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陪耀邦书记进藏侧记

陪同耀邦书记进藏，还得从我跟耀邦书记之子德平的交厚说起。

我和德平是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时认识的。那时候，历史博物馆的展览中常有一些关于西藏历史、汉藏关系等等的人物、图像的展品，希望有人提供一些文字翻译和诠释上的帮助。德平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也很关心这一类的事情，这样一来二去，谈的多了，我们就熟悉了。德平那时候也经常骑个自行车到我家来，毫无高干子弟的架子。

我也去过德平家，东城富强胡同6号。认识耀邦书记，就是德平介绍的。当时感觉耀邦书记很平易近人，作为，家里生活也很简朴。他招待我在家里吃饭，才发现他们家和别人不一样。家里有一个湖北来的老太太管厨房，谁的客人来了，谁交客人的伙食费给老太太。吃的也很简单，四个菜，两荤两素，没什么浪费。我是德平的客人，当然记在他的账上。

耀邦书记对我很客气，他称呼我“王老师”，很尊重知识分子。

后来，1980年5月，耀邦书记进藏的时候，经德平推荐，说我对西藏比较了解，陪同总书记进藏，总可以做一些翻译、咨询吧。就这样，就陪着总书记去西藏了。

一

这次去西藏，是1980年5月，是耀邦当总书记之后的及时个任务。他很高兴，终于可以以总书记的身份带领中央工作组到西藏去发挥一些作用了。

咱们在西藏的基础本来就很薄弱，1951年和平解放后，历届领导在中央直接关怀下逐步建立起来的工作基础，在“”中却遭到严重的破坏。当时，由于“”的冲击，形成两个大派，西藏的民族关系、军队与地方的关系、民族工作、财政工作等等，矛盾很集中，千头万绪，形势很紧张。中央专门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了文件。

耀邦书记带团去西藏宣传这个文件、落实这个文件。陪同耀邦书记同去的还有万里副总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振清，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等。短短十天中，我觉得耀邦书记是一个很有平民精神的人，很亲切、随和，很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架子。

他与同志的关系极好，也很尊重同志。比如，医生劝他少抽烟，24小时只能抽五支。随行的李参谋管着他的烟，他找参谋要烟：“再来一支烟。”“三支了。”“没有，刚两支嘛，不要赖嘛。”书记带着浓厚的湖南口音，跟李参谋讨价还价。哪有一点儿领导人对下级同志的派头？！天真、顽皮！

我们是坐飞机从成都进藏的。还在北京西郊机场，他就给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打电话：“老谭，我们马上就要到成都了，不要小车接我们了，来一个面包车，大家在一起，车上开会、说话都方便。”果然到了成都，所有人就坐上一辆面包车进城的。

当时住在成都金牛宾馆，这里本来是专门用来招待中央首长的，耀邦同志看了看，说：“这么多房子招待中央首长，中央哪里有这么多人来？！对社会开放嘛，赚钱。”后来果然就开放了。

二

耀邦书记到达拉萨机场的那天，西藏党政军各级领导和领袖人物，欢迎的人很多。进城时，坐在一辆密封的丰田车里，非常闷热，出了一身汗。到了小礼堂，接着就开会，听取西藏的汇报工作。虽然是5月天气，拉萨的室内还是很凉。这样，一热一凉，耀邦书记当天就感冒了，后来持续高烧到398度。在西藏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在那里患了感冒很麻烦，不容易好！

在病床上，耀邦同志把被子围在身上，听任荣同志汇报工作。当时，任荣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及时书记兼西藏军区政委，他在西藏主持工作很长时间，中央决定把他调回内地，让阴法唐同志去接替他工作。耀邦书记对老同志温言劝慰：“你是老红军，工作这么多年，党不会忘记你的。长期在高原边疆，辛苦了，身体不太好，回去检查检查身体，学习学习文件精神，休息一下，调整一下。你在这里，阴法唐不好做工作。”

好几天高烧不退。随行人员向中央做了汇报，主席提出是不是让耀邦书记撤回来。小平同志说，要尊重他本人的意见。医生转达小平的话，耀邦书记说：“马克思的请帖还没到呢。”医生决定，如果当晚再不退烧，就马上回京。结果，当天夜里11点，烧终于退了。

