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公学校教育充满军国主义色彩。它不但在教学方式上采取着眼于整齐和严肃的机械注入法，在训导上采用严厉体罚的消极手段；而且通过学唱日本歌和培养儿童勇敢、好胜和斗狠、蛮干的体育教学等课程，灌输台湾学童的皇民意识。在表面上，殖民地台湾的国民教育似乎比以前有所进步了；可实质上，它却存在民族歧视下的差别待遇。在台日儿童不能共学的差别教育下，日本学童进的是修业年限八年的小学校，不论是课本程度、师资和学校设备都远远超过公学校。因此，小学校毕业生的升学率也大大胜过公学校毕业生。锺里义：公学校毕业后，和鸣经校方推荐，不必经过考试即可保送长治公学校高等科。但日本人之所以设立二年制的高等科，其实暗含着"歧视教育"的用意。首先，它想利用"高等"的美名来笼络台湾人民，使其不求上进：其次，高等科是简易的职业教育，与上级学校缺少联络，对于有志升学的台湾人子弟设定了极大的限制。因此，和鸣拒绝保送，相偕与童年好友——邱连球、锺九河及同年的异母兄弟理和，一起参加高雄中学的入学考试；结果，其他三个人都金榜题名，只有理和兄因体检不通过而落第。这事很刺伤理和，但也因此使他日后成为一个作家。汪知亭：日本帝国在殖民地台湾的男子中学教育始于1897年4月设立的国语学校语学部国语(日语)科，修业年限三年，后来改为四年；还是比日本人进的五年制寻常中学科，少了一年。到了1915年，在本省中部士绅联名请求下，才正式成立为台湾青年单独设置的台中公立学校(台中一中)。但是，它无论在修业年限、入学资格及学习内容上，仍然与日本人所进的中学校有极大的差别待遇。1919年公布的台湾教育令，针对台湾人的中学教育作了三种改变。首先，为了与日本人的中学校有所区别，台湾人的男子中学校改称"高等普通学校"。其次，入学资格从"限十三岁以上，修满公学校第四年或同等学力者"，提高到"六年公学校卒业或同等学力者"。，允许台湾人的男子中学校"得设一年制的师范科，以培养公学校的师资"。然而，不变的是修业年限(四年)，及教学课程上对日语和实业科目的着重。1922年公布的新台湾教育令，规定了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内(日)台共学"制。从此以后，在殖民地台湾，表面上，日台学生之间在教育政策上的差别待遇，大致上已经撤除。但是，因为日台人新生录取名额的差异，入学考试考题取自日人小学使用的教科书，以及主持所谓"录取会议"日语口试的校长和教员大多数是日本人等原因，台湾学生能够进入中等以上学校的机会，还是远远不及日本学生。据台湾总督府1929年统计书及学年年报一览记载：那一年，台湾一共有10所中学校，其中，教员人数共计223人，台湾人却只有4名；学生共计4597人，台湾人也只有1875人。萧道应：我是屏东佳冬人。1916年出生。1922年4月，刚满六岁便进入佳冬公学校就读；然后循序由公学校、公学校高等科，而于1929年考进高雄州立及时中学校。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人的教育，无非是为了改变我们的心智，使得我们能够更为有效地受它统治。我跟锺浩东，基本上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通过麻醉教育，刻意要培养成为"皇民意识发扬"的一代人之一。我出身抗日世家，民族意识强烈。就读公学校期间，虽然痛恨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皇民教育；可年幼的我却也只能在内心咒骂来维持精神的独立。到了中学时代，我就开始自觉地抵抗日本的同化教育了。那时候，殖民当局非常注意中学校学生的生活管理与同化工作。但是，我却故意违反学校规定，在人学一个月后，仍然一直穿着传统的台湾衣服上学。因为这样的表现，我当然受到了校方严厉的处罚；但是，也因为这样的抵抗姿态，我结识了同样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客籍同学锺和鸣(浩东)，日后并同赴大陆，投入祖国的抗日战争。锺理和：真正启发我对中国发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我二哥(和鸣)。我这位二哥，少时即有一种可说是与生俱来的强烈倾向——倾慕祖国大陆。在高雄中学时，曾为"思想不稳"——反抗日本老师，及阅读"不良书籍"——《三民主义》，而受到两次记过处分，并累及父亲被召至学校接受警告。锺里义：在雄中时，和鸣依旧喜欢和日籍老师辩论，那些日本人常常被他质问得无力回答。那时候，和鸣已经在偷偷阅读《三民主义》了。有一回，和鸣在课堂上偷阅大陆作家的作品，被老师当场抓到而遭到辱骂；但和鸣不甘示弱地替自己辩护道："做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读中文书。" 日籍老师恼羞成怒，举鞭抽打和鸣，大骂道："无礼！清国奴！" P10-12 当时的公学校教育充满军国主义色彩。