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霞书屋遗集》： 亡国外史后宫剧

1921年9月30日，末代皇帝溥仪的生母，载沣的嫡福晋瓜尔佳氏在醇王府内吞食过量鸦片，自杀身亡。这一幕真实的后宫剧，在民国时代也无非是一则报刊上的豆腐块新闻而已。虽则惨烈，却无人问津。此时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已近十年，据说瓜尔佳氏之所以自杀，是因对复辟帝制已然绝望所致。

这一年，溥仪还住在紫禁城里，也许是百无聊赖，也许是自我排遣，他让内务府为他在养心殿安装了一部电话。电话局跟着送来了电话号码本，据说溥仪翻着翻着，突然看到京剧名角杨小楼(1878—1938)的电话号码，便对着话筒叫了号，他学京剧里的道白腔调念道： "来者可是杨—小—楼啊？"对方哈哈大笑问： "您是谁呀？"显然，电话是接通了。

这桩巧事儿，也许是继杨小楼进宫为慈禧做"内廷供奉"以来，与逊位后的清代皇室一次意外接触，纯属偶然。但南社才子邹铨(1887—1913)可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杨小楼不但因入宫演戏而与皇室交往颇多，而且还是瓜尔佳氏的情人，甚至还曾闹出过一出殉情的大戏来。瓜尔佳氏之死究竟是因不争气的溥仪，还是因宫外的情人，一下子又悬念丛生了。

早在瓜尔佳氏自杀身亡之前8年，年仅26岁的上海青浦人邹铨在苏州与南社友人们游玩之际，突然咳血不止，1913年2月3日，猝死于沧浪亭畔。

由于逝世过于仓促，无论是邹氏本人还是其友人皆始料未及，匆匆整理出一册《流霞书屋遗集》来，以兹纪念。这一册由柳亚子亲自主持编录的邹氏遗集中，录有一部尚未完稿的传奇剧本《杨白花》；这个剧本所演绎的故事，就是杨小楼与瓜尔佳氏的私情逸事。

剧本及时出《传书》，剧中人"某福晋"即开场表明身份，她自言自语道： "继德宗龙殡，吾儿溥仪，竟得嗣位入宫，赞承大统。"但她又道出"所不满意者"，即"如金屋阿娇，雀台深锁。未尝不怀我故人，常萦梦寐"。而这位"常萦梦寐的故人"，就是杨小楼。

剧中人后来的台词中，就有非常直接的自白： "杨小楼，杨小楼，你太觉负心了。你可想吗？""小楼小楼，你索要与我再会一遭也。""某福晋"独自惆相思一番之后，迅即写了一封书信，让贴身婢女，交与了杨小楼。杨小楼此刻也正在居中害着相思病，于是二人约定，在戏院相会。

"某福晋"到戏院时，杨小楼正准备出演《白水滩》。台上台下的四目相望，其情其境，恍若戏中戏、剧中剧。当然，散场之后，二人的欢会情状，也可想而知。但紧接之后的第三出《闻警》，主角却是摄政王载沣，即溥仪的生父。在这一出戏文中，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时清廷上下的仓皇失措，描写得尤为生动传神。

剧中接到武昌警报的载沣惊恐地说道： "好端端的一个太平世界，忽地里说什么武昌城在顷刻间，被革命党占领去了，教我如何对付。"他迅即召集了奕劻、载泽、荫昌、萨镇冰、盛宣怀等商议对策，和谈还是开战，七嘴八舌、乱作一团。最终在萨镇冰主战的建议中，这场亡国之际的"乱弹"才草草收场。退场时，载沣又大哭一场，哭泣中的自诉耐人寻味。

