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前沿问题探究(套装上下册)》：

(一)加重对非法经济行为的惩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获益、获得较大利益的也许要数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所有者了。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有关政策、法律、社会管理秩序不能适应首先活跃起来，几乎是立即便突破了原有经济管理秩序的各类新经济行为。新经济行为中，不乏在当时属于严重经济犯罪或者被认为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行为主体无疑主要是那些新生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其投资人、管理人。他们要生存、要发展、要壮大。令其在原有秩序规范下，循规蹈矩、守法经营，不出格、不越线，显然是低估了经济人为了追逐利润而无所不敢为、无所不能为的原始冲力。

当有关行政的、经济的调控和管理手段不足以应对时，人们、社会、立法者既很自然、又很无奈、也很有办法地举起法律的武器，特别是刑事法律的武器。严惩，被作为最有效的手段，在历次规制非法经济行为，整顿十分活跃，也就显得有些混乱的经济秩序的过程中，通过修改相关刑法条款，被广泛、反复和突出地加以使用。直至今天，依然如此。

(1)1982年3月8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极为典型地体现了对非法经济行为的严惩精神。决定“鉴于当前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盗窃公共财物等经济犯罪活动猖獗”，对刑法相关条款作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改。将《刑法》第118条走私罪、投机倒把罪，第152条盗窃罪等罪的处刑分别补充或者修改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大大突破了《刑法》第118条原规定为10年有期徒刑和第152条原规定为无期徒刑的较高刑。(2)1987年1月2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47条第4款规定：“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犯走私罪的，由司法机关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单位判处罚金，判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和违法所得。”这是我国立法首次对单位犯罪、对犯罪单位判处罚金刑作出规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88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第4条，对走私普通货物犯罪，继续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并首次对走私货物、物品价额与处刑轻重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第5条第2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走私普通货物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这是继《海关法》之后又由刑事单行法对单位犯罪做出了明确规定;第6条还首次明确规定：“(1)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关税，擅自将批准进口的来料加工、来料装配、补偿贸易的原材料、零件、制成品、设备等保税货物，在境内销售牟利的。(2)假借捐赠名义进口货物、物品的，或者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关税，擅自将捐赠进口的货物、物品或者其他特定减税、免税进口的货物、物品，在境内销售牟利的”构成犯罪的行为，规定以个人或者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犯罪处罚;第7条规定：“(1)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国家禁止进口物品的，或者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进口的其他货物、物品，数额较大的。(2)在内海、领海运输、收购、贩卖国家禁止进出口物品的，或者运输、收购、贩卖国家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数额较大，没有合法证明的”。以补充规定的有关条款处罚。显然，这类改革开放以来才出现的新类型走私犯罪，虽然也不乏国有和集体单位实施，但更多是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实施的。刑法加以惩处、打击，是规范和维护经济秩序的必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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