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晋西黄土高原的山西石楼县,与《人生》《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的家乡——陕西省清涧县,中间仅隔一条黄河。以《人生》《平凡的世界》为起点,再回头审视这30多年来的中国农村,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昔日的高加林、孙少安们,有着怎样的欣喜与痛感?为时代大潮所裹胁的乡村,又将去往何处?
作者将自己置身于厚重的土地,用脚步丈量乡村,用眼睛观察现实,用心灵感受农民。水土严重流失的沟壑,暖意犹在的窑洞,陷入困境的红枣产业,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逃婚的农村女青年,试图改变贫苦命运的女羊倌,渴盼电商脱贫致富的作坊主,困顿无望的留守儿童,村支书也娶不上媳妇的光棍村,借高利贷纳彩礼的农民,流于形式的易地扶贫搬迁…… 尽管生存于那样一方闭塞的天地、那样一种恶劣的环境,黄土地上的人们从未丢弃坚强、执着、淳朴、宽厚和善良。黄土高原上的痛和悲,总是带着温暖与坚韧,沉重却不乏希望。本书共八章,作者以包容、客观的立场和眼光,发现和呈现一个“远未实现现代化却漫溢着现代性”的转型期乡村社会生态,解开被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有意或无意忽略了的真实境况。
一、一个独特、复杂、闭塞而充满魅力的黄土高原小县,一个个性情迥异的小人物,从乡土社会走来,在城市化浪潮下,在未知却注定艰难的命运中寻找出路,努力活出人的尊严。无论我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都无法想象出本书所呈现的那样一个现实底层。
二、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巨大的,为什么在边远的贫困地区农村,生活还这般艰难?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并不缺少现成的答案,但这些与本书作者的所见所闻却相去甚远。读完这部作品,你或许会发现,我们在书斋里所谈论的底层,很可能只是一个文本化的底层。面对这片土地上的沉重、苦难、困顿和无奈,所有乌托邦式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所有带着光环的东西都无法藏匿。改变贫困地区面貌,我们需要多一份真情,多一份责任与担当。
三、农村成为不少知识人关注社会的重要视域。这部纪实作品,较之于媒体报道更有看头:较大的篇幅,给了有纵深阅读需求的知识群体以更大的满足;大量细节的呈现,则带给读者更显细腻而愉悦的阅读体验——尽管作者所呈现的,未必令人欢欣鼓舞。
肖亚洲,生于1995年8月,湖北荆门市人。2013年考入清华大学,现为该校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曾出版专栏文集《权力的边界》《人文的温度》《公意的砝码》。
序言 序 言
及时章 高原印象
及时节 黄土
第二节 黄河
第三节 窑洞
第四节 吃水
第二章 枣殇
及时节 枣病
第二节 枣贱
第三节 制枣
第三章 代际
及时节 韩增张
第二节 张狗蛋
第三节 王丑儿
第四章 生计
及时节 王保
第二节 曹海利
第三节 冯红刚
第五章 公共政策
及时节 一村一井
第二节 退耕还林
第三节 易地搬迁
第六章 救救孩子
及时节 郑校长
第二节 复建村小
第三节 并校
第四节 金锁
第七章 乡村婚姻
及时节 转转
第二节 枣花
第三节 “劫婚”
第四节 光棍村
第八章 村治
及时节 告状
第二节 贤人治村
第三节 及时书记
后 记
1、黄土
从省会太原坐大巴到石楼县城,翻山越岭,需要走200多公里。车过汾阳市,平川地渐渐变得狭小起来,公路两边一会就都是山了。