他说道，"我自摄政以来，不及三载，凡百新政，次第举行。欲想借此政策，牢笼那一般希荣慕利的汉人。以实行我开明专制、中央集权的主义。我面上虽大倡调和满汉、实行立宪之说，我暗中却处处裁制汉人，只赏他几个无聊的官阶，不令他握一个实在的权位。果然那资政院落、咨议局等等一般不要脸子摇头摆尾、非驴非马的议员，只消一个四品京堂，已将他们弄成个顺孙孝子。那里想到还有这不受笼络的一班革命党，趁了这回收路风潮，竟把长江中枢的武昌、汉阳两城，占据去了。张彪、瑞澄，不知下落，湘赣皖豫，岌岌可危，如此大局，教我如何收拾他。这一座好江山，恐怕又欲归汉人有了。"

这番哭诉，实际上是载沣及大部分晚清皇室的真实心态，改良、新政、洋务、立宪等诸多看似革新政体、救亡图存的举措，实际上都只是想起到笼络人心、调和矛盾的效果，也都只能起到暂时维系帝国危局的作用。只是载沣在国难之际，更想不到也没工夫去想，他的夫人瓜尔佳氏已经另有私情。国破家亡的宿命，正悄然演绎；只是剧中人载沣在一边哭亡国之恨，而瓜尔佳氏则在一边圆新欢之梦，这一番同时折腾着的红尘大戏，多少还是让人有点哭笑不得的。

第四出《报警》中，当瓜尔佳氏的贴身婢女向其密报，武昌起义及载沣大哭之事时，瓜尔佳氏首先惊奇的不是帝国剧变，却是这摄政王的大哭。她言语道： "越发奇了。你家殿下，乃是一个无用之人。凡百政治，皆信那一班奴颜婢膝的朝臣。七软八倒，彼不过唯唯诺诺，糊涂了事。所以终日终夜同欢佛一般，我从未见他吊下过一滴泪来。今夜究竟为了何事，这样的痛哭。日前革命党谋刺你家殿下时，他也不过发呆了两个礼拜，亦没有哭过一场。莫非是老佛爷要垂帘听政，把我的麟儿置在脑后哩。"

从这些言语中，可以看到瓜尔佳氏对其夫君载沣的极端蔑视与不满，当然还有对自己荣华富贵的极端维护。作为权倾一时的皇帝生母，她所关心的仅仅是老佛爷是否要垂帘听政，是否要将溥仪废黜等，武昌起义的亡国大祸竟然可以视而不见、不知所谓。

在婢女后来的再三陈述之下，瓜尔佳氏与杨小楼在将信将疑中逐渐感到大事不妙，杨小楼的一番分析言语也颇代表了当时代普通民众对革命党人的认识。他说道： "这革命党果然比不得从前，此番的起事，真如迅雷不及掩耳。我再也料想不到。我算他革命的事业，出出没没，已经及时十七次了，革命党的毅力，真是不凡。黄花冈死了七十二人，此时又是轰轰烈烈，在南中起事。中国男儿，直多的了不得。"在"情人"这样一番详尽分析之下，瓜尔佳氏终于意识到亡国大祸在所难免，她与杨小楼的生离死别也行将不远。

在两人"今宵有酒今朝醉"的这一场欢会之际，载沣仍然蒙在鼓里，还屡次派婢女请瓜尔佳氏入宫议事，但皆被婢女以"宿醉未醒"之由推脱阻拦。正当载沣欲亲自前往探询时，却因宫内太监急报老佛爷得知武昌之变后痛哭不已，不得不火速入宫探望而作罢。瓜、杨两人的私情，就这样逃过了被撞破的一场虚惊。但婢女却为此思前想后，虽然知道二人的私情都是杀头的大罪，但自己这条小命却还要小心保住才好。于是出现了第五出《设计》，即婢女要想方设法让瓜尔佳氏尽快回府，不再逗留杨府，私情丑事只要暂时不撞破，奴才们的小命也就算保住了。这番思量与伎俩倒是与此刻的载沣摄政监国的策略相近，能忍则忍、能瞒就瞒，只要能躲过一劫就好。政权根基上已经崩溃的帝国与情感上已经寄托外人的贵妇，实际上没什么两样，表面上勉强应付维系的只是暂时局面。虽然终有破局的24小时，可眼前的婢女与载沣都还得忙前忙后、里外张罗，一刻也不得闲。

