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民主的垮台

早在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灾前，就已经有计划要逐步废除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但魏玛民主垮台的方式却受到了由世界大萧条引发的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在德意志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在1928年的大选中社民党胜出，社民党总理赫尔曼 米勒(Hermann Müller)领导建立了“联合政府”。社民党内部一开始在战列舰的拨款以及杨格计划的实施问题上有分歧，不过，最终还是成功解除了危机。但华尔街股灾的后果却特别严重，因为德国经济一直依赖外国的短期贷款，现在这些贷款迅速撤走了。失业人口急剧上升，从1929年9月的130万人上升到1930年9月的300多万，在1933年初超过了600万，是总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官方数据会低估实际情况，再加上临时工作很多，因此大约半数的德国家庭都受到了经济萧条的影响。更多的人害怕金融灾难的发生，他们几乎要崩溃了。这些情况产生了许多后果。失业人口不断上升，工作人口不断下降，后者已经不能支撑前者，因此，1927年法令中规定的失业保险自然就无法发放。米勒政府在此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并最终倒台。人们也未能在其他备选计划上达成一致，工会、雇员和不同党派人士的意见各不相同，各方固执的程度也不一样。1930年3月，政府放弃寻求议会的党派政治支持，转而成立了及时届总统内阁，民主成了无关痛痒的因素。

1930年的布吕宁(Brüning)内阁早在1929年就有组阁的打算，作为将权力从议会转移至旧的精英阶层(包括军队、官僚和经济精英)的策略，政体为总统制的集权主义。1930年后，宪法第48条时常用于颁布紧急法令，议会开会和立法逐渐减少。布吕宁实施通货紧缩政策，还想履行赔款义务。这就导致了德国的财政和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布吕宁希望对赔款方式进行彻底的修改，他也做到了，虽然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民受苦。胡佛(Hoover)发表了《延债宣言》(Moratorium)，赔偿支付于1932年结束。但同时，国内脆弱的政治环境还在经受一些重大的变动。1930至1933年，有两个因素共同葬送了魏玛民主，一是旧精英集团对议会政府的抨击，早在经济危机前就存在；二是危机时期的新大众运动，大批民众被具有独特魅力的领袖吸引，这位领袖就是阿道夫 希特勒。

希特勒被释放后，于1925年重建了纳粹党。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纳粹党试图扩张，从早期的巴伐利亚，扩展到了德国的不同地区，获得了许多社会群体的支持。纳粹党主要由下层中产阶级、新教徒、农村和小镇选民组成，其支持者大多来自德国北部和东部。它还吸引了一些受过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以及组织不那么有序的工人阶级，后者的人数更少一点。(虽然工人阶级中的纳粹分子只占了一小部分，但由于工人阶级的基数大，其中的纳粹分子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在1928年的大选中，纳粹党只获得了2.6％的选票，得到了12个议会议席。1929年，纳粹与当时右翼的出版界大亨胡根贝格(Hugenberg)领导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合作，发起了反对杨格计划的运动，这给了纳粹党自由的媒体关注，与右派中手握权势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合作也使他们面上增光。纳粹在1930年9月的大选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成为帝国议会中的第二大党(及时大党是社民党)，拥有107个议席。随着“小资产阶级”(bourgeois middle)政党的倒台，极端党派的选票增加，德国共产党的议席增加至77个，社民党无法取得议会大多数的席位，也无法成立任何联合政府。社民党担心，若再进行选举，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于是它选择“忍受”布吕宁的总统内阁。虽然在1930年以前，来自工业界的资金对纳粹的成功可以忽略不计，在那之后也并不重要，但工业家们开始将纳粹党视为破坏议会制的有效手段，并在1932-1933年间对兴登堡施加影响，说服他利用希特勒达成这一目标。

