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叛乱的叛乱者

发生在布里乌德和卡莱帕涅两座市镇的事件反映了这个匪帮所践行的道德经济学。这些配备着带刺刀步枪和双管滑膛枪的人于8月26日黎明时分抵达距离萨伏伊边境约200英里的布里乌德。这个市镇是克莱蒙地区数个储藏烟草的仓库所在地之一。在18世纪30年代初期，布里乌德的仓库每年能够售出大约10000磅的烟草，可以为包税公司提供24000利弗尔的利润。20年之后，这一地区所收获的利润甚至更高。马德林知道，即便是此类的货物集散中心也要定期将他们的利润转移至防御严密的城市中，因此在仓库负责者的宅邸可能正是藏匿钱币之所。在布置岗哨包围了这座市镇之后，走私者们拜访了仓库负责人安热莉克 德 拉盖尔。马德林在这名寡妇的门前安排了四名岗哨，并指示手下将烟草卸到她的庭院中，然后才前去会面。两名当地行政官和一名法庭书记员赶到了现场，但他们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可做的：守卫门口的岗哨并未放行他们，而骑警要3天之后才能抵达，那时候马德林早已扬长而去。手中拿着滑膛枪和手枪的走私者们蜂拥涌入这名寡妇的家中，却发现后者卧病在床。这些人并未被寡妇的孱弱模样吓到，他们“成百上千遍地诅咒她”，其内容都是愤怒的年轻人在诉诸暴力之前所使用的。其中一人——可能是马德林——解释了他们为何要用这种方式对待她：“她就是这些人无法和平与安全地从事走私活动的原因；她还导致他们损失巨大，因此他们前来强迫她，要她违背自己的意愿购买他们提供的所有烟草，否则她就不会安然无恙，他们会将她扔出窗户。”

这种胁迫性声明反映了该团伙强制交易行为中暗藏的两种标准逻辑。首先，虽然使用了暴力，但强制交易行为的主导者却受到了一种强烈的交换正义感的驱使，这种正义感要求私人之间的交易必须公平进行。交换正义感的约束力已经在6月6日至7月9日的旅程中得到了展现。在圣阿夫里屈埃，这个团伙用死亡威胁迫使一名客栈主人不情愿地为他们提供食物，但他们给了这个店主4路易支付开销。在圣龙德塔尔恩，当一名走私者意外射杀了一名怀孕妇女之后，该团伙的“指挥官”进行了一场审判，被告被判无罪，但必须支付24利弗尔以补偿葬礼的花费。在罗德兹，该团伙劫持了一名人质，要求总督人归还5年前从其同伙那里扣下的数支步枪。

当送来的枪支远远超过原来的数量时，他们将多余的交给了市镇警卫，而作为交换，他们收下了一张存款单。①人们知道萨伏伊的商贩拥有他们自己的内部司法系统，马德林的匪帮也不例外。

在布里乌德的案例中，马德林让包税公司代表成了未明商业损失的负责人。这种强制交易行为仅仅只是一种解决旧仇宿怨的方式而已，这正是马德林本人后来在与一名混入其团伙的密探交谈时所透露的。在谈及负责军备供应的灾难性冒险时，马德林抱怨说总包税人拒绝补偿他拖欠的4万利弗尔款项。他的强制交易行为只是取回其应得部分的方式。他还在数个场合声称包税公司没收了大量的走私货物，这项损失迫使他改变了向消费者直接兜售烟草的策略，转而强迫包税公司购买烟草。马德林曾经一再承认，他知道自己身处一个“声名狼藉的行业”，但在蒙彼利埃被没收了价值5万利弗尔的货物之后，他被迫诉诸强制交易。④这种野蛮暴力之中吹毛求疵的算账行为不断增加。重点在于布里乌德的强制交易行为代表了这个匪帮试图拿回他们相信(或声称相信)属于自己的钱财。要为自己因没收而遭受的损失争取补偿的想法当然能够解释他向包税公司提出的溢价，在这次旅程中，其报价为每磅3利弗尔，下一次旅程的报价则为每磅5利弗尔，均高于他向普通消费者提供的商品价格。正如乔凡尼 里维所展示的，近代早期阶段设定价格的过程往往反映了抵消不同群体之间不平衡的尝试。这种溢价看起来多么像是履行原有义务的尝试。

然而秋后算账并不能解释一切。马德林如果不对平衡收支感兴趣，他本应抢掠包税公司的保险箱，而不留下这么多的烟草作为交换。但他有计划地留下了这些烟叶，这表明第二种更具政治色彩的逻辑影响着他的强制交易行为。通过强迫包税公司购买那些看起来不合法的商品，马德林和他的团伙直接挑战着专卖方作为王国烟草交易商的地位。迫使包税公司购买他的走私品就是为了破坏烟草的公开供应链，并直接声明其参与这一领域贸易的权利。因此，当这个匪帮面对布里乌德的寡妇时，他们就将她视作和平进行走私生意的非法阻碍，正如马德林将芒德的仓库负责人痛斥为包税公司树立起来阻止他自由出售商品的“障碍”。①此番言辞让马德林看起来就像是某类言不由衷地赞同自由贸易的资本家，19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正是这番样子。然而与那些管制谷物价格的人一样，马德林既非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家，也非反资本主义者：他所做的是去纠正一种他认为不公正地阻断了其通往市场之路的资本主义垄断形式。虽然很难说马德林是否会憎恶抽象意义上的垄断——他是一名走私者，而非一名政治经济学家——他显然讨厌所遭遇到的这种形式的垄断，即人不公正地宣称对法国市场具有排他控制权的烟草专卖制度。

