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对了什么？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很合适的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冒着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当时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务。

靠前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然是盗版的：开本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在《中国的前途》的靠前48页，张五常这样介绍："科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少有，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篇大作，用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那时我自己对市场交易没有多少感受，因此对"交易费用"不甚了了，特别是对把交易费用假设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难。但是，对于"产权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却立刻觉得它有非凡的解释力。

为什么独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容我交代一点背景。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我没有机会上高中，不过是1966年的一个初中毕业生，经历了3年停课，""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等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苏联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10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时代的靠前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1978年10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旋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接静的书桌。我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各国、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有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很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靠前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了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很好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把我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个人很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非党人士，也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领导中国改革伟大活剧的靠前幕。

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不错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后来我结识了当年主政那个地方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1959―1961年，包产到户出现在""很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产队，农民把能够有效抵抗饥荒的责任田称为"救命田"。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是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伟大戏剧的靠前幕？

答案要从包产到户本身寻找。"包产到户"的学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保障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显然，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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