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批评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只不过我们重新回味这段法制史的时候，应当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对于法律来说，写在纸面上的，并非就是它主要的阵地，纸面之外的地方才大有可为，充当法律灵魂的，是政策、意识形态，只是有时候它乔装改扮过了，众人视而不见而已。

如今，意识形态的依附因素变得不再那么庞大，立法的技艺性正在加强。以往对于口袋罪的批判，总是瞄准立法这个靶子，这种逻辑就好比把解决交通拥堵的办法寄托在不断地拓宽道路上，相应的，解决司法混乱的办法就是只把先前的法律改掉。立法的确并不，甚至永远不能达到的程度，因此，对于立法的批判似乎总有道理所在。然而，法律本就是一件世俗的事情，既然世俗，就需要智慧，这种智慧更多的是一种经验和实践的产物，而非照本宣科就能解决。与其把棍棒都打到立法的屁股上，以为修法总是一劳永逸，不如挖空心思皓首穷经，贡献出来具有强大地气的司法能力。这种能力，不单单依靠自上而下的司法解释，还要相信具体层面的司法办案会有经验和智识上的增进。事实上，过于依赖司法解释，只会培养懒惰和不负责任的司法人员，也不会增进法律人对疑难问题的认识和提供解决的思路。法教义学的价值恰恰体现在这里，教义二字是从宗教中来的，对立法要有宗教般的信仰，不是盲目地跟从。世界是流动的，任何价值判断都需要依托于那个特定的社会，遵循立法精神而不死磕文字。法律的文字不变，但其内容的含义却能够获得新的合理的解释，这恰恰才是司法要有的智慧。

切掉一个凳子的角，会多出两个角来，而不是变没有了，司法改革遇到的情况，差不多也是这样的吧。

这种分类虽然在今人看来，毋宁于精神错乱，但我们认为其不可思议，是因为它与我们所建立的秩序观念是冲突的。我们的思维长年累月地被现代知识学科体系笼罩，处于一种既定的容器之中，往往缺乏脱离容器的思考能力。这种分类法的意义不在于其是否真实存在过，而在于它将你熟悉的标识统统撕去，才能明白秩序并不是浑然天成，现有的秩序仅是特定社会的一种组合而已。

在福柯意义上所指的“分类体系是一个社会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是一个特定的知识型的多元存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充满分类的秩序世界，从劳动工具的分类中细化了生产劳作的分工合作，从称谓角色的分类中建立了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从中性的意义上来看待秩序，它并无正确之分，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历史语境，经由分类达成的秩序是大相径庭的。

很多时候，法律仅仅是工具主义的，是技术性的，是为了解决纷争，确立秩序，价值的评判并不当然依附在法条上。但其实，分类的不同组合和历史变迁，本身就是态度、观点、价值的纷争，任何一种分类都容纳了人们在有限的独特的历史背景下的想象，容纳了我们所处的世界的无奈和期望，容纳了我们安排事物秩序的方法和态度。于这种意义上而言，那部《天朝仁学广览》虽然可笑，却并非总和荒诞站在一起。

在要给出理由的情况下，如何在相互打架的证言里面抉择，法官只好自己裁剪了证据。裁判理由必须看起来是那么信誓旦旦，即使法官在下笔的时候犹疑不决!所以，才有人说，“我写过的每则判决都是谎言。”这句话是一个叫奥比 萨克斯的南非法官说的。奥比曾经是南非宪法法院大法官，南非新宪法的起草人之一，在他看来，“判决中的形式逻辑其实都无可避免地掺杂了大量灵光乍现的直觉判断，以及自由奔放、漂移不定的感性元素”。写在判决书上的文字都是干脆的、肯定的，在其背后，法官们的犹疑不决、战战兢兢都被很好地遮住了。文字上的自信与思考的踌躇构成了不被人发觉的一对矛盾。

真正的宽恕，不在于已改恶从善，而是承认，恶即是不幸。宽恕恶人并非为罪恶打开方便之门，相反，宽恕他人即是对自己的救赎。因为，从个体的眼中看来，恶行是别人所为的，但恶人何以为恶，何以能够为恶呢?受害者和犯罪者均同属于一个人类的集体，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追究虽然止于犯罪者个人，但在没有被追诉的罪恶中，未免都逃离出了每个人的心灵，即使自视平等看待一切事物的你，未免没有下意识里歧视的对象。有时候善心在不知不觉中种出恶果，却浑然不觉。以此观照，许多狂热的集体病症，恰恰源于善良的无辜个体，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