德国在1932至1933年间的政治史充斥着阴谋和误算。布吕宁的内阁倒台，部分是由于兴登堡重新当选为总统，这对他来说是个侮辱，而他对此处理不当(兴登堡当选于两次国会选举后，在第二次选举中，希特勒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在持续了大半年的阴谋诡计中，最关键的人物是施莱歇将军，他的计谋导致了布吕宁政府的崩溃，帕彭接任总理。在短暂的执政时期内，帕彭取消了布吕宁政府对纳粹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和亲卫队的禁令，还以街头暴力为借口，认为普鲁士的邦警察已经无法维持秩序，于是罢免了社民党领导的普鲁士邦政府，并以专制手段控制了普鲁士。在1932年7月举行的大选后，纳粹党获得了令人震惊的230个席位，加上德国共产党的89个席位，意味着政府未能保持有效的议会大多数，帕彭被迫辞职。施莱歇还拉拢纳粹，希望建立一个新的联合政府，却失败了。1932年8月，兴登堡不情愿地提出让希特勒担任副总理，希特勒拒绝了，这在纳粹党内招致了许多批评，纳粹党人担心希特勒决绝了一个再也不会出现的好机会。9月，帕彭政府以512比4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不信任动议。所有党派，右翼、工业和农业精英、军队高层，甚至是兴登堡总统，都在思考如何有效地废除议会政府，重新让旧的精英阶层掌权，并修改宪法，使议会选举不再是必要的程序。失业率上升，街头暴力频增，议会中互相对抗的左派和右派冲突不断，议会陷入了僵局，议会权力因此大大削弱。共产党和社民党之间分歧严重，无法合作对抗纳粹主义，1932年秋的德国，内战一触即发。不过，奇怪的是，直到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纳粹党的支持率及时次开始走下坡路，在魏玛民主的这只骆驼上，却压上了一根稻草。在1932年11月的大选中，纳粹的选票少了两百万，议会席位也随之减少到了196个。虽然它仍然是帝国议会的及时大党，但这并不是它一定要领导政府的理由，正如当年的社民党。

很快地，施莱歇于1932年12月接任总理，并担任此职位直至1933年1月。施莱歇试图拉拢工会，以及以格里高 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为代表的纳粹党左翼。这立即引发了工业家和农业从业者的恐慌，因为施莱歇为此可能实施创造就业和税改计划。斯特拉瑟对施莱歇的提议也没有作出积极的回应，辞去了他在纳粹党中的职务并退出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很明显，施莱歇和前几任总理一样，也无法达成可行的妥协方案。他还让兴登堡相信，在内战发酵的时期，军队无法维持秩序，这一举动可能是轻率的。1933年1月，帕彭与包括希特勒、兴登堡的儿子和兴登堡在内的各界人士讨论，工业与农业利益集团对年老的总统施加压力[比如为纳粹所渗透的“帝国农村联盟”(Reichslandbund)]，让他在新的联合政府内阁中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兴登堡非常厌恶这位发迹的“波西米亚下士”，他在1月底不情愿地做出了妥协。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一切都符合宪法章程。

某种意义上，这仅仅代表了1930年后总统内阁和专制统治的延续。但另一方面，考虑到后来的发展，希特勒继任总理当然也代表了与先前的德国政治的根本决裂。纳粹党在1923年政变失败后，公开表明要用合法手段颠覆议会。他们想要破坏民主，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而希特勒正是这样一个党派的领袖。不过，纳粹党本身相当独特。虽然它在一些社会群体中的支持率不成比例得高，但比起当时受众更局限的典型利益集团的党派，它代表的是更为广泛的大众运动，可以说是超脱了派系斗争和阶级矛盾泥潭的“人民的党”(Volkspartei)。它有能力许诺将撕裂社会的分歧再次弥合起来。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十分含糊、无所不包：反现代、反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这对不同的人来说可以是不同的意思。同时，纳粹巧妙地利用了大众传媒和政治仪式(例如1929年的纽伦堡纳粹集会)，形式上就像是一个强大的新异教。再加上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阿道夫 希特勒，他发现自己的演讲天赋并不断加以改进，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公众形象。有了这么多的条件，纳粹主义可以把自己包装成德国的救赎和命运，让一个所有人渴求多年的伟人来领导全德人民。纳粹许诺要给德国人民带来一个新的民族社会，让德意志再次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撕碎可恶的《凡尔赛条约》，惩罚1918年的“11月罪犯”，让“犹太病菌”消失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使他们无法再影响、污染“雅利安”种族，将那些暗中颠覆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和罪犯宣布为非法。所有这一切对于多数绝望、恐惧的德国人来说都具有致命的吸引力，魏玛民主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民族耻辱、经济灾难、社会矛盾和个人对未来的迷茫。民族主义者以及工、农、军界精英都意识到了这种大众运动的力量，也意识到了自己缺乏群众的支持，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可以“利用”、“驯服”这个大众运动，并运用民意使自己破坏民主的计划拥有合法性，而这单凭他们自己是无法达成的。希特勒根本不需要“夺取”任何权力，那些旧的精英阶层直接敞开大门欢迎他进来。面对这两者的合作，权力已经遭到削弱的工会和内讧不断的左派已经无能为力，他们再也无法挽救被利益集团和小资产阶级大众抛弃的民主制。而这些阴谋失算的精英们，比起最终无法保护摇摇欲坠、命途多舛的魏玛共和国的人来说，他们犯的错误要悲惨和不负责任得多。在这独特的境况中，阿道夫 希特勒上台了。

