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常用戏谑的口吻说：“近年季羡林走俏。”

与季羡林相识，是在他没“走俏”，我也颇不合时宜的年月。

一九八〇年秋末，北大及时次用竞选方式来选举人民代表。这在全国也是及时次。

我是及时个“跳出来”的女竞选者。

北大成为中国开放之初各种思想的舞台，当时社会上的各类风云人物来到北大，如：倡导“启蒙”的刘青峰夫妇，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等。

水涨船高，竞选者们的调子节节攀升，年青的学子们开出一套套“治国良策”。国际重要媒体纷纷登陆北大，记者们从礼堂追踪到宿舍楼。

我的竞选口号是“东方美”。我在“宣言”里以张志新烈士为先例，标榜中国女性在当代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

我也讲到“大学生分配原则”和“出版自由”，当时却没人注意。

而我关于“男性雌化，女性雄化”的言论，却触怒了许多人。

当年北大有三面旗帜：一面是激进改革派，一面是稳健改革派；我有幸被列为第三面旗帜——“人性解放派”，可谓恰如其分。

这与我的人文理想以及后来的作家道路是相通的。

从电影《青春祭》开始，直至二〇一四年，我在北大的演讲《压抑的胜利》，都是顺着这条路走下来的。其他各位竞选者，也基本“不改其道”。

从这一点说，我们这些竞选者没有辜负当年选民们的信任。

在北大经历的这一段，正好套上那阕令我们这代人所喜爱的吟诵不厌的伟人诗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北大所爆发的这一次民主竞选产生了大量吸引社会各界的观点、思想，其丰富、激进、开放和多方位思索的内容，后来直接影响和介入了社会改革进程。

现在是小学生都知道“竞选”了。可那时，“民主”的意识甚至在北大也很可怜，人们可以忍受一个不认识的官方提名之人，却不能忍受自己熟悉的人成为“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