感冒刚好，耀邦同志就组织了自治区各级干部参加的四千五百多人的大会，会上，他做了“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的报告。耀邦书记长期做青年宣传工作，很有经验，是个鼓动家。他说话激动起来的时候，肢体动作很多，手舞足蹈，而且语言有力量。他是脱稿讲的，这个讲话非常及时，他讲话之后，西藏整个形势都缓和了下来。西藏的老百姓非常喜欢他。到现在人们提起他，还常常竖起大拇指说：“Hu,Hu,Hu。”

三

耀邦书记有两个让我很感动的事情，一个是他对西藏的教育事业的关怀。当时，他让我请来曾任自治区教育厅厅长的多吉才旦，出版局副局长彭措扎西和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洛桑慈诚三位藏族的知识分子，跟他们谈组建西藏大学，加快、加速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这任务落在彭措扎西身上，经过酝酿筹备，1985年西藏大学正式成立了。

这三位都是很早开始参加革命的、藏族的进步人物。洛桑慈诚是甘孜州巴塘人，耀邦书记谈到当年他是红军，长征时经过那里，没有吃的，跟老百姓借粮食，说：“那时给你们添麻烦喽。”耀邦书记与他们约见、谈话、交流。这三个人后来都走上了非常重要的领导岗位，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做得非常出色，多吉才旦后来又担任了拉萨市委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后调到内地担任藏研中心总干事。他们都非常忠于党的事业，也非常感谢耀邦书记对民族干部的信任和提拔。

还有一件事，有24小时他对我说：“王老师，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找一位老朋友？他叫恰巴……”原来，耀邦同志50年代初担任团中央书记时带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莫斯科、布加勒斯特，恰巴是团里的藏族代表。此时，恰巴已经是人民银行西藏分行的副行长，听说总书记找他，恰巴兴奋地说：“真想不到，总书记还记得我！”恰巴在动荡时期，经受了各种考验，一直站在共产党这边。

四

耀邦同志知道在西藏要尊重少数民族，不能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在少数民族的聚集区，实行民族自治。解放初期，根据西藏需要，选派了很多汉族干部，进藏工作。但到1980年，民族干部培养成长起来了，援藏干部的使命就大致完成了，耀邦同志认为应该把民族干部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让他们负主要责任，有职有权。这些精神是很了不起的。

当然，他也特别强调，汉族干部在西藏工作多年，是有成绩的，党是不会忘记的。当时，长期援藏的汉族干部，也有很多具体问题：长期两地分居，子女教育，个人身体长期在高原上消耗很多等等。耀邦说，工作能离开的，要尽可能让汉族干部回去，安排好他们在内地的工作、治病，解决两地分居和子女教育问题。

耀邦书记胸怀宽广，眼界远大，对藏族同胞非常尊重，这是做好民族工作最需要的。他具有非常强的民本思想。他去大昭寺参观的时候，当地人拜佛很虔诚，很多藏民磕长头，随行的人员为了清出道路让总书记走，想让朝拜的群众闪开。他马上说：“不要这样嘛，他们拜佛，我参观，互不干扰，千万不要打扰大家。”

对发展西藏的经济，耀邦同志也提出了一些措施：逐步准备条件开放旅游。他认为对于西藏来说旅游是很有希望的一个产业。事实也证明了耀邦书记的话。

现在有的人，对耀邦同志不公平，说他的西藏工作做错了。时代往前走，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有些决策多少年后再看，才发现那是对的。功过自在人心，历史是有耐心的。刘禹锡的诗：“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西塞山怀古》)，令人感慨。

五

从西藏落实座谈会精神回到北京后，耀邦书记又让我去给班禅和阿沛夫人传达了会议精神。

在北京友谊医院，听我传达完在西藏耀邦书记如何落实文件精神之后，躺在病床上的班禅很高兴，(用藏语)讲：“中央现在这么好的政策，对我们藏族这么关怀，就是拿着棍子赶，我们西藏人也不会走的。”当时，中央统战部的薛局长让张蒙娜同志立即把班禅大师的反映，向中央汇报。同24小时，在西藏驻京办事处里向阿沛夫人传达，反映也很好。

之后，耀邦又让我去其他几个藏族省区去传达。我就以一个普通教师的身份，主要谈谈个人的体会，讲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拨乱反正，大家要往前看，如何建设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大家听了之后反响很好。

二十多年过去了，耀邦同志去世也已经十八年了，但是他的感人的形象一直在心头萦绕。西藏与全国形势一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经常怀念这位伟大而又朴实无华的领袖人物，使人不由想到诗人黄遵宪的诗：“寸寸河山寸寸金，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