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社会转型，制度变革，经济结构解体与重构，思想文化除旧布新等，都在这一时期交错上演，为此后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调。

在商业领域，国家政策由"重农抑商"转而"重商扶商"，而就社会地位而言，商人脱离"四民之末"，社会地位提升。无论是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还是商业组织的重建，虽不乏疾风骤雨，但也不无理性自觉。以商会为例，其创设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色彩--"振商护商"，与外商争利，但其基础仍是行帮会馆。虽有国家法规明确了商会权责职能，规范了商会行为，但商事习惯仍主导着其思想和实践。这种中西交融、新旧纠葛在一起的景况，不仅维持了商业秩序，也稳定了商业经济的发展，更赋予了清末民初商事法律制度的"中国特色"。张松的《从公议到公断：清末民初的商事公断制度研究》一书以商会商事公断制度为中心，深刻细致地描述了其渊源流变、制度建构与运行，凸显了"中国"特点和时代特色。

本书系统考察了中国传统的商事解纷形式"公议"与近代欧洲商事解纷形式"商事裁判"的历史发展与功能异同，认为清末民初商事公断机构具有亦官亦民、亦新亦旧、亦中亦西的特点。作者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考察商事公断制度的建构，分析商事公断制度的演进，比较各地商事公断制度的异同之处，认为清末民初的商事公断制度呈现出既统一又分立的发展趋势，国家和地方在制度建构过程中有目标差异，制度与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作者提出，商事公断制度在清末民初的商业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原因有经济成本的考量、心理上的亲近、结案效率高等。作者结合商会的复杂性构成、近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及大转型的社会形势，分析了商事公断制度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并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博弈，最终造就一个既有调解特点，又有仲裁形式，同时兼具司法审判风格的商事公断制度，成为一个存在于三者之外的"第四制度"，"准司法"特征鲜明。上述结论观点是作者在史实考察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虽然是一己之见，仍有需要深化和完善之处，但相较于既往研究，其创新性颇为明显，在学术上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商业发展与纠纷解决，既涉及制度建构，也涉及主流价值观调整。在清末民初制度变革、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冲突尤甚。期望作者在本主题的后续研究中，能够从民众心理状态、社会价值导向角度做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