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这是一次提前了时间的书写。

前年退休后，想过六七个题目，打算余生中陆续写出。其中一个，是对费先生的记忆、感受，或可称“杂忆”。

为这些题目排顺序，杂忆费先生属于倒数前两名。

依设想，既属杂忆，可不求系统，不谋深刻，不设格局，随自然想到的素材、题目，即兴书写，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愿同有兴致的读者一道，走近更平实亲切、更见性情的费先生。

当然，这是理想，能不能如愿，难说。故，动笔前须有尽量充分的准备，首先从时间上保障，以期略补孤陋。

大侠兄入行出版，致使此想生变。他策划首批选题，我也被策了进去，嘱写写费先生。设身处地想，理由很充分。

当年大侠兄创办“文化广场”，费先生当过早期作者，连载大文，此其一。

我当过费先生多年助手，又是“文化广场”长期作者，此其二。

近两年，从工作日志和录音磁带中整理出费先生晚年谈话约六十万字，诸多往事重现，淡忘的复清晰，宜及时录下，此其三。

今年是费先生江村调查八十周年，实该有点纪念。光把费先生晚年谈话整理出来，够吗？自己的文字呢？此其四。

好友书话纵横，出版则系履新，筚路蓝缕阶段，岂能袖手旁观？此其五。

于是动笔。

所谓“助手”，是费先生的说法。实际工作内容，点说，近于“书童”。

先生谈话，留意记录，事后整理、誊写，交先生过目；

先生在田野，现场拍照，冲印，留档，适时派用场；

先生访问某处，须临时为主人题字，在旁参与想词儿；

先生备妥《学术自述与反思》书稿，即往府上取出，送到三联；

先生写出《甘肃土人的婚姻》序言，定下题目，尽快交给《读书》；

先生嘱，续写其某篇消闲文章的未了话题，辄做功课，勉力写出；

先生希望杨绛帮助看篇文章，在北京医院，遵嘱送达钱锺书病房；

先生想找李慎之晤谈，即作电话联系，在东厂胡同，确定具体时间；

李公慎之需要先生一九五七年《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即复印，付邮；

沈公昌文多次邀先生参加越秀讲座，每与沈公商定时间、地点、话题；

……

都是寻常事，都是平常日子。杂忆所述见闻，就这样慢慢叠在一起。如实写出，可作一段时光的印记。

这段时光里，费先生追踪中国开放改革步调，实地观察，现场记录，实证分析，写出大量文章，报告民生消息，表达书生见解，本书述及的《小城镇四记》《行行重行行》《从实求知录》等等，都是如此写出。

田野调查现场，是费先生的流动课堂。出家门，入田野，他是去找老师。走近农户，攀谈话起，便是课堂。他是听课的学生，农民是讲课的老师。

十多年里，有机会随费先生上课，旁听，看大师怎样当学生，记录大师所以是大师，时常感受“书童”之幸。至于是否能对得起这份幸运，不敢说。好在有“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可作退路。

用了两年，从亲笔记录中理出费先生晚年谈话文字，如今遵大侠兄嘱，写下这些文字，算是一点耕读作业。收获就不问了。或说，耕读之乐就是收获。

作者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于湖南永州阳明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