希特勒政权的巩固

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花了一些时间来扩张自己的势力，他刚上任的时候，内阁里除了他以外只有两个纳粹党员，弗里克(Frick)和戈林(Goering)。1933年5月，大选又一次拉开了帷幕。虽然2月27日国会大厦纵火后人心惶惶，纳粹还以这次事件为借口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依然没能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大多数选票。纳粹获得了43.9%的选票，288个席位，左派则获得了超过30%的选票(社民党128个席位，德国共产党81个席位)，中央党和自由派总共获得了18%的选票。即使加上和他们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纳粹还是无法立即获得三分之二的席位，并按照授权法案更改宪法，彻底毁掉民主政府。不过，3月21日，新国会的开幕式在波茨坦的加里森教堂(Garrison Church)举行，希特勒成功说服了中央党和其他较小的右翼党派，让他们支持自己的计划。同时，他又禁止共产党员和21个社民党党员参加3月23日晚的帝国议会。于是，希特勒成功地在议会上通过了授权法案，只有社民党敢高声反对法案，并投了反对票，反对废除德国的民主制。从此以后，希特勒就可以不顾议会的意见，任意通过任何他想执行的“法案”了。实际上，议会立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1933年初夏，除了纳粹党以外，所有党派要么被认定为非法组织(共产党首当其冲)，要么必须自己解散(1933年7月5日，中央党正式解散)。1933年7月14日颁布《禁止组织新党法》，由此建立了一党制。

政府在许多领域推行“一体化”(Gleichschaltung，字面意思就是调到同一个速度)。1933年4月7日颁布的《公职恢复法案》对公务员队伍进行了清洗，以保障其中没有纳粹主义的反对者，也没有犹太人。1933年3月，纳粹党开始扩大地方权力，打击地方州议会。4月10日，纳粹派遣“帝国官”(Reichsstatthalter)至各州维护纳粹的权力。5月，工会遭解体，并由罗伯特 莱伊(Robert Ley)领导的“德国粮食总会”(DAF)代替。瓦尔特 达雷(Walter Darré)控制着“国家农民协会”(Reich Food Estate)。协会负责处理农业及农民相关事务，而“手工业、贸易和行业组织”(Handwerks-, Handels- und Gewerborganisation, HAGO)则是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栖身之所。1934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总理一年后，议会的上议院(Reichsrat)也遭到废除，联邦体制走到了尽头。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过世，对宪法的一项重大改革也随之而来。希特勒立马将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立法使自己成为德国元首(Führer)，并令军队听命于自己，向自己宣誓效忠。

由于希特勒在解决冲锋队和军队的冲突时，作出了偏向军队的裁决，因此军队就更容易向希特勒俯首称臣。恩斯特 罗姆(Ernst Röhm)领导的冲锋队(SA)发展成了对亲卫队和军队来说都难以驾驭的竞争对手。希特勒意识到他非常需要军队对他的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支持，他谋划了所谓的“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1934年6月30日，冲锋队的领袖，还有一些曾经和希特勒争吵过的人(包括施莱歇和格里哥 斯特拉瑟)被谋杀。这场谋杀后来被1934年7月通过的一部法律“合法化”了。冲锋队老老实实地待在了自己的位置上。亲卫队队长海因里希 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在1936年控制了亲卫队和德国警察，在第三帝国成功地掌握了所有的恐怖手段，可以不顾法律公正，任意实施逮捕、拘留、监禁、酷刑和谋杀。1933年3月，在近慕尼黑的达豪(Dachau)开启了及时所纳粹集中营，声势浩大，媒体公开争相报道。这实际上是专门拘留和强迫劳动的集中营，“反社会分子”(包括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反对者、同性恋及传统意义上的“罪犯”)要在其中接受刑罚。尽管这些人遭受的非人道待遇、酷刑、营养不良、体质病弱、过度劳作和公然杀害都导致了他们的死亡，但这些劳动营 [门口的口号居然是“劳动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并非1941年后那些专门用来杀人的灭绝营。人们害怕被抓捕，害怕身边有告密者。于是，许多德国人战战兢兢地遵守着希特勒政权的要求，被迫过上了一种双重生活，只在私下表达自己真正的看法。

