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分裂的世界

"金砖国家"的概念在2003 年出现。当时高盛集团为了突出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国作为新兴经济力量的崛起而提出了这一概念。10 年后，二十国集团成了的代名词，代表了给西方主导地位造成威胁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这些国家正共同改变着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局面。我更愿意将这种情况视作权力扩散这一总体趋势的一部分，我们在章讨论个人增权时便开始对总体趋势进行讨论。大多数有关全球趋势的作品都以探讨国家开始，国家的发展有起有落，那么哪个国家又能吸引到媒体的注意呢？这就有点儿像抽奖了。

新兴国家崛起的基础可能就是更大的结构改变，即权力性质的改变—权力的扩散。而权力扩散的推动者不是国家而是个人。国家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但他们并不是变革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是那些正在进入中产阶级并且由于新科技而被赋予了更多权力的个人所带来的自下而上的动力。所有政府，甚至是新兴国家的政府也日益陷入国内民众的围困中，民众要求政府提供比以前更多、更好的服务以及更好的经济、环境和人身安全。所以，我们也同样将政府正经历的这一切看作"权力扩散"趋势的一部分来继续讨论。

政府不会消失。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政府能力的增强。民众确实在要求更好的服务，但一些国家也能从自身的繁荣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可支持他们工作的税款。中国将是关键的测试案例，在中国，越来越多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呼声正在涌现。相比之下，在发达的高收入国家，他们的政府在满足目前社会支出时显得疲软和力不从心。

国家的多样化，更别提还有越来越重要的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能力超强的个人，这些因素使得国际体系很难建立一个有凝聚力的世界秩序。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国家仍会是国际体系的基础，当然是以全球性机构的形式。我不知道围绕如此多不同的新增参与者，像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能力超强的个人等，该如何去组织开展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毫无疑问，他们在联合国系统中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现在连把所有重要的国家聚在一张桌上都做不到，又怎么能协调所有重要的非政府参与者，而且还期望联合国安理会能有效地运作呢？

不论是由于种族和宗教的分裂，还是党派的政治分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凝聚力都在减弱。许多国家正面临着气候变化(详见第四章)带来的环境挑战，以及由战争和恐怖主义带来的日益增多的安全威胁。因此，要应对这些跨国威胁，国家间需要比以前更多、更紧密的合作，但这种合作通常很难实现。全球化使国家间更加相互依赖，但对政府来说却是一个挑战。对于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公民通常会向政府寻求帮助，但大多数时候，政府都无法提供解决的方案。在发达国家，国内工人的许多工作都被外包出去，即使如此，中国和东南亚劳动成本较低却是高薪经济体无法改变的事实。

单个地区的发展开始具有越来越强的回旋效果。2011 年的太平洋地震和海啸不仅对日本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美国的影响也同样巨大，由于缺少日本工厂生产的汽车部件，美国的汽车工厂陷入了停产。在德国，出于对发生同类事故的担心，政府宣布放弃核能计划。流行病是政府要应对的糟糕的噩梦之一，它的暴发具有很强的随机性，但一旦病毒进化到人传人的阶段，国际旅行的便利将会使病毒迅速传播。

面对这些日益增多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突发事件，大多数政府感觉越来越失去控制力。许多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的官员认为，政府面对的挑战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与他们谈及未来时，这是他们首先会提到的事。政府的工作越来越难做。而且政府认为权力扩散这一趋势是一个关键挑战。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在国际层面上，有更多参与者，首先参与进来的就是更多重要的国家。做演讲时，我提到我们活在二十国集团的世界。几十年前，在苏联解体后，那时的七国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是政治和经济强国。在那个世界里，力量非常集中，因为这七个国家有着同样的发展前景或者价值观念。

现在，一切都已经改变，而且是翻天覆地的改变。到2030 年，基于对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军费开支、科技投入这4 个方面的综合衡量，亚洲的全球力量将会超过北美和欧洲。在21 世纪20 年代的某一时刻，中国或许就能成为的经济体。尤其是亚洲的崛起会恢复其在全球经济和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扭转欧洲和西方自18 世纪以来的主导地位。

