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有人被问道，为什么社会学家还在读韦伯而不是桑巴特？在桑巴特的时代，他在两个人之中可能更有名气，他的著作涉猎甚广。然而，桑巴特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泯灭无闻，而与韦伯的对话却持续至今。我认为，如果对桑巴特和韦伯的成就进行系统的比较，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桑巴特的被忘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的暧昧不明。你也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可能的智识发展的世界：桑巴特在其间作为具有关联性的学者而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如果客观一点看，你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韦伯是史诗理论大师，他超出了桑巴特所取得的成就。如果你将涂尔干与谢夫莱、沃尔姆斯、勒普莱或其他类似的著作已无人问津的学者相比较，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在我最初论述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等人的时候，他们在思想史之中的适当地位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持平而论，社会学的历史就包含了这样的内容。意义的阐释、意向性和文化创造的历史特征等问题不仅仅在社会学文本之中进行了讨论，而且在分析这些文本自身的重要意义之时也要回应这样的议题。如何解读这样的现象已引发诸多迥异的立场。当然，不同的立场相应地体现了与这个议题相关的更为宽广的理论分歧。

此处我不会讨论如此纷呈的观点。一个尤其热议的视角是昆廷斯金纳等人提出的。这个所谓的"历史主义者"既批评思想史的辉格版本，又批评在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影响下而采取的更为相对主义的立场。他们认为，思想史的写作应该基于对脉络的敏感性。例如，我们今天对"经典"的应用可能与最初在特定脉络下形成这一套观点的冲动差异甚大。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思想史，就需要把握"脉络"。这并非仅仅意味着要将观点或文本置于更为广阔的思想生产的框架之中。历史主义者说，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作者在写作之时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写作的文本的读者是谁，在他们的头脑之中试图回应什么样的问题或议题。作品需要根植于言辞之外行为的网络之中进行理解——这样的行为通常是实践性的或构成性的，也是纯粹智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