在胁迫他们遵纪守法的同时，纳粹还采取措施让他们一致同意、支持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这些措施部分是意识形态的灌输，部分是实践。对于那些没有被排除在新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之外的人来说，即那些没有政治倾向的雅利安人，他们没有犹太血统，对政治也没有强烈的厌恶，在纳粹德国的和平时期，他们的生活相当舒适。纳粹的创造就业计划(建设高速公路、大型建筑工程，重整军备相关的项目也不断增加)促进了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已经开始的一项经济改革的发展。纳粹的经济政策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并为战争作准备，还要满足消费者。这些目标有时会发生冲突。关于纳粹经济政策和德国经济恢复的关联，以及它们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学者们意见不一。比如1936年后的重整军备政策，某种程度上可能反而拖累了经济恢复的速度。另外，资本集中的加快代表着纳粹上台前的经济形势还在持续，要分析原因和影响，就更加复杂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发展和1933年之前纳粹的意识形态是相互冲突的，比如之前宣布的反对大型商场、支持农村的“血与土”价值观，这些都很难和军备政策要求的工业发展相一致。很明显的一点是，失业率大幅下降，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甚至产生了劳工短缺的现象。比起魏玛共和国年代的困难和迷茫，纳粹独裁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意味着收入的稳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使随之而来的是个人自由的限制。

纳粹实行了很多计划，向民众灌输这是个和谐的民族共同体，它将抚慰魏玛时期的伤痛。其中包括“劳动之美”(Schönheit der Arbeit)、“力量来自欢乐”(Kraft durch Freude)等，为工人组织业余活动和假期旅行，在工厂中也强调共同体的概念，在工作中向德国人灌输一种新的精神的热情。同时，戈倍尔(Goebbels)担任了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此部门于1933年3月成立)，这个部门很奇怪，它不停地向民众发放各种资料，有轻松的娱乐或消遣内容，也有政治灌输。1933年5月10日，纳粹焚烧了左翼、犹太人和其他“非德意志”作者的书籍，这项运动由纳粹激进分子发起，戈倍尔负责，代表着纳粹要净化德国思想，只剩下自己的思想。建立了希特勒青年团(HJ)、德国少女联盟(BDM)以及纳粹妇女组织等一系列的社会组织，试图帮助不同的社会团体融入新的共同体中来，同时，许多现存的德意志组织或被宣布为非法，或遭到解散，或由纳粹接管。在救世主阿道夫 希特勒的领导下，所谓复兴的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在权力与统一的象征性展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其中包括一些大规模的仪式和游行等等，还有当希特勒经过时，德意志崇拜者向他行的纳粹礼(the Heil salute)。

纳粹宣传的希特勒形象亦有真实的成分，而充满个人魅力的领袖形象冲击着所有的地方矛盾和日常生活中的不和，代表着团结的强大力量。地方的政府高层一边忍受着民众对他们的不满，一边叹息着“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然而，如果对第三帝国的表面信以为真，那肯定是不对的。一方面，纳粹体制内仍然存在着权力的争斗，新的党组织模仿国家行政机构，互相竞争并延续行政机构的作风。管辖区域的重叠导致各个方面的竞争和矛盾，这不仅存在于互相争斗的党组织之间，也存在于国家官僚机构和党的官僚机构之间。要解决这些矛盾，没有法律可依，只能向元首上诉。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元首的愿望”。某种程度上来说，超脱所有争斗的充满魅力的元首形象，更多的是政体本身的结果，而非希特勒自己的个人标志，毕竟这么多互相竞争的组织必须能够运作起来。很多时候，希特勒只在的一刻介入纠纷之中，用真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式，让所有参与者物竞天择，然后支持较为强大的一方。在很多的决策过程中，希特勒将决策尽量推迟到一刻。但这并不等同于一些分析所说的，他是个“软弱的独裁者”。毕竟当他真正在意的时候，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希特勒非常坚决地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实施。对于其他政策，他只是对政策形成过程的细节并不在意罢了。另外，考虑到那些关键的精英阶层，尤其是工业家和军队上层，并不像下层群体那样组织有序，因此极权主义的概念应当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些精英阶层和纳粹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支持从专制和反工会的角度出发，重建经济、重整军备并修改令人憎恶的《凡尔赛条约》。但这些目标并不一致，在很多细节上，不同的利益团体之间产生了分歧。自1938年起，政权进入了更为激进的时期，这些分歧的解决变得十分突然和剧烈。1939年德国开战后，这些分歧就变得更为复杂了。

