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自古中天下而立，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南宋以前曾几度成为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域，境内古有江、河、淮、济“四渎”，今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由于受气候和地貌两个过渡地带的影响，全省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水旱灾害频繁，除水害，兴水利，成为历代治国兴邦之大事。从大禹治水建都立国于中原，到隋唐大运河确立的全国水运枢纽地位，再到北宋四水润都孕育出“清明上河图”般的繁华，无不表明中原水利的兴废与国家的盛衰息息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南开启了综合治水、管水、用水的新篇章，率先建成淮河流域及时坝石漫滩水库和黄河干流及时坝三门峡水库，率先实现全省水资源权属管理的统一，建成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保障了河南粮食总产连续12年创历史新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一

河南地处华夏腹地，夏、商、周都曾在洛阳等地建都，汉代在洛阳首设河南郡，因位居黄河之南而得名，明代在此设河南布政司，始为省区称号，后河南治域扩展到古豫州之地，又因豫州居九州之中，故有“中州”“中原”之别称，并简称“豫”。 河南周边与六省毗邻，东连山东、安徽，西邻陕西，南临湖北，北与河北、山西接壤。地理坐标介于北纬31°23′～36°22′、东经110°21′～116°39′之间，南北纵跨550余公里，东西横亘580余公里，全省总面积16.7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约占26.6%，丘陵约17.7%，平原约55.7%。有史以来，河南就是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汉代河南人口占全国的20%，隋朝占21%，唐代占16%，宋代以后人口下降，直到清朝维持在6%左右，1949年年底总人口417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7.7%；到2015年年末全省总人口达10722万人，是全国及时人口大省。河南下辖17个地级市，50个市辖区、21个县级市、86个县。全省耕地面积12189万亩，位于中部六省之首，是全国农业大省和重要粮食基地。

河南西、南部和西北部高，东、北部低。其基本地势是自西向东呈阶梯降低，由中山、低山、丘陵过渡到平原，其中丘陵过渡带短，河流源自山区，山区洪水缺乏缓冲，坡陡流急，直泻平原，河床淤浅，极易造成洪水灾害；且垄岗、塬地往往切割较深，地高水低，缺少蓄水保水条件，又极易干旱。

河南气候处于南温带和北亚热带气候交错边缘地区。以伏牛山脉和淮河干流为分界线，南部为北亚热带，北部为南温带，具有明显的气候过渡性特征，是季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冬季常为极地寒冷高压气团控制，雨水稀少；夏季经常是西风带系统和副热带系统交绥之处，水汽输入充沛，天气变化剧烈，极易产生暴雨大暴雨，全年降水的62.5%集中在夏季。多年平均降水量771.1毫米，其中南部北亚热带地区平均降水量在800～1300毫米；北部暖温带地区平均降水量在500～800毫米。全省降水量不仅地域间悬殊，时空分布不均，同时年际变化非常大，丰水年与枯水年的降水量相差3-4倍，一次大暴雨量可达常年雨量的两倍，有时阴雨连绵数十天，有时持续百日无降雨，常常是先旱后涝，涝后又旱，旱涝交错，十年九灾。

河南分属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流域，流域面积分别为1.53、3.62、8.83、2.72万平方公里，境内大小河流1500多条，其中流域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的河流有11条，从北向南依次为漳河、卫河、沁河、黄河、洛河、涡河、沙颍河、洪汝河、淮河、白河、丹江。河道形态多为上宽下窄，河床淤浅，存在着不利于排泄洪涝的特性。卫河支流洪水峰高量大，与干流的泄洪能力极不相称，每逢大水，下游洪涝成灾；黄河干流，由于河床长期受泥沙淤积的影响，在郑州花园口以下形成世界上著名的地上“悬河”，自古“善淤善决”，灾害连连，成为国人的心腹之患；淮河干流，上游山洪进入平原后，河道集水面积增加，由于受堤防的限制，泄水能力差，下游河床不堪承受，水灾频发。此外，因受地势影响，在南部大别山，西部桐柏山、伏牛山，北部太行山形成三大暴雨中心，每逢汛期，区域洪灾时有发生。

