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之有别于其他物种，自夸为万物之灵，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人类能够藉助文化工具与载体，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生经验与发明创造，累积聪明才智，让后人可以吸取精华，创造更先进、更美好的文明。文明累积，靠的是群策群力，承先启后，是尊重前人的努力，期盼后人的承担。

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都特别重视文明的承继与传衍，在创造文明真善美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谦逊。牛顿有句名言，是大家时常征引的：“假如我比别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If I have been able to see further, it was only because I stood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类似的话语，在十二世纪就有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说过：“我们就像是巨人肩膀上的侏儒，所以我们可以看得更多更远，并不是因为我们视觉敏锐，或是天生异禀；只因为他们巨大的身躯抬高了我们。”更早一些，有唐朝的韩愈，在《与于襄阳书》中说：“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明确指出，任何伟大光辉而能传世不朽的成就，都靠的是文明得以传承，通过世世代代的集体记忆，才得以彰显。这种对历代集体创造与记忆的推崇，到了宋代新儒家的心中，就扩大成为超越真理的追求，推展了人类生存的目的，出现“民胞物与”的伟大胸怀，凝聚在张载的四句名言之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过去最重要的文明载体是语言文字，最重视的是文献记载。这也是为什么孔子会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过去对文明历程的认识，对知识的传递，对真理的探求，对学术的发展，基本上靠的是前人的文献著作。我们所说的集体记忆，在过去主要是仰仗文字载体，通过前人话语的记述与复诵，让后人形成文化与世界观的共识。然而，单单通过文字载体，文明的传承会出现选择性的偏差(且不说战乱兵燹、焚书坑儒造成的文献丢失与扭曲)，这也使孔子感叹“文献不足征”。更因为上层精英掌握文字书写的能力，依靠文献的集体记忆也会倾向于上层精英的共识，出现阶级性的文化倾斜。

我在《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2006)书中提出，文化传承的载体有三类：一、 以文字为载体的文献；二、 以文物古迹为载体的实物遗存；三、 以口传心授为载体的非实物文化艺术传承。只有扩大眼界，拓展学术认知领域，包含了这三类不同文化载体，我们才能趋近历史文化的真实面貌，深刻了解集体记忆的多重面向。从这个意义而言，文物古迹的保存与研究，是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方法与手段，也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证据。二十世纪考古学的成就以及文物艺术的研究，使我们清楚理解，我们对人类生活的具体经历知道得不足，过去的历史叙述与集体记忆都存在相当的偏差。

然而，现代社会过度强调进步与发展，以经济为主轴，打着“发展是硬道理”的旗帜，经常以掠夺与破坏文物古迹的方式，兴盖污染环境的工厂、建设高楼大厦的屋邨，有意识地铲除前人留下的古迹，泯灭理解文明发展的实物证据，是可忍孰不可忍？人类的集体记忆，是模糊暧昧而且十分吊诡的文化现象，是随着时展而东飘西荡的游魂。没有历史文献为基础，没有文物古迹作为砥柱，集体记忆只能随波逐流，不知所之。因此，研究文物古迹的保存，探讨历史文化与城乡发展的冲突与平衡，不仅是学术的创新领域，也是人类生存意义的自我反省。通过文物古迹作为文化载体，研究文化遗产与集体记忆的关系，不仅涉及经济发展、政府政策、文化旅游、民众参与等等具体的社会政治运作，更重要的是，如何提升现代民众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对生活环境的爱惜、对人类处境的展望。因此，学者们或有不同的意见，但集思广益，最终能提供仔细调查研究的资料与成果，贡献一些深思熟虑的看法，应当有助于学术研究与文化关怀的深化。文化遗产与集体记忆这个领域，是学术研究的新天地，还有待大家去发掘与拓展。作为序言的结语，让我再引一段牛顿的话，与大家共勉：“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但我自己觉得，不过就像在海滨玩耍的小孩，不时发现一块更光滑的卵石或更美丽的贝壳，却没注意浩瀚真理的海洋，就在我眼前，有待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