同样，大众的观点也比及时眼看起来要复杂得多。虽然有一拨纳粹的忠实拥护者，但1933年3月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抱着机会主义的目的加入党组织，而其他人则不顾自身事业或家庭生计，对入党漠不关心。人们并没有全盘接受“纳粹意识形态”(其各部分并不连贯一致，条理也并不清楚)。相反，他们支持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宣传国家的伟大、修改《凡尔赛条约》等，而反对另一部分，尤其是当他们个人在财产上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时。例如，许多农民在1933年以前支持纳粹的“血与土”，但很快就对一些农业政策感到不满，比如《国家世袭农庄法》(the Entailed Farm Law)。这部法案规定，中等规模的农庄只能由单个继承人继承，不能分给多个继承人，且继承人必须是德意志雅利安血统。公众对此评价不一，大多数人过24小时算24小时，今天对这个政策不满，明天又为另一个政策欢欣鼓舞，对整体的政策方向没有感觉。大部分人对他人的命运毫不关心，就算邻近地区有人突然被带走了。

希特勒将注意力放在那些与切身利益相关的方面，这种政策倾向甚至对教会也产生了影响。教会在第三帝国的地位模糊。新教教徒占纳粹选民的数量不成比例得高。于是，新教教徒迅速分成了两派，即支持纳粹的“德意志基督徒”和反对纳粹的“认信教会”。大多数认信教会的教徒是非常有勇气的纳粹主义的反对者，其中包括迪特里希 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不过，虽然纳粹不得不放弃他们早期颠覆教会、任命纳粹主义为帝国主教的计划，但大多数的新教徒对纳粹政权的看法还是相当复杂的。教会反对纳粹对教派学校的攻击，反对纳粹对教会结构的重组，但许多新教徒和纳粹一样，反对共产主义并拥有保守的民族主义目标。天主教会对罗马的忠诚超越了一切，因此一开始对纳粹主义更为抵抗，并且天主教本身“完整的”意识形态和对团体的强调，比起新教徒的个人主义来说，对纳粹主义也更有抵抗力。不过，总的来说，天主教对纳粹的抵抗力其实和新教差不多。1933年7月，纳粹政府与梵蒂冈签署了政教协定，受此肯定，德意志天主教教徒渐渐开始反抗纳粹对他们宗教信仰的干涉。例如，纳粹曾将教会学校的耶稣十字架受难像拆除。但他们对“宗教”和“政治”事务分得很清楚，在宗教事务上，反对纳粹是合适的也是被准许的，而政治事务则与教会无关。这种自我设限意味着，虽然教会实际上反对纳粹的“安乐死”计划(‘euthanasia’ programme)，这个计划杀死了许多有精神疾病或弱智的德国人(当然包括天主教教徒)，但教会无法反对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在某种程度上，天主教与政体疏远，天主教的反对被限定在与政治分离的宗教事务上，是在教会范围，而非国家范围内。新教徒也一样，他们还有路德的政教分离思想作支持。

因此，德国人处于胁迫和同意的混乱状态之中。战前的纳粹德国，德国人的经历和境况不断改变，同样随之变化的还有经济和社会条件，这些导致了他们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事务上，既有不满，也有支持；既有赞同，也有异议。也有些人根本没有同意或不同意的自由，他们就是被排除在新的民族共同体之外的人，深谙纳粹政权的黑暗一面。左翼分子很早就被拘捕、监禁，或被迫进行地下活动。反抗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还有因种族传统或个人习惯而遭受区别对待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同性恋者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置，斯拉夫人则遭人诽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犹太政策大多是一系列的临时措施：1933年4月试图抵制犹太商店和贸易；不让犹太人担任公务员和其他职务；1935年颁布《纽伦堡法案》(Nuremburg Laws)，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并禁止非犹太人与犹太人通婚；在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纳粹攻击、抢劫、焚毁了犹太教堂、房屋建筑等，许多犹太人被杀害。这些措施主要是由纳粹党中的激进分子发起的，或是为了回应党中激进派所做出的决定。在公众面前施行暴力并不需要获得普遍的公众支持。但很多人赞成将犹太人“移除”出德意志社会，而犹太人财产(包括房屋住宅)的“雅利安化”，更是让受益者十分满意。人们称赞《纽伦堡法案》将犹太人被遗弃的地位合法化，但人们并不赞成“水晶之夜”中毁坏房屋和制造混乱的行为。很明显，新德意志千年帝国“不需要”(unerwünscht)犹太人，他们也与德国未来的光荣毫无瓜葛，但和平时期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纳粹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会演变成种族屠杀政策。

希特勒在两个领域内有明确的政策目标，一是种族政策，二是外交政策。希特勒希望德国成为一个“纯净的”种族共同体，他还想扩大德意志人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使其达到欧洲及时，甚至世界及时。所有其他计划都必须指向这两个目标。下面，本书将谈到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