相传尧、舜、禹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黄河流域连续出现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夏少康十一年大水，命商侯冥为治河官，治理河患， 最终死于治河。夏帝癸十年(约公元前1651年) 豫西连年大旱，伊洛河断流，夏朝走向衰亡。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在今浚县境发生有史记载的及时次决口大改道。汉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瓠子(今濮阳西南)决口，东南注入巨野，通于淮、泗；23年后汉武帝曾亲临现场督工堵合瓠子决口。曹魏黄初四年(223年)六月，大雨霖，伊河、洛河大水，洛水溢至津阳城门，漂没数千家；伊阙大水“高四丈五尺”。晋泰始七年(271年)六月，河、洛、伊、沁水大涨，并溢，冲没490余家，死200余人，淹没秋稼1360余顷。宋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大水，在今原阳县境决口，决水灌封丘向东流，分为南北两支，北支由北清河入渤海，南支入泗水，由清口汇淮河入黄海，开始长期夺淮达600多年。明崇祯十一至十四年(1638-1641年)河南遭遇连年大旱，各地井河皆枯，60余县出现“人相食”的惨状。十五年，李自成帅起义军围攻开封，明军决黄河堤水灌起义军，起义军亦另决一口，二水会流冲灌开封，几十万人遭受灭顶之灾。清顺治五年(1648年)，全省大水，豫东地区尤甚，夏淫雨连绵达百日，兼之暴雨如注，房屋田禾尽被淹没。1938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中原，为阻滞日军，在郑州花园口决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同时也使河南东中部20个县沦为泽国，豫、皖、苏三省淹死和困饿而死者达89万人，在河南、安徽境内形成大面积沙岗起伏、水系紊乱、河沟淤塞、杂草丛生、遍地荒芜的“黄泛区”。1941-1942年全省持续特大干旱，90余县6000万亩耕地受灾，300多万人饿死。在1450-1949年的500年中，河南发生水旱灾害的年份达493年，其中发生大水灾和特大水灾年有46年；全省性旱灾和大旱灾有43年，特大旱灾年有6年。从当代来看，1950-2015年，几乎年年有灾，非水即旱或水旱兼有，多年平均水灾面积为1470万亩，旱灾面积为2140.59万亩。较大水灾发生在1963年，受灾面积为6691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64.3%；较大旱灾是1988年，受灾面积为8416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80.9%。特别是1975年8月(以下简称“75 8”)，河南省中南部发生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洪水，暴雨中心泌阳林庄3天较大点雨量1605毫米，巨大洪水造成石漫滩、板桥2座大型，竹沟、田岗2座中型和58座小型水库相继垮坝失事，造成2.6万人死亡，使驻马店、周口、许昌、南阳4地区29个县(市)1015万人受灾，其灾害之大震惊中外。

河南水旱灾害频繁的自然特点，决定了除水害、兴水利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远古共工氏“壅防百川”和“鲧障洪水”的传说，都是通过修筑堤埂进行防洪。鲧用“障”的方法没有制服洪水，禹继父鲧未竞的治水大业，改“障”为“疏”，把“浸山灭陵”的洪水分疏九河，平治了水患。又通过“疏川导滞，钟水丰物”，使居民“降丘宅土”，安居乐业，在黄河中下游形成一个新的部落联盟共同体，为个王朝——夏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国语 周语》云“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明末连年大旱，民不聊生，揭竿而起，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这说明水旱灾害也可成为亡国换代的重要因素。因此，历代统治者中的有识之士，无不将治水兴利作为施政之要图。

春秋战国时期，管仲辅佐中原霸主齐桓公会盟诸侯于葵丘(今民权县境)，制定“毋壅泉”等禁令，不准在河道搞阻水工程，成为中国最早解决边界水事纠纷的条款。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今固始县境内)之野”，使楚国“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助楚庄王称霸中原。西门豹修引漳十二渠，“以富魏之河内”。

秦汉统一，河南水利北部以治理黄河、中南部以发展灌溉为重点，取得了防洪兴利的重要成就，是河南水利发展史上的一个兴盛时期。秦代在沁河上修建枋口堰，至今为广利灌区所沿用。汉武帝因修建鸿隙陂，使汝南郡成为富庶之地；他还亲临黄河参与瓠子堵口，并作《瓠子歌》以记之。汉元帝时南阳太守召信臣，修马仁陂、六门堨、钳卢陂等蓄水工程，灌田3万顷，利国利民，百姓尊为“召父”；建武年间杜诗守南阳，“修治陂池，广拓田土，郡内比室殷足”，百姓称其“杜母”。“父母官”也因此而得以流传。哀帝时，黄河屡屡决泛，贾让应诏提出防御黄河洪水及通航、抗旱、放淤改土的“治河三策”,其不与水争地的治河理念，对后世影响很大。永平十二年(69年)，汉明帝刘庄命王景治理黄河和汴渠，自荥阳以下至千乘海口修堤千余里，收到稳定河道、防洪、航运等重大效益，黄河相对安澜800年。王景在整修汴渠时，采用“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从而发展了水门技术。