它不但在教学方式上采取着眼于整齐和严肃的机械注入法，在训导上采用严厉体罚的消极手段；而且通过学唱日本歌和培养儿童勇敢、好胜和斗狠、蛮干的体育教学等课程，灌输台湾学童的皇民意识。 在表面上，殖民地台湾的国民教育似乎比以前有所进步了；可实质上，它却存在民族歧视下的差别待遇。在台日儿童不能共学的差别教育下，日本学童进的是修业年限八年的小学校，不论是课本程度、师资和学校设备都远远超过公学校。因此，小学校毕业生的升学率也大大胜过公学校毕业生。 锺里义：公学校毕业后，和鸣经校方推荐，不必经过考试即可保送长治公学校高等科。但日本人之所以设立二年制的高等科，其实暗含着"歧视教育"的用意。首先，它想利用"高等"的美名来笼络台湾人民，使其不求上进：其次，高等科是简易的职业教育，与上级学校缺少联络，对于有志升学的台湾人子弟设定了极大的限制。因此，和鸣拒绝保送，相偕与童年好友——邱连球、锺九河及同年的异母兄弟理和，一起参加高雄中学的入学考试；结果，其他三个人都金榜题名，只有理和兄因体检不通过而落第。这事很刺伤理和，但也因此使他日后成为一个作家。 汪知亭：日本帝国在殖民地台湾的男子中学教育始于1897年4月设立的国语学校语学部国语(日语)科，修业年限三年，后来改为四年；还是比日本人进的五年制寻常中学科，少了一年。 到了1915年，在本省中部士绅联名请求下，才正式成立为台湾青年单独设置的台中公立学校(台中一中)。但是，它无论在修业年限、入学资格及学习内容上，仍然与日本人所进的中学校有极大的差别待遇。 1919年公布的台湾教育令，针对台湾人的中学教育作了三种改变。首先，为了与日本人的中学校有所区别，台湾人的男子中学校改称"高等普通学校"。其次，入学资格从"限十三岁以上，修满公学校第四年或同等学力者"，提高到"六年公学校卒业或同等学力者"。，允许台湾人的男子中学校"得设一年制的师范科，以培养公学校的师资"。然而，不变的是修业年限(四年)，及教学课程上对日语和实业科目的着重。 1922年公布的新台湾教育令，规定了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内(日)台共学"制。 从此以后，在殖民地台湾，表面上，日台学生之间在教育政策上的差别待遇，大致上已经撤除。但是，因为日台人新生录取名额的差异，入学考试考题取自日人小学使用的教科书，以及主持所谓"录取会议"日语口试的校长和教员大多数是日本人等原因，台湾学生能够进入中等以上学校的机会，还是远远不及日本学生。 据台湾总督府1929年统计书及学年年报一览记载：那一年，台湾一共有10所中学校，其中，教员人数共计223人，台湾人却只有4名；学生共计 4597人，台湾人也只有1875人。 萧道应：我是屏东佳冬人。1916年出生。1922年4月，刚满六岁便进入佳冬公学校就读；然后循序由公学校、公学校高等科，而于1929年考进高雄州立及时中学校。 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人的教育，无非是为了改变我们的心智，使得我们能够更为有效地受它统治。我跟锺浩东，基本上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通过麻醉教育，刻意要培养成为"皇民意识发扬"的一代人之一。 我出身抗日世家，民族意识强烈。就读公学校期间，虽然痛恨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皇民教育；可年幼的我却也只能在内心咒骂来维持精神的独立。 到了中学时代，我就开始自觉地抵抗日本的同化教育了。那时候，殖民当局非常注意中学校学生的生活管理与同化工作。但是，我却故意违反学校规定，在人学一个月后，仍然一直穿着传统的台湾衣服上学。 因为这样的表现，我当然受到了校方严厉的处罚；但是，也因为这样的抵抗姿态，我结识了同样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客籍同学锺和鸣(浩东)，日后并同赴大陆，投入祖国的抗日战争。 锺理和：真正启发我对中国发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我二哥(和鸣)。 我这位二哥，少时即有一种可说是与生俱来的强烈倾向——倾慕祖国大陆。在高雄中学时，曾为"思想不稳"——反抗日本老师，及阅读"不良书籍"——《三民主义》，而受到两次记过处分，并累及父亲被召至学校接受警告。 锺里义：在雄中时，和鸣依旧喜欢和日籍老师辩论，那些日本人常常被他质问得无力回答。那时候，和鸣已经在偷偷阅读《三民主义》了。有一回，和鸣在课堂上偷阅大陆作家的作品，被老师当场抓到而遭到辱骂；但和鸣不甘示弱地替自己辩护道： "做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读中文书。" 日籍老师恼羞成怒，举鞭抽打和鸣，大骂道："无礼！清国奴！" P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