与中国、印度这类大型新兴国家的崛起同样重要的是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例如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巴西、南非、尼日利亚，乃至伊朗、埃及，还有其他在未来一二十年中可能繁荣的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仍会是第二级参与者，因为这些国家的规模与中国、印度还相差甚远。然而，作为一个集合体，虽然它们中的大部分在不久之前还被我们粗略地归为"第三世界"，到了2030 年，在总体全球力量方面，这些快速发展的国家会超越欧洲、日本以及俄罗斯。同样，到了2030 年，在全球性力量四方面的综合衡量上，这群新兴中间层国家集体将超过28 个欧盟成员国。当这些中间层国家与中国、印度这两个非西方超级大国结合时，权力从西方到新兴国家或非西方国家的转换将会更加显著。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持续进行的区域权力转移反映了综合国力转换的重要性。中国已经开始巩固自己的区域地位。例如，在2030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会超过日本140%。作为未来世界的经济强国，中国将仍然经验丰富于印度，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中印间经济差距将逐渐缩小。这一结果的前提是，印度会在未来几年里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来刺激它的经济潜力，扭转目前放缓的趋势。在2030 年，印度可能会成为经济强国，就像中国在一二十年前所做的那样。有人预料，到了2030 年，中国目前7%~8%的经济增长率会成为一个遥远的回忆。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将在2016 年达到，之后开始出现下降，从9.94 亿下降到2030 年的9.61 亿。相比之下，印度的人口统计特征概况看起来前景更好，它的劳动年龄人口要到2050 年左右才会达到峰值。只要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落实到位，就能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潜在的长期动力。这些改革包括更大的经济自由化、更好更广泛的基础设施，以及为迅速成长的青年人口所提供教育的扩大和加深。同样重要的是，印度很可能将继续巩固它相对于巴基斯坦的国力优势。印度的经济总量是巴基斯坦的近8 倍，到2030 年，印巴之间的比例很可能超过16 ∶ 1。

尽管与中国的差距在不断加大，只要能进行重大结构性改革，日本仍能维持其中上等级强国的地位。日本国内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系统需要进行重新调整，以解决人口下降、工业基地老化，以及政治局势愈加不稳定等问题。日本不断下降的人口将迫使当局考虑新的移民政策，比如提供可选择的长期工作签证等。然而，日本人很难克服自己的排外心理来放宽外国人归化日本的条件。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将刺激医疗保健和住房系统的发展，以安排大量需要照顾的老人。萎缩的劳动力将给日本的社会服务和税收收入造成重大压力，导致政府通过增税以及要求增大国内竞争来降低消费品价格。随着高新技术产品、高附加值的生产，以及信息技术重要性的增加，我预计日本的出口产业将有一个持续的调整。

在日本，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在减少，现有劳动年龄人口中还包括大量20 岁左右的失业青年和无一技之长的青年。这可能会导致白领工作者的短缺。同时，政府也在努力鼓励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包括加入领导层，这可以弥补一部分劳动力短缺，但前提是这样做不会导致更低的出生率。要求女性在家带孩子的传统婚姻制度仍然是日本的文化理想，因此在日本，想要平衡工作与婚姻、家庭的关系十分困难。不过，日本女性在经济中的参与度并不像普遍认为的那样糟糕，其占比有61%，同美国(62%)，英国(66%)和德国(68%)相差并不远。《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认为"将女性参与度进一步提升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水平是有可能的，但这并不会改变发展的前景"。

第二章 分裂的世界

"金砖国家"的概念在2003 年出现。当时高盛集团为了突出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国作为新兴经济力量的崛起而提出了这一概念。10 年后，二十国集团成了的代名词，代表了给西方主导地位造成威胁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这些国家正共同改变着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局面。我更愿意将这种情况视作权力扩散这一总体趋势的一部分，我们在章讨论个人增权时便开始对总体趋势进行讨论。大多数有关全球趋势的作品都以探讨国家开始，国家的发展有起有落，那么哪个国家又能吸引到媒体的注意呢？这就有点儿像抽奖了。

新兴国家崛起的基础可能就是更大的结构改变，即权力性质的改变—权力的扩散。而权力扩散的推动者不是国家而是个人。国家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但他们并不是变革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是那些正在进入中产阶级并且由于新科技而被赋予了更多权力的个人所带来的自下而上的动力。所有政府，甚至是新兴国家的政府也日益陷入国内民众的围困中，民众要求政府提供比以前更多、更好的服务以及更好的经济、环境和人身安全。所以，我们也同样将政府正经历的这一切看作"权力扩散"趋势的一部分来继续讨论。

政府不会消失。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政府能力的增强。民众确实在要求更好的服务，但一些国家也能从自身的繁荣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可支持他们工作的税款。中国将是关键的测试案例，在中国，越来越多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呼声正在涌现。相比之下，在发达的高收入国家，他们的政府在满足目前社会支出时显得疲软和力不从心。

国家的多样化，更别提还有越来越重要的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能力超强的个人，这些因素使得国际体系很难建立一个有凝聚力的世界秩序。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国家仍会是国际体系的基础，当然是以全球性机构的形式。我不知道围绕如此多不同的新增参与者，像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能力超强的个人等，该如何去组织开展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毫无疑问，他们在联合国系统中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现在连把所有重要的国家聚在一张桌上都做不到，又怎么能协调所有重要的非政府参与者，而且还期望联合国安理会能有效地运作呢？

不论是由于种族和宗教的分裂，还是党派的政治分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凝聚力都在减弱。许多国家正面临着气候变化(详见第四章)带来的环境挑战，以及由战争和恐怖主义带来的日益增多的安全威胁。因此，要应对这些跨国威胁，国家间需要比以前更多、更紧密的合作，但这种合作通常很难实现。全球化使国家间更加相互依赖，但对政府来说却是一个挑战。对于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公民通常会向政府寻求帮助，但大多数时候，政府都无法提供解决的方案。在发达国家，国内工人的许多工作都被外包出去，即使如此，中国和东南亚劳动成本较低却是高薪经济体无法改变的事实。

