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法制史概论(代序)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经历了二百六十余年由盛到衰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期间，封建经济取得了超越前代的发展，典章制度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就。清朝所处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其法制历史的价值。

清朝的封建法制辗转传承，相当完备：表现在法律体系上，由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经济等各个部门立法组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表现在法律内容上，不仅涉猎广泛，而且更加符合社会的实际和民情；表现在司法制度上，程序严格，审级明确，会审和死刑复核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特别是为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需要，还在边陲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因族因俗制宜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法律，加强了国家统一的司法管辖和国家的稳定。因此，剖析清朝的法制史，有助于了解整个封建法制历史的一般规律性。

清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政权，从天命元年(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时起，就表现了满洲族对于法制建设所特有的见地，开始了由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过渡，并沿着"参汉酌金"的路线实现着汉满法文化的融合，在后金国制的基础上，出现了三院六部的新体制和"十恶"入律的新的法律内容。顺治元年(1644年)入关以后，扩展了"参汉酌金"的路线，完成了有清一代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创设。

中国悠久的法文化传统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理性思维和伟大的创造力，其中，也蕴藏着少数民族的贡献。中国历史上，多次建立了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还出现了元朝的集中统一的国家管理，但或因年代久远，或因统治的时间短暂，遗留下来的法制史料缺乏完整性。只有以满洲族为主体的清朝法制，从关外一隅发展到整个中国，史料详备，脉络清晰，是研究中国法制史和少数民族法制史的圭臬。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前夜，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已经把侵略的触角伸进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的疆域。当时除林则徐痛感睁眼看世界、了解外国情势的紧迫性之外，整个清朝朝野上下依旧沉浸在闭目塞听、因循旧章、歌舞升平的氛围之中。1840年及时次鸦片战争爆发，腐朽昏聩的清朝被英国侵略者打败。此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一次次发动侵华战争，一次次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如果说维持与外界的隔绝状态，是保存清朝固有的经济、政治、文化机构的必要条件，那么在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以炮火轰开闭关锁国的国门以后，不仅西方的商品如潮水般涌入这个广大的市场，西方的文化(包括法文化)也同其他商品一样，迅速涌入中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因循守旧的局面也随着封闭环境的破坏而遭到冲击。

面对西学东渐的新形势，一部分爱国士大夫与开明官僚，也在思考着庞然大物般的清朝为什么会如此不堪一击？西方国家战胜中国难道仅仅源于船坚炮利？在国家管理体制上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中国要雪耻图强在思想文化上应该如何准备？经过不断地、痛苦地反思，逐渐把思路集中到采西学以变革图存上。

在中国近代史上，救亡图存是一条主线。就内部而言，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国家体制上。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化，改良派与维新派逐渐懂得了西方国家的强盛之由不仅在船坚炮利、科学技术的先进，更重要的是在民主与法治学说指导下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法律制度的优胜。以儒家学说为基石的传统法律文化，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满足人民救亡图存的需要。因此，先进的中国人把希望寄托在采用西方的民主政治上。于是，西方的法学著作和各种法律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以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翻译的西方法学著作，不仅成为维新派变法维新的理论武器，也使他们意识到改革中国传统法制的走向。

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朝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被迫宣布变法革新，实行预备立宪。在这个背景下，变法修律、改革司法，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法制的近代化由此开始。中国法制的近代化，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富国强兵、救亡图存。在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程中，西方的民主法制思想起了先导的作用，而初步掌握了西方民主法制思想的中国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则起了鼓动进步的历史潮头的作用。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路径是外源式的，这在当时也是不二的选择。移植来的西方法律改变了中国固有的法律体系，但有的缺乏与本土国情密切结合，成为与社会生活无关的纸片。

法律的近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的过程，它只有阶段性而没有终结。晚清只是揭开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序幕而已。

清朝距今为时不远，它在法制建设上所提供的历史借鉴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而遗留下来的官书档案资料又浩如烟海，对其认真地加以整理总结，对于传承法律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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