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狗”败亡的“自取”之道在朱元璋当皇帝之前，他曾和手下讨论汉高祖和唐太宗的优劣，认为刘邦不及李世民，因为汉高祖“内多猜忌，诛夷功臣”，“度量亦未弘达”，而唐太宗“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朱元璋又曾经称赞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献策的赵普，说如果没有此计，宋初很难避免五代群雄割据的混乱局面，仅此一事，赵普就足以名垂青史了。

这两条资料若非修史者讳饰，似乎可以看出，朱元璋的“烹狗”原非其初衷，他的本意还是想保全他们，以“君臣之恩礼”而终的，只不过是“功狗”们不能体谅其苦心，自己有取死之道罢了。

清初官方修《明史》的人，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他们说：“然则洪武功臣之不获保全者，或亦有以自取与？”意为洪武功臣多横暴不法，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朱元璋不得不除。此即所谓“自取”。

这种认识当然是有史料根据的。自来助人夺得神器，都被视为不世之功，鲜有居此奇功而不骄恣的，更何况，朱元璋的“功狗”们大多粗鲁无文，恃功而骄几乎是一定的。《明史》在举了一些功臣不法的例子后大发议论曰：“治天下不可以无法，而草昧之时法尚疏，承平之日法渐密，固事势使然。论者每致慨于鸟尽弓藏，谓出于英主之猜谋，殆非通达治体之言也。……亦以介胄之士桀骜难驯，乘其锋锐，皆能竖尺寸于疆场，迨身处富贵，志满溢，近之则以骄恣启危机，远之则以怨望触文网。人主不能废法而曲全之，亦出于不得已，而非以剪除为私计也。”这是一篇为明太祖诛戮功臣翻案的宏论。在清初史官看来，那种以过去“鸟尽弓藏”的故事来套朱元璋的看法，都是不公允的。治天下不能不讲法度，现在功臣志得意满，触犯法网，帝王又怎能因私恩而委屈公法呢？

有了“功狗”们不法的实例，这一议论似乎颇能自圆其说，细按却大大不然。首先，如果真是讲法治，对犯法的功臣要加以惩戒，那么按法律条款治罪就可以了，可是我们看到，他在诛戮功臣时，不但没有遵循历来的习惯，对功臣给予“议亲议贵”的优待，相反还有加重之势，法外用刑的情况极多，很多功臣并无大恶，如冯胜只不过“数以细故失帝意”，却照样被赐死；其次，要树立法律的威严，罪臣止其身就可以了，可是朱元璋却嗜好对犯法功臣大肆株连，上述蓝玉案就是好例。

在我看来，洪武朝部分“功狗”们真正的取败之道，绝不是因为自己横暴不法，自罹刑辟，而是在明太祖杀机已萌之际，却偏偏不能谨厚自守，从而给了人主烹狗的绝好口实。 “功狗”败亡的“自取”之道 在朱元璋当皇帝之前，他曾和手下讨论汉高祖和唐太宗的优劣，认为刘邦不及李世民，因为汉高祖“内多猜忌，诛夷功臣”，“度量亦未弘达”，而唐太宗“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朱元璋又曾经称赞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献策的赵普，说如果没有此计，宋初很难避免五代群雄割据的混乱局面，仅此一事，赵普就足以名垂青史了。

这两条资料若非修史者讳饰，似乎可以看出，朱元璋的“烹狗”原非其初衷，他的本意还是想保全他们，以“君臣之恩礼”而终的，只不过是“功狗”们不能体谅其苦心，自己有取死之道罢了。

清初官方修《明史》的人，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他们说：“然则洪武功臣之不获保全者，或亦有以自取与？”意为洪武功臣多横暴不法，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朱元璋不得不除。此即所谓“自取”。

这种认识当然是有史料根据的。自来助人夺得神器，都被视为不世之功，鲜有居此奇功而不骄恣的，更何况，朱元璋的“功狗”们大多粗鲁无文，恃功而骄几乎是一定的。《明史》在举了一些功臣不法的例子后大发议论曰：“治天下不可以无法，而草昧之时法尚疏，承平之日法渐密，固事势使然。论者每致慨于鸟尽弓藏，谓出于英主之猜谋，殆非通达治体之言也。……亦以介胄之士桀骜难驯，乘其锋锐，皆能竖尺寸于疆场，迨身处富贵，志满溢，近之则以骄恣启危机，远之则以怨望触文网。人主不能废法而曲全之，亦出于不得已，而非以剪除为私计也。”这是一篇为明太祖诛戮功臣翻案的宏论。在清初史官看来，那种以过去“鸟尽弓藏”的故事来套朱元璋的看法，都是不公允的。治天下不能不讲法度，现在功臣志得意满，触犯法网，帝王又怎能因私恩而委屈公法呢？

有了“功狗”们不法的实例，这一议论似乎颇能自圆其说，细按却大大不然。首先，如果真是讲法治，对犯法的功臣要加以惩戒，那么按法律条款治罪就可以了，可是我们看到，他在诛戮功臣时，不但没有遵循历来的习惯，对功臣给予“议亲议贵”的优待，相反还有加重之势，法外用刑的情况极多，很多功臣并无大恶，如冯胜只不过“数以细故失帝意”，却照样被赐死；其次，要树立法律的威严，罪臣止其身就可以了，可是朱元璋却嗜好对犯法功臣大肆株连，上述蓝玉案就是好例。

在我看来，洪武朝部分“功狗”们真正的取败之道，绝不是因为自己横暴不法，自罹刑辟，而是在明太祖杀机已萌之际，却偏偏不能谨厚自守，从而给了人主烹狗的绝好口实。

综而论之，朱元璋的大杀功臣有前后两个时段，不同时段各有其特点。前期并不如一般论者所说，是朱元璋担心功臣握兵权而造反，而主要是其残忍嗜杀、喜怒无常、以羞辱他人为快的天性的流露，后期则主要为其身后朱家王朝的稳固考虑。过去人们分析朱元璋的滥杀功臣，往往忽略其个人品格和天性的作用，仅仅着眼于客观情势，我以为这是有些偏差的，至少在前期“烹狗”行动中，其性格因素尤为重要。

朱元璋为了后代坐稳江山，晚年乃将功臣一网打尽，而其身后，燕王朱棣起兵谋乱所以能够成功，其缘故正在于朝廷派不出一名元勋宿将与之对抗。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