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似乎是个不祥的日子，秋收起义失败，同的分裂或者叫作巴西脱险，还有的逝世，都在这24小时。

9日一早，的回电到了：

……

电报上所说各条，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从眼前的形势和战术上考虑，南下也是能说服人的。看了电报，沉思了一会，对说：“我看张主席的分析是对的，目前的敌我形势，还是南下为好。”

在此之前是一直支持中央北上方针的，这时突然态度变了。这既有电报的作用，也有情知左路军不会来，不愿脱离四方面军大队的考虑。长期任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当然不想让四方面军分开，便也表示同意南下。

立即带上电报，去向中央汇报。

不一会儿，回来了，情绪很不好，说是受到了中央的批评。

坐着生了一会儿闷气，突然想起今天要去三十军开会，便同一起去三十军。

三十军前几天请总政治部的宣传队去演出，定于这天去，宣传部长刘志坚正在集合人员。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是红军中闻名的文艺工作者，她跳的苏联水兵舞很受欢迎。在一、四方面军会师晚会上，李伯钊被台下一次又一次的“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的喊声弄得简直下不来台。这时她也要随宣传队去三十军。杨尚昆知道，说过再等两天，不来我们就走。也许，李伯钊这一去，他们夫妻就要一南一北地分开了。当时战事频繁，形势变化不定，分开之后，能否再相见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但杨尚昆更不能让李伯钊不去三十军，因为这样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那将会影响大事。

杨尚昆站在门口，只好看着李伯钊他们在刘志坚的带领下，高高兴兴地走了。

中央这边，在走后，立即又给发报。事已至此，中央的电报态度明确，也比较强硬：“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中央的电报坚持了北上方针，但是在向东还是向西的问题上作了让步。原来要求向洮河西部北上，中央不同意，现在干脆要南下，只好退而求其次：只要北上，西出也行！

电报发出以后，心里仍非常焦虑，他在思考着会对中央的这份电报作何反映，以及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天下午，正在一边想事，一边踱步。突然一阵“噔噔噔”的脚步声上了小楼。这些日子，焦思苦虑，神情疲惫，眼眶布满红丝，头发也显得越来越长了。

上了小楼，向他点了下头，算是招呼，仍没停止踱步。

平江起义后，到了中央苏区，后来以平江起义部队为基干，发展为红三军团，成为中共苏区的主力部队之一。

从五次反“围剿”直到长征以来，三军团打得很苦，部队减员也大。会理会议上受到过的批评。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曾请吃饭，派他的秘书黄超送给三百块大洋及粮食、牛肉，还说要拨部队给他。后来被顶了回去。

在楼门口站住，叫住没停步的，说：“情况好像有点不对。”

“你听到什么啦？”的思考中断了，他对的话重视起来，又指指一条粗糙的木凳，请坐下。

“我上午到前总去，的态度也变了，给我说川康如何好、如何好，看样子他要南下。”

上午送电报来时，已表示同意南下。态度的改变，已经知道了。

“怎么说？”问。

“心事重重的样子，没做声。”

“看来是要跟走的。”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担心地问：“中央同前总住在一起，他们要裹胁中央南下怎么办？”

“还不至于这样吧。”沉思着说。

“他们人多，为了预防万一，我们是不是扣他们几个人？”

脸一沉，立刻说：“不可！断乎不可！”

“我是想万一中央被……”

打断说：“不管南下还是北上，我们还都是红军嘛。现在分开，以后还会走到一起，断断不可把事情弄到敌对程度。”

不再做声。正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上楼来，和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朝向门口。

气喘吁吁地大步跨进门，叫了一声：“主席。”

迎上去：“剑英，有事？”

拿出一份电报交给，说：“主席你看这个，是刚刚收到的。”

原来就在刚才，前敌指挥部收到一份的电报。、到三十军去了没有回来，是参谋长，机要参谋找不到徐、陈，便把电报给了。一看内容，吃了一惊，趁、不在，便直接送这里来了。

近年来，关于的这封电报说法较多。先是到底有没有这样一封电报？在他的《我的回忆》一书里矢口否认；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里也说他没有看到这封电报，并说他后来曾同博古谈起这件事，博古对李德说他也没见过电报；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也没提到有这样一封电报。是主要当事人，平心而论他的回忆中情绪化的立论十分明显，不足为据；李德的书是20世纪70年代初反华特别是反的产物，况且博古早已作古，是否给李德说过没见到电报的话，实在难以佐证，不足为信史；至于的回忆《历史的回顾》中确实没提电报的事。