从东汉末年、三国、两晋到南北朝，中原战乱连年，水利有兴有衰。东汉兴平年间(194-195年)，夏侯惇复任陈留太守，“时大旱，蝗虫起，惇乃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出于军需，屯田许昌，开始引颍水灌溉。曹魏黄初时期(220-226年)，豫州刺史贾逵在鄢(今郾城)、汝(今汝南县)造新陂，又断山溜长溪水，造小弋阳陂(今潢川县境)；又修通运渠二百余里。正始年间(240-249年)，邓艾著《济河论》，提出开凿河渠，兴修水利，大举屯田的主张，司马懿采纳并实施。《晋书 食货志》记载邓艾“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使灌溉和航运有所发展。晋初，徐、兖、豫三州大水，杜预提倡废除战时修建的陂塘，减少了洪涝灾害，不仅朝野称美，也留下了平原治水的宝贵实践。

隋、唐、北宋，河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处于历史上的鼎盛阶段，也是河南水利大发展时期。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开通济渠，从东都洛阳引谷(今涧水)、洛水入黄河，顺流东进，在荥阳板渚的黄河南岸引水入汴渠，经商丘入安徽与淮水合；大业四年又开永济渠，从汜水东北引河北之水，东北行，会清、漳、淇诸水，直达北京。逐步形成了一个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成为中国经济的大动脉。经过唐、宋的整治，加以转输制度的改进，漕运能力由唐初不过20万石，达到天宝元年(742年)的400万石，北宋漕运量较高达到800万石，成为漕运史上的纪录。公元978年，宋太宗发卒数万人在南阳筑坝置堰，竣渠百余里，欲拦白河水北达京都开封，以解西南物资北运之困，终因技术力量所限，渠成而水不能至，但这种敢想敢干大胆实践的行动对1000多年后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颁布了《农田利害条约》，一度掀起了“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的治水高潮；一度形成了汴河、惠民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水润都，水运四通八达的格局，造就了《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荣景象。

金、元、明、清，河南失去政治中心地位，水利也长期失修。元代末年，国运衰落，黄河失修，洪水泛滥，国衰民苦，但在脱脱宰相的支持下，贾鲁依然肩负起治河大任，采取疏、塞并举，先疏后塞，一举堵塞黄河决口。虽说修河民工最终纷纷加入起义队伍，促使了元代的灭亡，但对于贾鲁治河之功，世人还是给予了“贾鲁治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的公正评价。清康熙帝亲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曾书而悬之于宫柱之上；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大水，开封、商丘、驻马店等地一片，乾隆帝派工部侍郎裘曰修会同河南巡抚胡宝瑔前往救治，工成后他们遂将疏浚成果绘制成《开归陈汝四府水利图》，连同总结的《河渠经久事宜》8条，一同奏陈朝廷，为豫东治水留下了宝贵资料和经验。道光年间，固始人吴其濬著成《治淮上游论》，提出“治河必先治淮，而治淮必先治淮之上游”的主张，蕴含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略。

民国期间，战乱频仍，水利工程建设时断时续。1915年成立河南省水利委员会，5年后改组为水利分局。1919年，在黄河上设立陕州(今陕县)水文站，成为河南境内最早的水文站。1927年河南遭遇大旱，河南省主席冯玉祥大力提倡打井，当年完成5392眼。1929年，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钫在开封创办了全省及时所水利学校—河南省建设厅水利工程学校。同年，导淮委员会成立，在潢川、淮滨、固始3县修筑简易生产堤。1934年，宛西地方自卫团司令别廷芳在西峡县鹳河上建成全省及时座水电站。1938年，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省政府和日伪政府分别在“黄泛区”两边修筑“防黄泛西堤”与“防黄泛东堤。”但总体上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水政不修，河湖疏治。到1949年，水利设施几近废弃，全省仅余土砖井19.96万眼，水车等简易提水工具8.4万件，灌溉面积139.05万亩；自流灌区灌溉面积142.96万亩，加上提水灌溉和山丘区塘、堰、坝灌溉，总计灌溉面积566.63万亩，约占耕地面积的5%，其余95%的耕地全为“望天收”。全省低洼易涝面积2460万亩，治理面积仅15.7万亩，盐碱地面积360万亩，治理面积仅5.5万亩，全省没有一座水库，河道淤浅，排泄不畅，抗御水旱灾害能力很低。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

