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特色文化资源体系及其保护与利用研究》：

在常态情况下，经济通常是文化生存与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与经济关联最密切的文化因素，首先是与日常物质文化生活联系紧密的文化因素，因而与日常物质文化生活紧密联系的文化因素也最容易受到经济基础变化的影响；而与精神生活联系更加紧密的文化因素，则往往需要在日常物质文化生活因素变迁的基础之上做出适应性调整，因而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的文化变迁往往呈现出变迁滞后的状态。例如与日常物质文化生活紧密联系的服饰文化变迁就十分明显地呈现出随着经济基础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历史上岷江上游地区的羌人长期养羊、种麻，服装以羊毛和麻纺织为毪衫、麻衣。清代至民国时期，内地早已流行用穿着轻便保暖且美观的棉布制衣，但岷江上游高半山和深沟内的羌人普遍因经济贫穷而无力购买棉布制衣，棉布通常只在富有家庭中用作品质馈赠商品。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羌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羌族人经济收入的增加，内地生产的现代机制染色棉布逐渐在羌族中流行，穿羊毛毪衫、麻布衣渐与穿棉布衣并行，对麻布需求的减少导致羌族村寨麻种植量和麻布生产逐渐减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羌族村寨蔬菜和林果木种植、劳务输出等带来的经济收入增加，大多数羌族人日常服装主要从城镇商店购买商品成衣，穿麻布衣往往只在节会、婚丧活动时作为特色民族服装穿着，麻种植量和善长织麻布者已经很少。民国时期，彩色丝线价格昂贵，羌人服饰上的挑花刺绣，通常只在白色长衫的衣领、袖口和飘带上用少许青色棉线进行绣花装饰，最主要的绣花服饰围腰和云云鞋也只用白色棉线或青色棉线在青色或白色布底上绣出色差大的单色图案，通常只有河谷地带少数村寨中的富户购买少许彩色丝线制作服饰绣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彩色丝线和便于绣花的机制棉布成为廉价商品且品种日益丰富，彩色挑花刺绣服饰才在羌族民间逐渐兴起，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彩色挑花刺绣逐渐普及并发展成为羌族服饰文化重要的特色文化组成部分。经过"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政府和社会对羌族挑花刺绣产品的产业化扶持，羌族挑花刺绣在工艺技术、图案取材构思、产品种类和加工方式等方面皆有了极大发展，传统上以自给自足为主的民间工艺品生产成为以现代工艺商品为主的产业化商品生产。而与精神文化生活联系更加紧密的音乐歌舞、民俗节会、信仰崇拜、承载精神文化的物质载体与文化空间等文化因素，受经济的影响则相对较小，文化传统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经济对精神生活文化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小觑，例如近年来为发展旅游经济出现的音乐歌舞、民俗节会、信仰崇拜活动"表演化"倾向，现代商品白酒、红酒、啤酒等被用作祭祀神灵的祭酒等现象。 《羌族特色文化资源体系及其保护与利用研究》：

在常态情况下，经济通常是文化生存与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与经济关联最密切的文化因素，首先是与日常物质文化生活联系紧密的文化因素，因而与日常物质文化生活紧密联系的文化因素也最容易受到经济基础变化的影响；而与精神生活联系更加紧密的文化因素，则往往需要在日常物质文化生活因素变迁的基础之上做出适应性调整，因而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的文化变迁往往呈现出变迁滞后的状态。例如与日常物质文化生活紧密联系的服饰文化变迁就十分明显地呈现出随着经济基础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历史上岷江上游地区的羌人长期养羊、种麻，服装以羊毛和麻纺织为毪衫、麻衣。清代至民国时期，内地早已流行用穿着轻便保暖且美观的棉布制衣，但岷江上游高半山和深沟内的羌人普遍因经济贫穷而无力购买棉布制衣，棉布通常只在富有家庭中用作品质馈赠商品。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羌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羌族人经济收入的增加，内地生产的现代机制染色棉布逐渐在羌族中流行，穿羊毛毪衫、麻布衣渐与穿棉布衣并行，对麻布需求的减少导致羌族村寨麻种植量和麻布生产逐渐减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羌族村寨蔬菜和林果木种植、劳务输出等带来的经济收入增加，大多数羌族人日常服装主要从城镇商店购买商品成衣，穿麻布衣往往只在节会、婚丧活动时作为特色民族服装穿着，麻种植量和善长织麻布者已经很少。民国时期，彩色丝线价格昂贵，羌人服饰上的挑花刺绣，通常只在白色长衫的衣领、袖口和飘带上用少许青色棉线进行绣花装饰，最主要的绣花服饰围腰和云云鞋也只用白色棉线或青色棉线在青色或白色布底上绣出色差大的单色图案，通常只有河谷地带少数村寨中的富户购买少许彩色丝线制作服饰绣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彩色丝线和便于绣花的机制棉布成为廉价商品且品种日益丰富，彩色挑花刺绣服饰才在羌族民间逐渐兴起，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彩色挑花刺绣逐渐普及并发展成为羌族服饰文化重要的特色文化组成部分。经过"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政府和社会对羌族挑花刺绣产品的产业化扶持，羌族挑花刺绣在工艺技术、图案取材构思、产品种类和加工方式等方面皆有了极大发展，传统上以自给自足为主的民间工艺品生产成为以现代工艺商品为主的产业化商品生产。而与精神文化生活联系更加紧密的音乐歌舞、民俗节会、信仰崇拜、承载精神文化的物质载体与文化空间等文化因素，受经济的影响则相对较小，文化传统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经济对精神生活文化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小觑，例如近年来为发展旅游经济出现的音乐歌舞、民俗节会、信仰崇拜活动"表演化"倾向，现代商品白酒、红酒、啤酒等被用作祭祀神灵的祭酒等现象。

族群之间、族群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对文化的形成也会产生重要影响。羌族作为处在汉、藏之间的民族，在与汉、藏两大民族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就受到了汉、藏文化的明显影响。除了羌汉族群融合带来的文化融合外，岷江上游的羌人从古至今都有到成都做佣工、从成都等内地城镇购买所需商品的习惯，其饮食习惯也不断随着成都地区汉人饮食习惯的变化、结合自身经济基础而不断自我改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半山羌寨的羌族人用白产玉米、豆类和山货等换购内地所产大米为食并逐渐以吃大米为主食，近年逐渐流行的吃挂面、使用调料烹炒新鲜蔬菜和肉菜，聚会饮酒、祭神敬酒从单一使用自酿咂酒变为咂酒、白酒、红酒、啤酒并用等。茂县西部和北部的羌族在神山上祭祀天神和山神等自然界神灵时撒自制的纸质"龙达"，理县东部和茂县西部比邻藏族的羌族村寨碉房顶部建墙角攒尖的矮墙裙"喇嘛墙"，则显然是受到藏族的文化影响。族群之间的交往有时伴随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其对文化的影响也就更加强烈。例如唐代吐蕃东扩将大批羌人部落征服后将自己的文化在羌人中传播推广，大批羌人被"同化"并最终成为藏人；清代在涪江上游地区对羌人实行"强制同化"政策，最终把当地许多羌人"同化"成了汉人。族群内部的交往关系对形成区域性的文化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清代中晚期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经常发生部落、村寨之间的战争，一些村寨为了便于防御将村寨修筑成防御性极强的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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