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自媒体时代，因危机事件不得不面对突然而至的舆论拷问，您是否出现过紧张、彷徨乃至惊恐心理？是否曾经试图对媒体报道进行摆平，抑或进行网络水军引导等。另外，您是否也曾有过愤恨与无奈：面对舆情危机，承受着空前舆论压力，我们加班加点、忘我付出，不可谓不努力，但为何大多数危机的应对效果仍难以令人满意，甚至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呢！

面对残酷的应对现状必须要进行反思，客观来说，我们对舆情危机只能算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关系 —在应对实操方面，我们对惯用应对策略的执行手法已相当娴熟；而在基本概念层面，我们对舆情危机的认识其实很肤浅，甚至难以看清危机事件的真面目。两方面的鲜明反差，无疑正是导致应对经验主义大行其道的根源所在，据此我们可以做出初步判断：过度依赖经验主义难以真正取得危机应对的成功。

那么，面对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舆情危机，到底我们应该从哪里入手，才能突破舆情危机应对的被动局面呢？

“我们拼命地学习如何成功冲刺一百米，但是没有谁教过我们，在跌倒时怎样的勇敢才真正有用，怎样的智慧方能度过。”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启发年轻人敢于面对跌倒与挫折的这一警示语，对于广大舆情危机涉事主体来说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学会理性看待舆情危机、坦然面对处置现状，无疑是突破现状的先决条件。

经过对大量舆情危机的对比与分析，我们发现：危机矛盾、话题敏感性、相关群体诉求、声誉公信力与舆论关注，是舆情危机的五大构成要素，每一构成要素均有自身特点与运行规律，整体上决定着危机事件的动态发展趋势。但看清舆情危机并非我们的最终目标，以此为基础，真正改变当前危机应对的被动局面才是根本。即便我们能掌握舆情危机的基本概念，但从最终应对效果改变的角度来看，仍有一大现实问题难以跨越—从危机发生后出现的大量客观碎片化舆情信息，到主观应对策略的定制与实施，中间是明显断裂、没有直接关联与衔接的。现实层面，正是经验主义在此占据主导，并最终导致被动应对效果的。

在2015年G20土耳其峰会上，主席用传统中医“医人治本”的思路精准把脉全球经济，并针对性开出多剂对症良方；而在2016年G20峰会的杭州主场，再次主张对全球经济形势“把准脉，开好方”，并提出了融入中国智慧的全球治理方案。连续两年在G20这一全球经济盛会上，运用我国传统的中医文化精髓诊断全球经济形势，充分说明对传统中医文化的自信与推崇，并将中医诊断理念升华成为解决当下全球经济困局的哲学思想。

既然能用中医诊断理念为全球经济把脉开方，难道我们就不能让它为当下舆情危机的应对所用吗？为此，我们结合舆情危机的具体特征，在传承中医“四诊”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新五诊”研判法，以便对危机事件进行全维度的解读和预判，并基于研判结果辨证论治开出“对症良方”，为后续应对实操提供有效支持。

借助危机研判的有效衔接，实现了从舆情素材到事件应对策略的有效贯通，最终的事件应对效果也将会有实质性的向好转变。因此，我们可以有信心、有底气地说，有效的研判分析是可以撬动、改变舆情危机应对现状的“支点”，基于此要树立危机应对处置的“大研判”观念。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要想借助舆情研判来改变危机应对现状，也是存在制约条件的。一方面，各组织机构成员与公众人物的舆情素养，是明显存在的短板，必须要有实质性的进步与提升；另一方面，从日常舆情管理的角度来看，“治未病”式日常舆论风险防范、舆论形象管理等基础性工作作用同样不可忽视。

就舆情危机的整体应对现状来看，当下各涉事主体也努力在实践层面积极寻求突破，舆情研判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2016年7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在所印发的《要求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建立舆情事件“监测”“研判”“回应”的工作机制，突出了舆情研判的重要衔接作用，而这无疑为今后政党机关的舆情危机应对实践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