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张扬自己伤他人

《三十六计》中的及时计"瞒天过海"，讲了这样一个道理：为人处世不能"透明"，应当懂得一点"隐瞒"，否则就会曝光。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表现自我，喜于交往。这都有悖于"隐瞒"之理。后来他发生了大逆转，认为"不善瞒"者，有把柄为人所抓，故人不可"自以为是，炫耀自己，此为人生教训也。"由此不难看出，这与"瞒天过海"之计相通。

下面我们就从曾国藩不善藏口瞒己谈起：中国有"祸从口出"、"多言必失"的箴戒，但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喜欢直来直去，"每日总是话过多"，而且常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这还不算，他还有"议人短"的毛病。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当朋友间切磋学问时，曾国藩又常常自持己见，强言争辩，"只是要压倒他人，获取名誉"。争强好胜，对于年轻人总是一般性的常情，但曾国藩自己承认，"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还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吐，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日记》中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11月9日这24小时，曾国藩四次出外，先是到陈源兖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他简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随即又到何绍基家。回家后读了《兑卦》，又到陈源兖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掌灯时又与汤鹏一同到何家下围棋。回到家里"己亥正"。当天他的《日记》中说：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适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辨论夸诞之人，不能通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要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与小岑间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引小岑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说这是自己平日修养不够啊。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即陈源兖)敢于揭破。24小时，岱云到曾家来，彼此谈了很久，曾国藩又口若悬河，讲了很多自己做不到而要求别人做到的活。岱云见曾国藩依然故我，只好将话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及时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盲也。又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人，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小珊也前来，席间二人语言碰撞，曾国藩的父亲看在眼里。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志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曾国藩的父亲在京城与儿子同住了一些时日，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就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日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贪乐，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旧辙。二十三年(1843)正月19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他承认"应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学，"尤悔并生"。

曾国藩检讨自己的同时，又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倾向，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俗话说："远了亲，近了分"嘛，但还是没有效果。他又想到吕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无味，冷而可厌，亦不足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曾国藩一时感到难于处人，只好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了。吴竹如(吴廷栋)却不这样看，他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有天性投缘与否，也由于尽没尽人力所决定。但说到底还是人能胜天，不能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故日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此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他自以为是、张扬自己的毛病也大有改观，因为他已懂得"瞒"计为生活中不可缺，因为不善瞒者，大多会伤害别人。悟透了这一点，曾国藩才度过了人生的道道难关，成就了大事。

02 锋芒逼人，圆通和人

"瞒天过海"之计在生活中是非常有用的，对于曾国藩而言，他的做法则是使用伪装的手段，瞒住自己的锋芒、以圆通方式待人。我们知道，锋芒与圆通是做人的两大学问。曾国藩认为："锋芒露凶气，圆通显和气"。怎样做到圆通呢？必须瞒住锋芒！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引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然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成熟与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曾国藩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屡次检讨自己在家期间的所作所为。如，在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