在婢女的再三催促之下，瓜、杨二人的浓情蜜意还是在这一场生离死别中久久挥散不去。他们还在山盟海誓、依依不舍，并没有在这一场国难家变中迅即作鸟兽散的意思。眼见着主子迟迟不肯回府，婢女计上心来，将事先安排好的两位王府家人唤至杨府门外，声称是府上有急事，特来寻人。没想到这样一来，反而弄巧成拙，本已若惊弓之鸟的二人，此刻都认为载沣已察知二人奸情，回府定然也没有好结果。横竖都是一死，剧中杨小楼淡定提议： "不如携手偕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罢"。瓜尔佳氏也回应说： "罢了。事到其间，也不得不然了。杨郎，我与你就此去罢。"

至这一场《殉情》大戏时，整部剧本戛然而止。后续是否还有章节，无从得知。邹铨撰写的这部《杨白花传奇》到此为止，以瓜、杨二人的私情为明线，载沣等人误国亡国为暗线，勾勒出一幅亡国外史浮世绘。剧中没有对瓜、杨二人给予明确的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谴责，对载沣等人的亡国之痛也算是白描实写，并无过分夸张丑化之意。作为野史而非信史的一段轶事，邹氏这种就事论事的入情入理之演绎，在千年帝制崩溃、三民主义开国之际，在那一重要历史时刻的文坛内外都是让人耳目一新、触目惊心的。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对邹铨的《杨白花传奇》记忆犹新，列举了当时不少名流对此的由衷咏叹，如高天梅云： "风流亡国凭谁写，才子文章杨白花"；胡寄尘云： "一窗风云灯无力，寒夜人翻杨白花"；等等。

此外，《杨白花传奇》的命名也很特别，与当时众多警醒世人的革命题目相比较，并不那么咄咄逼人、振聋发聩，多少还有点古典、含蓄的意味。事实上，"杨白花"源自一个颇有点传奇色彩的古典爱情故事。据史书记载，北魏胡太后原是北魏宣武帝的妃子，宣武帝死后，其子继位称帝，她以太后之尊，临朝称制，执掌大权。但年方三十余、不免孀居寂寞之感的太后爱上了名将杨大眼的儿子杨华。《梁书》卷三十九记云： "杨华，武都仇池人也。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为作《杨白花》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踏足歌之，声甚凄婉。"胡太后"逼通"杨华，而杨华惧祸不愿与一个胆大妄为的太后有私情，于是率部曲投奔了南朝。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写下了一首《杨白花》歌以作感念。"杨白花"也因此成为贵妇屈尊追求爱情的传奇之代名词，虽尚不足以千古传唱，却也多少让人惋惜那个"贵族无真爱"的年代之无奈罢。

而眼前的这一部《杨白花传奇》，似乎还不能与这个史料凿凿的故事相提并论。将千余年之后的瓜尔佳氏比附北魏胡太后，将杨小楼比附杨华，是邹铨的文学想象与敏锐才思所在。若真如剧中所写，瓜杨二人双双殉情，则其情其事恐怕更比这千余年前的"胡追杨逃"更为可歌可泣。但历史毕竟不能等同于文学，活生生的人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需要的是慢吞吞的忍耐而不是眼睁睁的赴死，溥仪的生母瓜尔佳氏与京剧大师杨小楼也概莫能外。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差距就在于，一个可以天马行空地幻想，一个只能埋头弯腰地过活。瓜尔佳氏、杨小楼、邹铨、载沣、溥仪，毕竟都还不只是戏剧中的人物，他们都活生生的系于那个时代，有着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有着实实在在的苦痛与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