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町贯多一睁眼，就到走廊尽头的那个常年臭气熏天的公共便所前站定，24小时就这样开始了。

他握着那根因晨勃而变得硬邦邦的“棍子”，找到合适的角度，挺着腰，放出大量的尿液。之后本可以直接就着旁边的水池好好地洗一把脸，可他却从水池边径直经过，回到自己的房间，面朝下扑倒在毛毯上，不动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坐起来，点起一根hi-lite ，呼出一团团烟雾，照例开始了每天的心理斗争：所以，今天是去上班呢，还是不去呢？

这个贯多，在十几天前已经过了十九岁的生日，可他还是靠在码头做临时装卸工过活，一点儿变化也没有。自从中学毕业以来，他一直都领着那五千五百元的日薪，日子过得不堪入目，没有丝毫进步。

说实话，贯多自己也不是因为喜欢才变成这样的。他本有着跟常人一样的虚荣心，也想像同龄人那样，当个普通的大学生，有着理应具备的学问和教养。

可别说大学了，他连高中都没上。

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超凡脱俗的想法或是其他升学途径，混到今天这步，全拜他天生的不良品行和26个字母都记不住的“”成绩所赐。

像他这种成绩连平均分的一半都不到的学生，只有半工半读的学校愿意接收他。可别看他成绩不高，自尊心却是高得很，去上那种学校会让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他不肯去上学还有一个原因：他爸爸是个强奸犯。虽然他们在户籍上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但这段血缘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他看来，无论自己怎么努力，就算咬着牙把人生目标设得和别人一样高，一旦被人知道自己是强奸犯的“杂种”，所有的门都会“嘭”地在他面前关上。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必要埋着头、吭哧吭哧上四年夜校呢？想到这里，他便彻底破罐破摔，升学指导课什么的也都不去上了。

在班主任老师那边，可能生平最恨的就是他这种学生，所以也就用对待神一样的态度丝毫不去碰他，既然他成功地挺到了毕业典礼，那么他在校门之外的未来就不关老师的事儿了。

毕业后，贯多先从母亲克子那里几乎是抢来了十万元，用这些钱在莺谷租了一间五平方米的小屋，暂时把那儿当作根据地安顿了下来，接着就出去找工作。

进入社会的贯多及时次知道：以十五岁的年纪，如果没有学校的说明或推荐，别说施工见习了，就连送报纸也是做不了的。

贯多以根据地为圆心，走到步行能力所及的上野、AME横、中央大街等一些繁华的商业街，沿途一家一家地考察那里的店铺，看是否有可以应聘的店。当他终于看到一家招聘兼职的店铺，欣喜地冲进去后才知道，他们只招十八岁以上的员工。

后来又有一家咖喱店同意让他到后面的办公室面谈，结果发现他连简历都没准备，店家苦笑着把他推出去了。

贯多在中学的时候，经常拿着从母亲那儿偷来的钱，像独行侠一样游荡在深夜的伊势佐木町。就算有这种经历的他，也只有在独自生活后才明白：过日子连一张卫生纸也是要花钱的。这个刚刚独立的新手，也许是计算上的失误，他没有想到，租房剩下的那六万元，一顿饭下来竟然所剩无几了。

这样的话，当初那种拿着简历漫无目的、信马由缰地找工作的悠长计划就无法执行了，贯多有了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人穷则思变，以前从未有过的想法不知什么时候就闪现了出来：贯多入手了一本售价数百元的招聘杂志，打开后，发现竟有一条不问年龄且工资一日一结的“码头装卸工”的招聘启事，大大地铺满了一个版面。

火速打电话过去后，电话那头的人干脆利落地录取了他。那人只在电话中询问了贯多的名字，然后说连简历都不必带，只要穿上不怕脏的衣服，带上手套和个人印章，第二天七点来公司集合就可以了。

