研究，康乾時期江永、戴震適逢其會而引領時代潮流。

江永(1681-1762)，字慎修，號慎齋，安徽婺源(今屬江西)江灣人。 事舉業不第，故而優遊舉業之外，以治學授徒爲事。江永長於步算、樂律、音韻、三禮，從其問學者甚眾，如戴震、程瑤田、金榜等，堪稱清代樸學皖派之先驅。生平傳記主要有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狀略》及錢大昕《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