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的类型与对象：从启蒙运动到1890年

"社会科学"一词于18世纪即将结束时进入西方词汇，首先出现在美国和法国。进入19世纪一段时间后，它的许多早期热心者就渴望建立一门单独统一的社会科学，它与至1900年为止正在形成的多学科是不同的。我们可能很想将社会科学的历史构想为一个促进专门化的持续过程，就像自然科学史经常被构想为各学科从曾经统一的哲学中接二连三分离出来的过程一样。但这样一种理解对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尤其是这种理解的缺陷中包括它赋予纯理智生活，即思辨生活以超越于实际科学生活干预和约束的特权。最初，社会科学就旨在既理解世界又支配和改变世界。它不是仅从人的头脑中涌现出来的，而且也来自于人的身体(它既来自于哲学，也来自于法律、医学、政治、行政管理和宗教)。它在思想和机构两方面一直是多种多样的。

不过，把社会科学看成是哲学的一部分的观点仍然比具影响的相反观点，即学科上的辉格主义，具有某些确凿的优势，在后者看来，现代知识各领域仿佛永远是连贯一致的专业工作。严格的学科史支持(即使它不要求)一种狭隘的视角，这种视角没有给广泛的文化理解留下任何机会。它还可能导致相当荒谬的观点，以至于把亚里士多德当成了及时位心理学家、及时位人类学家，当成了最早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之一。亚里士多德单独一人能具备那么多的素质吗?然而，尽管他不是政治学家，他却无疑有一门政治学；而即使他的哲学涵盖了人类的(以及自然的)许多领域，他也未把样样事情都收入单独一部大全著作中。我们需要在理智的统一和学科的碎片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将其作为思考现代专业出现之前诸世纪的社会知识的方法。

本书及时部分涉及直至19世纪末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即使不是杂乱无章，也缺少恰当规定的制度结构。本章介绍了大约从1700年至这种学科规划开始时欧洲和北美的社会科学。它旨在首先对社会科学的早期历史，以及使这一历史似乎成为可能和必然的比较广泛的历史变化，提供一个不严格的阶段划分。本章从启蒙运动时期论起，在这一时期，关于自然和理性的讨论往往本着批判和改革的精神开始更加系统地运用于"人"和社会。1789年的法国革命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变，在此转变中，社会进步似乎更加有力、更加咄咄逼人起来，开启了对近代科学思考中的新问题。此外的另一个转变对于社会科学实践尤其重要，它大致发生于19世纪30年代这十年中，那时工业化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已经变得人人可见，而社会科学不但作为理解这个新时代问题的工具，而且也作为处理这些问题的工具而出现了。于是本章根据当时对作为正反两方面模式都很重要的自然科学的理解，进而探讨对社会科学进行界定的方式。本章以简要地考察社会科学中"学科"和"专业"两词的意义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如何变化作为结束。

近代早期的"人的科学"

虽然在19世纪前还没有任何社会科学学科存在，但却存在着关于政治、财富、见识、遥远民族等的思想和实践的公认的欧洲传统。既然我们在这里既对学术知识感兴趣，也对实践的、政治的生活感兴趣，那么，我们谈一下它们的各种类型或各种论说，并了解到不论在词语上还是在行为上都存在争论，也许是最恰当的办法。与我们诸社会科学相对应的那些类型(与这些社会科学)是不同的，近代早期关于人类获得知识的能力或理想政体的论著，与有关货币制度、政治算术，或远方民族的体征和习惯的著作大不相同。我们所说的"人类学"许多都是在游记和医书中看到的。直至启蒙运动后期医学著作家引发了关于大脑的争论之前，思维和理解主要是哲学的题目。政治著作既可以是法律和历史著作，也可以是哲学著作，但它们很少被分解为基本哲学，即使当它们涉及到明确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假设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