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新南非诞生于1994年5月10日。当天，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宣布就任南非总统。在这个秋日的早晨，六架南非空军的黑斑羚(Impala)战机在比勒陀利亚联合大厦上方蔚蓝的天空呼啸而过，拖曳出新南非国旗的色彩。就在几分钟前，纳尔逊·曼德拉宣誓就职，成为南非历史上首任民主选举的总统。我们的国家终于破天荒地有了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和其他嘉宾以及参与者一起坐在联合大厦圆形露天广场专门搭建的平台上。自1910年5月31日南非联邦成立起，这里就是南非政府的所在地。

纳尔逊·曼德拉为他的就职典礼挑了个好地方。比勒陀利亚坐落在三座平行的山脉之间，而联合大厦就建在其中的一座山峰上。它由伟大的英国皇家建筑师赫伯特·贝克爵士(SirHerbertBaker)设计，原本可能建在前大英帝国的任何一个首府。(事实上，它非常像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国会大厦。)联合大厦左右各有一个长长的侧翼，每个侧翼都由蜂蜜色的砂岩建成，表面铺以陶瓦片。两翼由一个雅致的、有柱廊的半圆形广场连接在一起。广场的两侧各有一座优雅的钟楼。钟声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来来往往的公务员和内阁部长们。在那24小时之前，联合大厦幽暗的大厅、宁静的庭院和高顶的办公室都是南非白人统治者和行政人员的专属。在众多建筑之中，它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此刻，我坐在宣誓台上。从这里我能看到自己刚刚告别的总统办公室，以及旁边紧闭的百叶窗和内阁会议室的阳台。这里曾经通过一部又一部的法律，搭建了种族隔离的大厦。然而，在我以及我的前任P.W.博塔(P.W.Botha)总统执政期间，种族隔离制度的大厦也是从那里通过一部部法律逐步瓦解的。

新总统站在我面前。他个子很高，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后背微驼，在明媚秋日的银晖中和善地微笑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是政治对手。虽然我们彼此尊重，但是我们的关系中没有一丝温暖。我不会忘记他对我尖酸刻薄且毫无根据的攻击。此外，他也无法摆脱对我的角色以及意图深深的怀疑。尽管如此，我并不嫉妒他此刻的胜利。支撑他27年铁窗生涯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也是一代又一代南非黑人的梦想和奋斗的顶峰。这是许多南非白人数个世纪以来害怕面对的24小时，也是我的政党——南非国民党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中不遗余力防止其到来的24小时。自从我1989年9月出任南非总统以来，我夜以继日地努力也正是为了这一刻。

坐在我旁边的是我的妻子玛丽可(Marike)。从1972年我初入政坛开始，在我职业生涯的所有重要时刻，她都陪伴在我的身边，支持我：1978年，当我成为内阁部长时；1982年，当我被选举为德兰士瓦省(Transvaal)国民党主席时；1989年，在我当选国民党主席时；以及1990年2月发表那篇演讲，从而开启这一最终在联合大厦前的半圆形广场上走向高潮的历史进程时。

和我同样坐在台上的还有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ArchbishopDesmondTutu)，他穿着紫色外袍，光彩照人。多年来，这位身材矮小的教士一直因为种族隔离制度的罪恶而抨击我们。但是，如果他在南非联合民主阵线的同志们继续用火项链残害他们的敌人，他也会流泪并威胁他们，如果继续使用这种酷刑，他将离开南非。他所说的火项链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刑罚。革命分子将填满汽油的轮胎系在受害者的脖子上，然后将它点燃，活活烧死受害者。虽然与她赫赫有名的丈夫渐行渐远，但她还是出现在了主看台上，并且一如既往地成了焦点。她曾保障用她的火柴盒和火项链解放南非人民。然而最终，南非人民的解放并不是以一场破坏性的种族战争这种暴力方式取得的，而是通过和平谈判和妥协。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南非安全部队的长官们，如南非警察的总警监约翰·范德梅韦(JohanvanderMerwe)将军、国防军总司令格奥尔格·迈林(GeorgMeiring)将军，以及海陆空三军的长官。他们的制服干净利落，上面别着各种因镇压非国大及其盟友而获得的勋章。直到一个星期前，纳尔逊·曼德拉和非国大的一些主要领导人还害怕他们会发动一场政变，而不是向他们昔日的敌人交权。

种族隔离制度的设计者——维沃尔德博士的葬礼也是在这座半圆形广场上举行的。他曾憧憬过一个由依据种族划分的众多小国组成的南非联邦。如今，在他被刺身亡28年后，这座半圆形广场正见证着这一愿景的寿终正寝。广场上各色人等齐聚一堂的景象在维沃尔德有生之年恐怕是难以想象的。他曾顽固地坚称，宁愿被国际体育界孤立，也不愿接受我们的老对手新西兰队在橄榄球赛事中使用毛利人选手。在他执政期间，给美国黑人外交官的签证都要经过内阁的严格审核。而此刻，半圆形广场上充满了南非人和肤色种族各异的外国人，他们自由交流，其乐融融。非国大的高级官员们轻松地置身于由南非国民党党员担任的内阁部长们中间，在4月27日南非举行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以前，他们已经在一波三折的谈判过程中对彼此相当了解了。因卡塔自由党(theInkathaFreedomParty)主席曼戈苏图·布特莱齐博士(Dr.MangosuthuButhelezi)发现他正和纳塔尔省的非国大领导人坐在同一个观众席上。多年来，他的党员为了与非国大争夺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的控制权一直处于你死我活的争斗之中。