进入石楼县境,车窗外看不到平坦的土地。这里是晋西黄土高原了,峁连着梁,梁连着沟,看不见成片的稼禾,也看不到农人。一切与生命有关的绿色都被黄土切割得一块一块,形不成规模。黄土峁、黄土沟、黄土梁,黄土塬,目力所及,皆是浑黄苍凉。黄土高原久经风雨冲刷剥蚀,沟沟坎坎,刀刻斧劈般深刻凝重。
沟壑,是这里最寻常的存在,一条连着一条,一片连着一片,重重叠叠,没有尽头,覆盖了整个晋西。它们以一种伤痕的姿势,伫立于黄土之上,主宰着高原。崖畔的阳坡上站立着枝干盘曲嶙峋,呈现出一种说不清形象的酸枣树,似乎无人在意它们年复一年,啥时候泛绿、开花,啥时候结果、枯萎的。路边的草长得一棵一棵,稀稀矮矮。
贫瘠的土地自知不会有大的收成,但终究没有荒芜下去,以浅嫩的绿色,昭示着生的希望。庄稼漫铺在山坡上,星星点点。近一点的地块,谷稞和玉米看上去了无生气,努力地举着叶子。梯田以外的庄稼地是一点点抠出来的,大者似球场,小者如炕席。这里的人们几乎舍得不放过任何一点能种植的地方,只要下得去脚,能站得稳,就要在春天撒下几粒种子,等待瘦弱的几棵能够有所回报。
这使我不得不思考黄土高原与中南地区家乡平原的区别。平原是舒展、洒脱、肥沃、丰腴的,夏天收麦子,冬天割水稻,四季有鱼虾,真正绝收的年景是不多见的。多样化的生态,使其有着应对生存困境的天然缓冲。相比平原获得生存的便易性,黄土高原是凝重、贫瘠、内敛的,黄土的颜色似乎永远多于绿色,透着一种生存的渴望。它苦难的底色,让人无来由地生出与宿命有关的联想。
还好,一路上大巴车小心地避让着横冲直撞的拉煤大货车,虽然速度受限,但没出现长时间的交通堵塞。在被颠簸得七荤八素之后,大巴车终于驶进一个相对宽阔的山沟,进入石楼县城。从太原到石楼,全程花费近四个小时。
2、黄河
一河之隔,抬眼望过去就是清涧县玉家河镇舍峪里村。这一段河面看起来不是很宽,实际上有400多米,因为没有参照物,视觉上容易产生错觉。如果将视野再扩大一些,从石楼县和合乡杨家沟村过黄河,对岸即是陕西延安市延川县。作家路遥九岁时过继到其大伯家,就在那个县。
折返回石清黄河公路大桥,行驶五六分钟,即到清涧县界。司机说,陕北黄土高原的这一带都是好地方,清涧的石板,安定的炭,绥德的婆姨(媳妇),米脂的汉(丈夫),耳熟能详。自此往西行进50公里,即是路遥故居和路遥纪念馆。
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执意要去黄河滩上看看。
我们去了黄河边上的一户人家。女主人王三女,15年前从清涧县嫁到石楼县前山乡马家畔村。“高山出俊样”,女主人是村里有名的俊婆姨,用当地话说,“端格婷婷身材黑格幽幽发,红格头绳辫梢梢上扎”。见我们走近她家门口,她赶忙招呼说“回来盛一盛”。“回来”即“请进来”,“盛一盛”即“坐一坐”,热情洋溢的面庞透着朴实与厚道。窑洞虽简陋,但整洁利落。她和丈夫在太原打工,两个孩子在县城上学,婆婆租房陪读。因为地里有了旱情,她特意回家看看,顺便给孩子带回几件新衣服。
问及石楼这边的方言、饮食、习俗等跟清涧有何异同,王三女说“都差不多”。比如,两边都称妻子为“婆姨” ,称年青人为“后生” ,称女孩子为“女子”,称爱说笑热闹的人为“红火人”,称正午时分为“亮红晌午” 。还有,两边都叫小孩为“猴孩”、“碎脑娃娃”,叫媳妇为“媳(xiu)子”,叫姑表兄弟为“姑舅”;不能叫“不敢”,什么时候叫“多乎”,土块叫“土疙瘩”,窑顶叫“垴畔”,牲口叫“牲灵”,债务叫“饥荒”。再如,都把参加红白事称为“赶事宴” ,把支持不住叫“立不定”,互相说话叫“拉话” ,闲聊叫“谝闲传”,日子过得不顺当叫“过得恓惶”。
与女主人攀谈,发现石楼、清涧两地的人,都喜欢给原来的单音节词加一些并无实际意义的字,使其成为双音节词,如格枝,格台,格生,圪峁,圪梁,圪洞,还有绿格因因,干格巴巴,慢格腾腾等。两地方言中都有许多丰富的摹拟词,如笑格盈盈、苗格条条、俊格丹丹、直格挺挺、湿格淋淋等。还有一些事物的专有名词,比如“黑口口”,“崖洼洼”,“小口口”,“俊蛋蛋”,“土窝窝”等。