、聂荣臻、杨尚昆等都提到电报的事。笔者查阅资料发现，“密电”问题最早是1937年2月27日凯丰在《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文章里提到的。但没有说明内容，原话是：“当中央发觉国焘私自给徐、陈南下密电时，曾经详述南下的不利，并劝其仍率队北上。”1937年2月离分裂事件发生不久，况当时已在延安，当为可信。但从这句话的意思看，似乎密电仅仅是要徐、陈南下，没有提到有企图危害中央的内容。

更主要的是找不到这份电报原文，所以众说纷纭。

密电问题至今仍是中共党史上一个待解的迷。

电报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因没有原电，无从查证。对这份电报回忆较全的是吕黎平。吕当时是前总作战科副科长，他回忆说，当时他看过电报内容，电文是：“×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高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很显然，这段内容有很大的回忆成分。历来引用的内容都是“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一句。可以断定，不管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一句是电报中最足以证明企图武力危害中央的内容。但这句话既可以理解为武力危害中央，也可以理解为从组织上改组中央。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同志错误的决定》中也只是说：“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但不管是哪种企图，中央面临危险，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

红大的学员正行走在一座小山坡上，几骑马奔跑过来。李特远远地喊：“停止前进！停止前进！”当时除军以上的干部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中央同的争论和斗争。红大的学员还都认为是去打粮，这时见李特教育长(李当时兼任红大教育长)追来不让前进，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李特等跑近了，骑在马上对队伍喊：“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他们北上逃跑，投降帝国主义！”

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也在队伍里。遵义会议后，他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闲来无事，便整天同博古玩扑克打发日子。红大成立后，他当了一名教官，偶尔给红大学生讲讲军事课。中央同的争论他是知道的，他不想介入争论中去，但他同意北上，因为他被剥夺权力后急于北上以便与王明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遵义会议后的这段时间，中央的情况使他感到已成为中国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

他这时已能听懂简单的中国话，见李特大声地叫喊“”“”什么，从李特的表情和口气里，他知道李特在骂和。一种日耳曼民族对领袖和的本能的服从与崇拜，使他十分气愤。他个子高大，走上去一把将李特从马上拉了下来。

李特一见这个丢了中央苏区的德国佬把他拉下马来，十分恼怒，对着李德破口大骂。李德不会说中国话，便用俄国话骂李特。骂了一阵，李特才感到不对，李德听不懂他的中国话，而他能听懂俄国话，于是便也用俄语对骂。

吵嚷声惊动了离此不远的。拄着一根拐棍向这边走来，全副武装的警卫员紧随其后，等也紧紧跟着。

走近红大队伍时，对着混乱的人群大声说：“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你们愿北上的跟着走，愿回去可以回去嘛。不过，我相信你们将来还会回来的。”

见来了，李德和李特停止了争吵，李特对说：“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走啊？”

探头看了看，见是李特，便说：“是李参谋长啊，这次北上，是政治局决定的。”

李特还要讲话，但个子低，在人丛中看不见，十分急躁。李德以为他会对动武，便一把将李特抱住。李德力大如牛，李特动弹不得，急得直喘粗气，一点办法也没有。

又说：“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希望四方面军的同志认清形势，跟中央北上。如果一时想不通也没关系，我们先走一步，你们什么时候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

的话，语气平和，入情入理。正准备向回走的四方面军的学员都认真地听着。李特也安静下来，李德这才放开了他。

又说：“南下川康即使眼前可行，但没有出路，我相信你们至多一年，也会北上的！”他又对李特说：“李参谋长，请你带个话给国焘和昌浩同志，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我们先走了，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

说完，转身朝一方面军大队走去。一边走，一边回头向四方面军的学员挥手，用浓重的湖南腔喊着：“同志们，再见！”

10日晚，中央行至拉界宿营。到了宿营地，疲倦地仰倒在椅子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对、博古等说道：“秋收起义以来，我们经过的困难也不算少，可昨天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24小时。”

终于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黑暗的24小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政府机关随同一小部分红军，在的率领下通过了不久前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同志用鲜血和生命开辟的北上通道。他们，是不是也度过了命运中最黑暗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