圆形广场上还有许多国际来宾。对于他们而言，在长达几十年的国际孤立过程中，与南非公开接触的想法都是令人深恶痛绝之事。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AlGore)、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罗伯特·穆加贝(RobertMugabe)，以及众多政府和国家的首脑们坐在清晨刺眼的阳光下。在仪式过程中，他们一直用节目单遮挡着自己的眼睛。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Castro)和俄罗斯联邦的高级代表们也坐在他们中间。不到7年前，我们的军队还在安哥拉南部的隆巴河(LombaRiver)同苏联和古巴领导的安哥拉军队浴血奋战。那很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较大的陆上战事。我们无可争议地赢得了这场战争，但它也显示出我们是多么的孤立无援。

终于，首席法官呼唤我进行就职宣誓了。在即将代替现任南非政府掌权的民族团结政府中有两位执行副总统，我将出任其中之一。另一位执行副总统是塔博·姆贝基(ThaboMbeki)，他被普遍认为是最有可能接替纳尔逊·曼德拉的非国大领导人。

我不再担任总统。总统办公室位于我左侧宏伟的廊柱后方，我就要从那里搬到右侧那个与其一模一样但方位相反的办公室了。我从未预料到我从1990年2月2日所开始的改革最终会是这样的结果。同样，我也几乎没有预料到今后的任务会有多么艰巨，没有预料到那些在失去权力后接踵而至的问题和失望。

科比特法官(JudgeCorbett)用我的母语——阿非利卡语，为我宣读誓词。我特意提出要以"drie-enigeGod"(即阿非利卡语的"圣三位一体")之名宣誓。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许多基督徒——尤其是阿非利卡人教会对非国大的宗教政策表示担忧。因此，我希望在宗教自由的框架内，表达我对基督教价值观的忠诚。

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重任。我要确保我的同胞尽可能拥有最美好的未来，同时也要保障我们这个复杂社会中其他人民的未来。如果我在自己的座位上转身，透过立在平台周围的防弹玻璃向外望，便可以看见开拓者纪念堂在南方天空的映衬下巨大而方正的轮廓。它矗立在台地园和广袤的草坪远处——现在那里都搭起了节日的大帐篷、巨大的公告系统，并且挤满了成千上万翘首以待的南非人——鲜明地提醒着我的祖先。我的族人为了纪念阿非利卡人开拓者，在大约50年前建成了这座纪念馆。先驱们用燧发枪和笨重的牛车队开拓了南非的内地。为了在次大陆的内地建立起他们自由的共和国，先驱们历尽磨难，纪念馆内壁上的大理石浅浮雕就是对它们无声的见证。儿时我曾在母亲的膝下聆听过描绘于这些壁画上的英雄的事迹。他们曾经梦想成为一个自由而独立的民族，在非洲南部这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里，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在我们家的老照片中，那些曾被这一梦想激励着的祖先们神情肃穆地注视着我。这一梦想也是家父的核心目标，他曾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担任内阁部长。这原本也是我一直以来坚守的理想，然而在长期而深刻的自我反思之后，我终于得出了结论：继续追求这一梦想，将会给我国的各族人民——包括我的民族带来灾难。

仪式流程结束后，曼德拉总统、姆贝基副总统和我立刻出现在台地园的平台上。平台下方的草坪上站满了人。曼德拉站在中间，在台下众人的欢呼声中将我和姆贝基的手举过头顶。他称赞我是非洲人最伟大的儿子之一。我回想起他对我的多次攻击，并惊叹于我们之间矛盾的关系。我不禁在想，他新近对我表示的尊重将会持续多久。

大约在两公里外，总统官邸的庭院里搭起了一个大帐篷。新任总统要在这里举办午宴，招待五六百名国内外来宾。原计划是用豪华客车将来宾从半圆形广场运到那个宏伟的帐篷，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客车在联合大厦前欢呼雀跃的人群中动弹不得，这一计划宣告失败。这样短短的距离，有些宾客竟然用了两个多小时。还有些人，比如英国的代表菲利普亲王，根本就没上豪华客车。他戴上一顶巴拿马帽，避免自己被秋日刺眼的阳光晒伤，然后泰然自若地走向联合大厦上层草坪上一个稍小一些的帐篷，总算找到了前往主接待处的路。后来，他告诉我他玩得高兴极了。这24小时就是这样：王子和农民混在一起；政治家和观光客挤在一起；士兵和游击战士以及他们过去的敌人站在一起。那些最终到达指定地点的人——早已口干舌燥——立刻被手捧鲜花，来自不同社群的女学生用欢歌笑语所包围。

这是充满欢乐的24小时。这也是解放的24小时——不仅对于南非黑人，对于我们南非白人也是如此。突然间，我们卸下了350年的重担。这是及时次，在没有愧疚或忧虑，并且人人平等的情况下，我们得以向我们的同胞问好。那天早晨醒来时，我还是南非的总统。而当我就寝时，曼德拉已经从我这里接任总统之位。尽管前路未卜，但恐怕没有哪个政府首脑卸任时能够怀有比我更大的成就感了。

5个月前，当曼德拉和我在奥斯陆市政厅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我引用了最著名的阿非利卡语诗人N.P.范维克·劳(N.P.vanWykLouw)的一首诗。意译大致如下：

哦，广阔而悲凉的土地

在南方的星空下孑然一身

你无言的悲伤之上

是否永远不会有欢乐振翅翱翔？

在你之上，

是否永远无法生出一种壮美

如同雪白的夏云

在你那沉思的山峰之上翻涌；

在你之中，

是否永远不会成就一项壮举

回荡于天地之间

去嘲笑往昔的无能？

1994年5月10日，我见证了这样的壮美。那24小时，我感到我们成就了这样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