王三女也有一副好嗓子,在我们的鼓动下,她有些羞赧地哼了两句信天游:“你在你的那个圪梁梁上哥哥我在那沟,看中了的那个哥哥妹子你就招一招哟手”。唱完,自己先笑了。她说,因为紧挨着山西,清涧人平时爱听爱唱晋剧,却不唱秦腔。她说清涧一带的民歌中,有一种叫道情的唱法,大人娃娃都会。传唱甚广的是那首《翻身道情》:“太阳一出来哎咳咳海呀,嗨呀、嗨呀、嗨呀,嗨、嗨、嗨——满山——红哎哎嗨哎嗨嗨哟——”
3、窑洞
常常是羊肠小径,蜿蜒数里,沿路行至圆拱、圆窗的窑洞门口,昏暗的窑洞向里进去,顺着灶台、粮囤、水缸和面缸,走几步即是睡觉的床炕。一孔窑洞大致二十多平方米,多数人家为三孔,家庭人口较多、家底较为厚实的,有四五孔,甚至有两层的。。
坐落在山腰间的窑洞,邻居间隔着树枝夹成的篱笆,可以听见赶牲灵(牲口)的吆喝声,但到对方的家里串门,需从自家门前曲曲弯弯的小路下到山脚,穿过一道沟,翻过一面坡,再沿着羊肠小道慢慢往上盘,方能到达邻家。站在这山,能望见和听见对面圪梁梁上的人行影动、狗吠鸡鸣,就像陕北民歌里唱的,“见个面面容易拉话话难”。
72岁的穆开旺,须发皆白,背影佝偻,却还健朗。他身着蓝色旧中山装,下身穿着儿子穿过的旧牛仔裤。他带我们爬上该村较高的圪梁,村貌尽收眼底。这个村的民居,40%是石结口窑洞,40%是砖结口旧窑洞,20%是新砖窑。废弃的旧窑洞有二十几孔。
穆开旺说,在乡亲们眼里,自家修建窑洞是头等大事。遇到久不见面的故交,及时句话会问有几个孩子,下一句就是修了几孔窑,窑洞的重要性仅次于儿女。对于一个农民家庭而言,窑洞盖得怎么样,关乎子孙后代吉凶盛衰,也是娶媳妇的优势条件。儿子大了该婚娶,媒人一上门,女方父母及时句就问,几个弟兄,有几孔窑?女方一般还要到男方家中考察一番,叫“看地方”。窑洞大小、窑脸(窑洞建筑的正立面)好赖、材质优劣,一看便知男方家境。
对于农村人来说,炕是最主要的生活设施和活动区域,待客、吃饭、说闲话都在土炕上。晋西黄土高原的冬季奇冷,庄稼人不能下地干活,不能出门晒暖阳、谝闲传,只好守在炕上。谁家的炕热,婆姨们就会揣上针线活去谁家凑热乎,盘在炕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些关于婆婆、男人和孩子的话题,其间自然会有些怨怼、有些欣喜。
村民说,评价一个农村婆姨勤不勤快、爱不爱干净,主要看炕头。忽腥打扇(邋遢)的婆姨会把被褥跺得东歪西倒,摇摇欲坠,旁边还要堆上破衣烂衫和一些杂七杂八的物件,客人进门只能把半边屁股蹭在炕棱上。勤快婆姨会把炕拾掇得清爽顺当,连最难拾掇出个名堂的灶台,也要讲究一番,拿生猪皮擦上一遍,看上去水滑亮堂。
4、吃水
因为水源紧,天麻麻亮人就得起来,给驴捆上水鞍(形似马鞍),架上驮水桶,去3.7公里外的沟底驮水。一路上,人吆喝,牲灵(牲口)叫,驼铃响。半道上能听到坡楞上有人高声大嗓,谴葬(骂)牲灵不听使唤。家里要攒下水,跟攒钱一样难,刮风下雨也好,烈日寒冬也好,家家户户驮水的活是不能停下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驮水是个苦活儿,你就算跟牛一样壮,跟驴一样性子好,都不会喜欢这种天天重复的活计,再说牛还有农闲歇息的时候哩,驴也不天天拉车拉磨。我们这一带,一直以来就有个说法:看女婿实不实在,就看驮水快不快。各家各户婚丧嫁娶过事情(操办红白喜事),驮水的活儿就交给了女婿们。天麻麻亮就得出门,一趟一趟不停地驮,连酒席都顾不设(顾不上)吃。过事的几天,女婿驮水把脚板都跑大了,把腿都跑细了,还不能发牢骚。
村里人平时吃水难,还能凑合。一到年跟前,特别是腊月二十几,家家户户做年茶饭,碾米磨面,做豆腐、卤肥肉,杀猪宰羊,样样缺不了水,用水的问题就来了。平常天放亮才起身去驮水,那几天家家比着起早,抢着备水,鸡叫三遍就有人动身了。手脚不麻利的,去得晚点的,自个儿心里有数,带着个瓢,一瓢一瓢往桶里舀。再晚去的人就没得水舀了,急也白搭,干脆卸了驮桶,边吧嗒旱烟袋,边放驴,边等水。直到水淌下了,够两驮桶了,才装满回去。