二

“欲兴国，必治水”，这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垂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兴水利、除水害活动，取得了辉煌成就。并逐步实现了由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的转变，由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的转变，由基础产业向保障产业的转变，把水利事业的地位提高到了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1949-1957年，河南境内的淮河、黄河等流域相继发生大水，洪涝灾害十分严重。1950年夏淮河大洪水后，政务院于10月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同时成立了治淮工作委员会。河南也随即成立了河南省治淮总指挥部，由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任主任，省委及时书记张玺任政委。与此同时，许昌、信阳、潢川、淮阳、陈留、商丘6个专区也先后建立治淮指挥部，28个县成立了治淮总队部。从而揭开了新中国水利史上河南人民治水的序幕。1951年5月、1952年10月，主席相继发出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河南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国务院“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水方针，实事求是地制定水利建设计划，从全国各地引进技术、管理力量，组建了一支能适应复杂任务的建设大军，展开了轰轰烈烈地以防洪为核心的水利建设热潮。成千上万的民众奋战在一个个水利工地上，他们靠着手推肩扛的体力劳动，兴建了一批大、中型骨干水利工程。

1951年 10月，河南动用数万民工，历时8个月，率先在淮河流域洪河支流滚河上建成了“淮河及时坝”石漫滩水库。1952年4月，人民胜利渠(原名引黄灌溉济卫工程)一期工程建成通水，成为“新中国引黄灌溉及时渠”，为黄河下游发展引黄灌溉首创经验。10月，主席亲临灌区视察，亲手摇启了渠首一孔闸门。1957年4月，“黄河及时坝”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之后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依靠集体力量又兴办了大量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在此期间，共建成了石漫滩、板桥、白沙、南湾、薄山5座大型水库和523座中、小型水库，加上塘、堰、坝，总蓄水能力达到37.2亿立方米；整修了淮河干流堤防，开挖了淮河分洪道，整治疏浚了汝河、洪河、颍河、沙河及沱河、惠济河等数十条平原河道；修建了老王坡、吴宋湖、蛟停湖、泥河洼、潼湖等5座滞洪工程。在治理黄河上，发动沿黄群众进行首次黄河大复堤，开辟了北金堤滞洪区。此外，还建成了白沙灌区及一批中、小型灌溉工程，群众性的井泉建设和除涝治碱工程也有了较快发展；水土保持受到重视，禹县鸠山、济源蟒河小流域治理成为全国典型代表，受到国务院领导的充分肯定。这一时期，水利建设重点是立足于防洪，修建大型水库、建设行滞洪区，对主要防洪排涝河道进行初步治理；同时在豫西易旱地区及沿黄平原区因地制宜地发展一批灌溉工程。主要特征是“人海战术”，所有土石方全靠民工挖、装、运、卸、平整、辗压。仅白沙和板桥两座水库，就先后动员了4个专区、20个县、5个市的工人和农民共40多万人，支援工程建设的牛车达2万多辆，牲口1.1万多头。通过对各类水利工程的兴建，积累了建设经验，锻炼了水利队伍。