烟草(至今)未被视为一种首要必需商品不是重要的原因；垄断的恶臭已经为抗议提供了足够的理由。事实上，尽管存在着某种结构上的共通性，马德林强制交易行为的政治意义与食品骚乱是截然不同的，这正是因为前者并非植根于维持生计的文化必要性当中。食物抗议者在价格高涨之际自发地填补了国家管理者的位置，马德林则计划着他的袭击计划——他在口袋中装着一个潜在目标的名单——并顽固和自信地加以推进，从而开启了作为近代早期群体行动的近代游击战模式。食物暴动者往往试图让王室政府意识到他们依照惯例应该承担的温和专制主义职责，即尊重基本的生存权利；而马德林的手下并不诉诸更高层级的政府当局，转而自行承担了声明展开违禁商品贸易的权利，并开始质疑财政国家核心机构的合法性。我并不认为一种形式的民众激进主义在本质上会比另一种更加激进，因为每种都具备了各自不同的颠覆性，但是若将其放置在一个更为广大的抗议领域中(从食物暴动到其他类型的走私叛乱)，马德林对包税公司的暴力和象征性攻击构成了一种特别大胆并且影响深远的政治挑战。当我们考虑走私者暴力所针对目标的精准性时，这一挑战的特殊意义已经变得显而易见了。马德林及其同伙们不是天使——他们会在旅程结束之前杀死包税公司的许多雇员——但他们很少伤及普通民众，他们还会避免骚乱征收直接税的官员，而其中的微妙区别并未被观察家们忽略。达尔让松侯爵写道：“他从来不去触碰装有直接税款项的钱箱，他只想要那些属于总包税人的财产。”吕内公爵同样也被走私者审慎的做法所震惊：他们在奥弗涅制造了巨大的骚乱，带来了大批的走私品，并要求使用白银支付；他们未曾偷窃路人的东西，但抢走了总包税人的所有收入，他们入侵村庄、市镇，甚至城市，所有人均全副武装，配备大量弹药，他们要求当场支付，但不限于接手者所声称拥有的钱财，当接手者声明他们的保险柜空无一物时，走私者便会强迫他们前去借贷。他们根本没有杀人，甚至还维持着某种“秩序”；他们抢走了钱财，留下相应的收条。

虽然这种精准性只有在下一次旅程中才为观察者们所注意，但它已在布里乌德有所显露，马德林及其同伙在此地继续为所欲为。走私者们在向德 拉盖尔夫人发出威胁之后，夺走了她口袋中的钥匙，打开了她的衣柜。他们在其中发现了4350利弗尔的现金，这可能是他们迄今为止较大额的单笔收入。但这笔钱仍远少于他们已经存放在她庭院中烟草的价值。走私者们使用了官方的天平称量烟叶，他们计算出烟叶的价值为15421利弗尔，这比拉盖尔所曾掌握的财富还要多11071利弗尔。该怎么办？这名仓库负责人试图说服他们拿走她的银器，或干脆只留下价值4350利弗尔的烟草，但她的建议却遭到了“诅咒和恶毒的辱骂”。走私者们威胁称如果她无法立即凑齐这笔钱，他们就将在宅邸内四处放火。

在这次令人兴奋的交易中，走私者们想出了一种从包税公司口袋里压榨钱财的新方法。在搜刮干净在盖尔家中能找到的所有财物之后，他们命令这名寡妇向市镇居民借款。得益于近期的研究，我们知道私人借贷在18世纪不仅普遍存在于富人和城市居民当中，也在穷人和农村居民当中广为流行。②在市镇和乡村中，那些陷入困境的商人往往会向当地显贵们求助，后者给予他们贷款，让他们的生意顺利渡过难关，然后获得相应的利息回报(这并非始终都是唾手可得的)以及尊敬、忠诚和服务，这正是维持当地社会等级制度的黏合剂。这些走私者坚持让拉盖尔夫人四处借款，从而迫使她深陷村镇的借贷网络当中。因为病重而无法亲往，拉盖尔夫人只好让她的姻亲姐妹勒盖夫人从镇上的大家族那里借款。勒盖夫人在3名走私者的陪同下，拜访了数名显贵，筹措到了额外的2310利弗尔款项，这笔钱对于布里乌德这么大的一个市镇而言并不算多。其中一半的借款来自直接税征税官，而包括一名行政官和一名书记员在内的其他显贵也赫然在列。拉盖尔夫人拿到了这笔借款，将其转交给了走私者，后者现在手握总值6660利弗尔的巨款，这笔钱购买的是他们存放于此处的22包烟草(重2219磅)。剩余的烟叶被重新装上马背，运离了这座市镇。由于胸口遭到了走私者步枪枪托的重击，德 拉盖尔夫人于一周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