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5日，星期五。这24小时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财政事件：标准普尔(S&P’s)公司宣布下调美国的信用评级，美国首次丧失它历史上一直维系的3A信用评级。考虑到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殊身份，这无疑是个严肃的事件。首先，基本上全球其他所有国家均将美元作为应急价值储备；其次，近乎所有的可贸易商品均以美元标价；，美元还承担世界货币体系的货币锚功能。2011年8月8日，美国信用评级下调后的星期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635点，单日跌幅历史排位第六。祸不单行，欧洲大陆的债券市场风暴愈演愈烈，这场从2009年希腊开始的债务风暴已经了淹没了意大利与西班牙、削弱了欧洲的单一货币，也降低了人们对整个欧洲银行体系偿付能力的信心。与此同时，伦敦——世界较大金融中心之一，也爆发了席卷至整个英国的骚乱。

伦敦的骚乱很快地结束了，然而“占领华尔街”运动却接踵而至。这一运动始于曼哈顿的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并且迅速地席卷全美甚至全球。总的来说，这一运动的动因复杂多样，但是其中有一个突出且明确的主题——关注过去二十年所产生的收入与财富不均等(曾经宽松的信贷市场环境掩盖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尽管随着冬天的到来和警察的行动，民众们结束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宿营。但是，酿成这场运动的根本问题却从未离去。时至今日，欧洲不断地召开首脑会议讨论它的金融与债务危机。在这些首脑会议上，德国所坚持的财政审慎理念与西班牙及希腊的实际情况相互冲突。在西班牙，失业率高达25%；而在希腊，尽管它获得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借款，但政府的削减政策仍使整个国家濒临破产、贫困潦倒。重新回到美国，同样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表现：私人部门增长持续僵化、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中产阶级日益空心化而政府则四处掣肘，举步维艰。独立地审视各国的危机与问题，似乎千头万绪而混沌不堪。然而仔细观察之下不难发现，各国的危机与问题之间其实相互关联。它们的相同之处是各国处理问题的政策处方——紧缩，这个政策处方认为削减政府预算将促进经济增长。

紧缩是一种自发自愿的通货紧缩，通过压低工资、物价以及公共支出，恢复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一般来说，的紧缩手段通常是削减政府的预算、负债以及赤字。紧缩的鼓吹者认为，紧缩使得政府既不会通过发行债券吸干所有的可用资金、“挤出”市场投资，也不会提高国家目前已经“高筑”的债务，因此它将鼓舞“商业信心”。

紧缩政策的鼓吹者——芝加哥大学的约翰 科克伦(John Cochrane)声称：“政府每增加的一美元公共支出都将减少一美元的私人支出，这种私人支出的降低将减少工作岗位，抵消刺激性支出所创造的工作岗位。也就是说，资金要么被政府用于建设公路，要么被私人用于设立工厂，这是一个单选题，财政激励政策也不可能让我们两者兼得。” 上述这些对紧缩的解读只有一个问题：它是一个无可救药、彻头彻尾的错误。事实上，紧缩的后果恰恰就是各国避之唯恐不及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