1958-1977年是河南省水旱灾害交替频发期，饱尝水害之苦的河南儿女胸怀水忧患意识和尽早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自觉投身于兴水利、除水害的建设中。1958年，中央提出总路线、、“三面红旗”后，河南省委作出“苦战三年，从根本上改变河南的自然面貌”“两年实现水利化”的“跃进”目标，进一步激发了全省人民大办水利的热情。1958年冬春，全省出动1000万劳动力投入水利建设，中原大地到处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出工人数、出勤率在全国名列前茅。从此，每年的冬春季节各地都要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河南人把这项大的水利活动称之为“冬春修”。无论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还是在“”期间，“冬春修”从未间断。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凭借全民办水利的极大热情，依靠集体力量，全省先后建成了三门峡、宿鸭湖、昭平台、白龟山、鸭河口、陆浑、石山口、五岳、泼河、鲇鱼山、宋家场、窄口等大型水库，续建了宿鸭湖、板桥、薄山、南湾、梅山、昭平台、白龟山、鸭河口、红旗渠、漳南十大灌区等工程，新建了陆浑、鲇鱼山、泼河、石山口、跃进渠、引沁、引丹等大型灌区的骨干输水工程及柳园口、三义寨、赵口、渠村等引黄灌溉工程。同时对黄河进行第二次加高复堤，对境内的临黄堤、北金堤、太行堤、贯孟堤以及沁河堤等黄河大堤进行了大规模的培修，整治了卫河、金堤河、天然文岩渠、洪汝河、涡惠河、颍河、沱河、马颊河等骨干排水河道和一批中型河道；在山区修建了大量水土保持工程及中小型水库、塘堰坝和灌溉工程。这一阶段，河南水利走过了一段曲折而又快速发展的里程，成绩巨大，教训深刻。1959-1961年，全省连续干旱，提出“以蓄为主”治水方针，修建了大量的蓄水和灌溉工程，但是，在平原地区的河道中节节打坝拦蓄、开辟引黄口门、兴渠废井、盲目引黄、大水漫灌，造成地下水位急剧上升，致使盐碱地面积由1957年的565万亩上升到1961年的1173万亩，粮食产量锐减。1963年5月，信阳、商丘、开封等地普降大暴雨，同年8月，海河流域又发生特大洪水，因河道泄水不畅，河南省的受灾面积达6690万亩。河南在教训中醒悟，在平原地区及时转向“以除涝治碱为中心”的治水方针，整治河道，打开排水出路，暂停引黄灌溉，开展打井运动，进行井灌井排，由于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当时严重的涝碱灾害起到缓减作用。1964-1977年期间，除“75 8”大水外，偏旱年份居多，尤其进入70年代，基本处于连续干旱时期。在这一阶段，河南水利坚持“旱涝两手抓”，在继续搞好防洪体系建设的同时，平原区突出建设旱涝保收田，山丘区以水土保持为重点，农田灌溉工程快速发展，新建、扩建、续建了一大批灌区配套工程，治理了大面积水土流失的荒山荒坡。但是，在“”“农业学大寨”的政治形势下，全省水利建设摊子铺得过大，突出了群众性，忽视了科学性，不少水利工程缺乏完善的设计，留下一些半拉子工程和质量问题。有些地方搞“一窝蜂”、“大呼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中出现不少“花架子”工程，重数量轻质量、重工程轻实效、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突出，导致石漫滩、板桥、要街、白果冲、铁佛寺、滕口等水库在不同暴雨洪水中溃坝失事。这些沉痛教训，充分暴露出防洪工程设计标准偏低，防汛决策指挥机构、防汛队伍、防汛通信设备等非工程措施薄弱、缺乏防御超标准洪水的应急措施等问题。“75 8”大水后，根据水利部的统一部署，河南省对所有水库的防洪标准进行了重新复核，为后来的除险加固建设打下了技术基础。在这一时期，难能可贵的是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率领全县人民封沙植树、治水治碱，形成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带领全县人民在艰苦的环境下，靠一锤一钎，在太行山崇山峻岭间、悬崖峭壁上建成了举世闻名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在历时10年的修渠过程中孕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这些战天斗地的精神，都已成为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

1978-1999年是河南水利从困境走向快速健康发展的时期，全省步入了依法治水的新阶段。1979年，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恢复、提高”的方针后，1980年河南省水利基本建设资金逐年减少，1982年减少到0.38亿元，在建的150多项大、中型项目，大部分停建，再次留下大量半拉子工程，成为以后若干年内努力解决的难题。河南在水利投入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择优安排了一些除险工程，完成了黄河大堤第三次加高整修、淮河堤防加宽加固、沙河南堤部分河段加固等工程；加固扩建了窄口、陆浑、宋家场、昭平台、薄山、南湾、石山口、五岳、泼河等9座大型水库。在此期间，“”时被取消的省和地方上的水利、水土保持、水利科研、教育和工程管理机构相继恢复。1979年，河南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土地联产承包到户后，基层水利管理极度不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原以生产队记“工分”为报酬的基层水利管理人员大部分“解甲归田”，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小型水利工程无人问津，失修严重；特别是一些地方在调整生产体制分队划组分田到户后，毁林开荒、平渠填沟、破堤取土，拆分变卖抽水的机、泵、管、带，偷拆梯田石块等现象时有发生，农田水利工程尤其是灌区工程遭到较大破坏，许多大型水利工程带病运行。全省灌溉面积平均每年以140万亩的速度下滑，到1985年，灌溉面积减少986万亩，水利效益锐减。1986年，省政府提出“两年恢复，三年发展”的要求，并颁布了《关于保护水利工程的通知》，使水利工程管理工作逐步得到恢复和加强，全省建立了乡级水利站、村级水利服务站，组建了庞大的“五护员”队伍，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水利综合经营开始受到各级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