1970年,那时还是大集体,生产队长梁风喜决心带领社员们在沟底打井找水,“不见水不歇脚,沟沟凹凹都要钻个洞”。当时没有像样的机械设备,村里的人们硬是一镢一镐地从地面挖下二十几米深,却碰到了石砬,硬得跟生铁一样。砸也好,撬也好,憋足了劲儿下去,只见个小白痕。只得锤子、铁钎轮番上阵,二三十口子硬劳力凿撬24小时,才凿下几升石碴。老梁拍着胸脯打包票说,再挖几尺下去保准有水。村里人有些发愁,但不愿半途而废。对水的渴望,让全村人“豁上老本”,大户小户倾囊而出。昼夜锤砸钎撬,一寸一寸挖下去,果然见水。村里人不再为水揪心了,男女老少欢喜得不得了。
5、枣病
这是一片生病的枣树。树的花瓣、雄蕊和雌蕊明显反常生长,成浅绿色小叶,叶间还抽生细矮小枝,形成稠密的枝蔓,一丛一丛的,貌似松树的针状。老呼说,这几棵枣树老,结出的枣个大皮薄,每年都结不少,招致猴孩们惦记。今年这片枣树也疯了,不结果子。
圪梁梁上,大片进入盛果期的枣树郁郁葱葱,却难觅枣粒。走几步就看见被农民连根刨掉的生病枣树。
西山村一组组长呼海生,一个健壮的高原汉子,曾在北京当过三年武警,臂肌和胸肌油光锃亮。他指着刚被齐根砍倒、叶子还是绿色的枣树说,他家去年刨了八亩枣树,今年又开始刨,昨天已砍倒十几棵。都是树龄上十年的盛果期枣树。这些树横七竖八堆放在地里,开始枯萎的叶子心有不甘地支挺着。
说起枣树得病,呼海生心有余悸。他家枣树2013年发现得病,八亩正丰产的枣林中,开始只有两三棵树发病,2014年蔓延开来,只得忍痛全部刨掉。
烈日下,呼海生悄悄抹了一把脸,不知是抹汗还是抹泪。他连声感叹“太可惜”。他说,县林业局专家诊断这些枣树得了枣疯病(俗称公枣树),这种病会传染,除了连根刨掉,无其他选择。
呼志海指着地里高高低低的树桩说,为防止传染,砍树时用过的锯子、镐把用水洗、用火烧。砍了再种,枣树还是不行,长出来的叶子是卷的,一蓬一蓬的,只得再砍。
火辣辣的阳光下,身材瘦小的村民霍双秀戴一顶草帽,正在枣树地里锄草,像一只被丢弃的虾在草丛里蠕动,洇湿的衣服贴在后背上。霍双秀直起腰,说她家35亩枣树,有16亩不行了。都是一棵一棵栽起来,跟拉扯孩子一样,嫁接抹芽、松土锄草、下复合肥、施草木灰,十来年了,好不容易盼到一棵树产枣一二十斤。她抹一把脸上的汗:“这几天就砍。”
呼志海带领我们行走在村后山峁上。“呼儿子,五亩,全砍了”;“呼延智,18亩,有一半不行了,后天就砍”。对于这场家家户户都没能躲得过去的灾难,呼志海似乎记着一本账。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远处山坡林地上依稀可见多块空地,像被“剃头”。他说,剃成“和尚头”的,都是得枣疯病的枣树林,面积有一两百亩。
对于砍树,也有村民犹豫不决。面对16亩得病的枣树,村民呼杨儿说,斧头、锯子都准备好了,下不了手,就像去砍自家孩子。一砍,十多年的辛苦都没了。
6、韩增张
送我们出门,临别时,韩增张抡了抡臂膀说:“我干点地里的体力活还撑得住。”
从韩家出来,行走在曹家峪村,不见炊烟,也不闻狗吠,一片沉寂。偶尔看到几只散养的鸡,在院墙边漫无目的地踱步,或在玉米垛下用脚爪子扒拉着觅食。一路所见的窑洞,多数大门紧锁,窗户用木条钉得严严实实,门口掩着杂乱的玉米秆。
韩增张们这些守在农村的老年人,或是黄土地上的农民。现在,这代人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这些一辈子的“受苦人”,经历过忍饥挨饿的苦难,现今吃上了“好面馍”,认为种地不交税、不冷不饿就是好光景,能吃能喝就是健康,就是福分。他们没有“满意”的衡量标准,只在意自己是否还“中用”,只在意家里的地会不会荒着,城里的儿孙们是否安好。他们把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操心下一代。面对儿辈孙辈们不在身边的孤独与寂寞,他们至少从表面看上去并不在意,就像太阳升起、月亮落下一样自然。