单个地区的发展开始具有越来越强的回旋效果。2011 年的太平洋地震和海啸不仅对日本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美国的影响也同样巨大，由于缺少日本工厂生产的汽车部件，美国的汽车工厂陷入了停产。在德国，出于对发生同类事故的担心，政府宣布放弃核能计划。流行病是政府要应对的糟糕的噩梦之一，它的暴发具有很强的随机性，但一旦病毒进化到人传人的阶段，国际旅行的便利将会使病毒迅速传播。

面对这些日益增多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突发事件，大多数政府感觉越来越失去控制力。许多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的官员认为，政府面对的挑战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与他们谈及未来时，这是他们首先会提到的事。政府的工作越来越难做。而且政府认为权力扩散这一趋势是一个关键挑战。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在国际层面上，有更多参与者，首先参与进来的就是更多重要的国家。做演讲时，我提到我们活在二十国集团的世界。几十年前，在苏联解体后，那时的七国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是政治和经济强国。在那个世界里，力量非常集中，因为这七个国家有着同样的发展前景或者价值观念。

现在，一切都已经改变，而且是翻天覆地的改变。到2030 年，基于对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军费开支、科技投入这4 个方面的综合衡量，亚洲的全球力量将会超过北美和欧洲。在21 世纪20 年代的某一时刻，中国或许就能成为的经济体。尤其是亚洲的崛起会恢复其在全球经济和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扭转欧洲和西方自18 世纪以来的主导地位。

与中国、印度这类大型新兴国家的崛起同样重要的是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例如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巴西、南非、尼日利亚，乃至伊朗、埃及，还有其他在未来一二十年中可能繁荣的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仍会是第二级参与者，因为这些国家的规模与中国、印度还相差甚远。然而，作为一个集合体，虽然它们中的大部分在不久之前还被我们粗略地归为"第三世界"，到了2030 年，在总体全球力量方面，这些快速发展的国家会超越欧洲、日本以及俄罗斯。同样，到了2030 年，在全球性力量四方面的综合衡量上，这群新兴中间层国家集体将超过28 个欧盟成员国。当这些中间层国家与中国、印度这两个非西方超级大国结合时，权力从西方到新兴国家或非西方国家的转换将会更加显著。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持续进行的区域权力转移反映了综合国力转换的重要性。中国已经开始巩固自己的区域地位。例如，在2030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会超过日本140%。作为未来世界的经济强国，中国将仍然经验丰富于印度，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中印间经济差距将逐渐缩小。这一结果的前提是，印度会在未来几年里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来刺激它的经济潜力，扭转目前放缓的趋势。在2030 年，印度可能会成为经济强国，就像中国在一二十年前所做的那样。有人预料，到了2030 年，中国目前7%~8%的经济增长率会成为一个遥远的回忆。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将在2016 年达到，之后开始出现下降，从9.94 亿下降到2030 年的9.61 亿。相比之下，印度的人口统计特征概况看起来前景更好，它的劳动年龄人口要到2050 年左右才会达到峰值。只要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落实到位，就能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潜在的长期动力。这些改革包括更大的经济自由化、更好更广泛的基础设施，以及为迅速成长的青年人口所提供教育的扩大和加深。同样重要的是，印度很可能将继续巩固它相对于巴基斯坦的国力优势。印度的经济总量是巴基斯坦的近8 倍，到2030 年，印巴之间的比例很可能超过16 ∶ 1。

尽管与中国的差距在不断加大，只要能进行重大结构性改革，日本仍能维持其中上等级强国的地位。日本国内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系统需要进行重新调整，以解决人口下降、工业基地老化，以及政治局势愈加不稳定等问题。日本不断下降的人口将迫使当局考虑新的移民政策，比如提供可选择的长期工作签证等。然而，日本人很难克服自己的排外心理来放宽外国人归化日本的条件。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将刺激医疗保健和住房系统的发展，以安排大量需要照顾的老人。萎缩的劳动力将给日本的社会服务和税收收入造成重大压力，导致政府通过增税以及要求增大国内竞争来降低消费品价格。随着高新技术产品、高附加值的生产，以及信息技术重要性的增加，我预计日本的出口产业将有一个持续的调整。

在日本，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在减少，现有劳动年龄人口中还包括大量20 岁左右的失业青年和无一技之长的青年。这可能会导致白领工作者的短缺。同时，政府也在努力鼓励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包括加入领导层，这可以弥补一部分劳动力短缺，但前提是这样做不会导致更低的出生率。要求女性在家带孩子的传统婚姻制度仍然是日本的文化理想，因此在日本，想要平衡工作与婚姻、家庭的关系十分困难。不过，日本女性在经济中的参与度并不像普遍认为的那样糟糕，其占比有61%，同美国(62%)，英国(66%)和德国(68%)相差并不远。《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认为"将女性参与度进一步提升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水平是有可能的，但这并不会改变发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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