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士之风何以盛行于战国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都有其一定的社会根源。养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始于春秋，盛行于战国，绝非偶然，而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

其一，战国时期，列国相争，兼并剧烈，为了富国强兵，谋求生存和发展，各国强化人才意识，争相招贤纳士，为游说权谋之士提供了广阔的政治舞台。

对此，汉武帝时的“狂人”东方朔感受颇深。他自以为博学多才，海内无双，但官不过侍郎，而战国时的张仪、苏秦，却凭三寸不烂之舌，高居卿相之位，安享荣华富贵。有人问他：“原因何在？”东方朔的回答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

东方朔认为，这是时代不同的缘故。张仪、苏秦所处的战国时代，周天子名存实亡，诸侯兼并，弱肉强食，只剩下战国七雄和五个小国，胜负未定，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谋臣策士深受重用，言听计从，高官厚禄，唾手可得，惠及子孙。如今可不同了，如果张仪、苏秦生在今世，恐怕连掌管礼乐的小官都当不上，更不要说做侍郎了。

由此可见，在“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的战国时期，士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翻云覆雨，兴风作浪，玩弄政治于股掌之中。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各国统治者纷纷转变观念，确立人才意识。有一个故事，颇为发人深省。

有一次，齐威王和梁惠王一同在郊外打猎。两位国君关系密切，免不了会讲些“悄悄话”。

“大王收藏什么珍宝没有？”梁惠王问。

“没有。”齐威王坦诚相告。

“像我这样的小国，还有直径一寸的珍珠十枚，装饰在车上，能照耀车前后各十二辆。怎么您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会没有珍宝呢？”梁惠王将信将疑。

“我所拥有的珍宝和大王不同。我的臣子里有一个叫檀子的，让他驻守南城，楚人就不敢入侵。还有个叫盼子的，让他守卫高唐，赵人不敢来黄河边打鱼。我有一个叫黔夫的臣子，让他驻守徐州，燕、赵两国都望而生畏，前来归附的百姓有七千多家。我还有一个叫种首的臣子，让他防备盗贼，能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四个臣子便是我的珍宝，个个出类拔萃，其光焰可以照耀千里，何止十二辆车呢！”齐威王不无骄傲地说。

梁惠王听后，深感羞愧，怏然不悦。

何谓珍宝？两位国君看法迥异，这正道出了齐强魏弱的真正缘由。魏国曾是战国初期的头号强国，但随着秦、齐两国的迅速崛起，魏国逐渐衰落。由于强秦的步步紧逼，魏国被迫将都城东迁至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故魏王又称梁王。当梁惠王仍停滞于传统的迂腐观念以珍珠为宝的时候，齐威王则与时俱进，视人才为珍宝，从而生动地反映了战国统治者的人才意识已有了质的飞跃。随着人才观念的不断加强，各国便争相延揽士人，蔚然成风。

平原君和春申君为了笼络士入，在对士的物质待遇上大做文章，就是相互竞争的一个典型事例。

有一次，赵国平原君派门客去楚国，与春申君联系公务，为了炫耀自己对门客待遇的优厚，其门客头插玳瑁簪、刀鞘饰珠玉，十分气派。但到春申君那里一看，那些上等门客个个脚蹬“珠履”，奢华之至。连鞋上都缀有明珠，其衣冠之华丽，更可想而知了。平原君的门客不禁自惭形秽，深感失落。P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