一个农村老人,在家中还能发挥些微作用的时候,别人一般还不会过于嫌弃,待他久卧病床失去劳动能力,就会特别在意是否要看别人的脸色。他们认为自己成了家庭的负担,并为之不安和检讨。子女们都成了家且都有了自己的儿女,子女们的家毕竟不是他们自己的家。既便儿子们都对他孝敬有加,但家中还有儿子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要每一个人都孝敬、侍候他们,就有点难了。倘若儿子们再做得不好,他们的晚年生活就只能充满辛酸和悲凉。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或是担心子女嫌弃,他们一般选择和老伴居住或独居。不论企盼和现实发生怎样的冲突,他们都能自我消解,自寻宽慰,最终满意。
7、张狗旦
正说着,狗旦的婆姨回家了。她留披肩发,着红色风衣,穿黑色打底裤,外面是黑色半腿裤子,脚上蹬一双高跟靴子,笑眯眯的。她手指上夹一支烟,看上去很时尚。她说,听说家里来客人了,去下面门市部买了两盒烟。狗旦对我们说:“你问问她,看她这几年打麻将输了多少钱。”婆姨没吱声,去烧茶。狗旦说,几年前的一个晚上,在外地打工的他接到婆姨电话,说她把孩子锁在家里,去麻将馆“推筒子”(一种赌博方法),一晚上输了两万多。狗旦跟队长请假赶回家,指着鼻子骂婆姨“瞎眉处眼”(眼力不好胡做事)。婆姨跪在他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保障以后再也不去赌了。
狗旦以三分的月息找人贷款,把她欠的赌资还了。婆姨仍然赌性不改,还是天天打麻将,2015年夏天到省城太原打牌,玩了一个多月。“以为她赢钱了,结果输了不少,在电话里嚎鼻子(哭诉)问我要钱。我问邻居借了1000元,叫闺女从生活费中拿出500元,把她欠人家的赌资还了。”
“你一个大男人,煤窑不能下,就不能找个别的活干?”狗旦的婆姨开口了,连珠炮似地数落,“天天坐在家里看电视,有时看一宿不睡觉,三天两头出去喝酒,今年有好几次快喝死了,抬回家还不是我给你喝葡萄糖。一年了,没挣下一分钱,每天叫我给你买一盒十块钱的云烟。两个孩子念字(上学)要花钱,亲戚朋友过事要上礼,我每天出去赢上一点养活全家人。这日子没法过了,快散摊子(离婚)了。”
狗旦低头抽烟,不做声。婆姨继续叨唠:“今年夏天,有一次在饭店喝完酒没钱给,几个朋友都走了,饭店老板不叫你走,给我打电话,还不是我去送的钱?那天你喝醉了,我叫一个牌友开车把你开车拉回来。刚才我接女儿电话,这月的生活费花完了,要汇钱。我去哪里寻钱?又没人欠我。”
这本书反映的虽然只是当下我国一个相当局部的地域——晋西吕梁山区石楼县的农村状况,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农村,看到了“三农”问题方方面面的复杂场景,看到了生活、劳作在这片贫瘠黄土地上的人们的挣扎、奋斗与艰辛。
——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施祖麟
这是一部厚实、大气、凝重的作品,以口述实录、现场调查等方式,用翔实的手数据和大量鲜活的事例,真实地描述了晋西黄土高原农民的生存现状,展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生态的重大嬗变,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农村实地考察报告。通过此书,我们看到乡村的过去与现在、乡村所经历的欣喜与痛感、乡村所承载的重负与希冀,并由此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农村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
本书记录了一个黄土高原县域的命运沉浮,以非虚构写作笔法,真实记录十几个个体的不同命运,镜像式呈现当下乡土社会,映射出一幅浓缩版乡村命运图,让我们看到了西部地区乡村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作者以饱含深情的文字,寻求城市化中国的情感共鸣,为方兴未艾的非虚构写作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范本。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