招聘广告上明明说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从早八点半到下午五点，七点集合也早太多了。贯多惊讶了一下，但也顾不了那么多。第二天早上，他使出了小时候在少年棒球队晨练的毅力，六点就爬起来，顶着乱蓬蓬的脑袋跳上山手线列车就直奔公司。

到了公司，看到门口停着几辆小型班车，周围是一群看上去不怎么入眼的老爷们儿，有几十人聚集在那里。

贯多拨开层层人群，从那些面相不善者中胆战心惊地穿过，好容易挤到报到处，报上了自己的名字。负责报到的那个短小粗壮的男人低头看了一眼笔记本，指着一个差不多相似的名字跟贯多确认了以后说：

“你，去那个写着‘5’的车子。”

可能想起贯多是新人，他又补充了一句：

“干完活儿，当场给钱，盖章确认了就可以走。”

说完这话以后，贯多对于他仿佛就成了透明人。

贯多抱着一种随时夺路而逃的不安，忐忑地走进5号班车。车里已经坐了二十来人，没有空位了，贯多站在那儿迟疑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旁边的驾驶员说：

“到最里面去，把中间的座椅展开，坐好。”

像在下达命令一样。

等到车上又陆陆续续塞进五个人以后，车子才发动。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他们才抵达真正的工作地点：昭和岛的一座面对着羽田冲的冷冻物流仓。贯多这时才明白七点集合的原因。

一行人抵达之后马上就被要求换衣服干活儿。贯多体验的及时次体力劳动，就是把一块块重三十多公斤、不知道是鱿鱼还是章鱼的板状冷冻物转移到木质托板上而已。这是一种相当粗重、无聊、枯燥的工作。

到了傍晚，贯多终于拿到了他那份日薪，还被告知午饭的两百元已被从中扣除了。他拿着这五千五百块钱，也不知道以自己卖的力气，这些钱是刚刚好呢，还是太少了，但毕竟是及时次用自己的双手赚来的钱，即便是从小就爱不劳而获的他，内心也涌起一丝感慨。坐在回家的车上，享受着这种心情舒畅的疲劳感，他甚至开始心理膨胀起来，觉得养活自己也不是那么困难的事嘛！

现在看来，当时这种想法真是太糟糕了。

这种虽无约束却无止境的日聘工作的甜头，就是他在之后的生活中栽跟头的罪魁祸首。

从这天开始，贯多每隔一两天就出去工作一次。昭和岛、和平岛、芝浦、丰海、船桥、鹤见……每次被派往不同的地方，搬着差不多的东西，领着同样的五千五百块钱。当天赚到的钱，只留下去公司的车马费，剩下的转眼间就花得一干二净，然后不得不再去挣那些钱。就这样，贯多把自己逼入了一个死循环。

对于这个日聘工作特有的陷阱，贯多还来不及挣扎，就这样硬生生地掉了进去。

像他这种意志薄弱、目光短浅又容易随波逐流的人，是不能碰这样的工作的。贯多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他从那以后的三年来，一直没能逃离这种生活状态，至今仍是一个装卸工。有时，为了转换一下，他也会去印刷厂或图书发行公司干干，但是如果工资无法保障一周一结的话，贯多的生活是无法维持的，最终还是要回到他的码头。也就是说，他的这种生活模式连修正的机会都没有，真是无可救药。当然，房租一类的款项也赊欠着，躲避催债人已经成为他的惯例，有一次为了逃避半年多的欠款，贯多愣是偷偷潜逃了。

今天，贯多在辗转了第六次的住处——饭田桥的厚生年金医院后面的四畳半的小屋里抽着烟，掂量着手里仅有的一百五十块钱，为是否该把这些钱用作上班的交通费而苦恼着。

昨天暂且跟装卸公司那边预约了今天的工作，但如果今天突然反悔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以前也有过几次无故缺勤的记录，但毕竟是日聘的工作，贯多还没经历过被公司拒绝再上班的情况。

只要去那儿几个小时，像牛马一样被人使唤之后，晚上就能拿到工资，从中拿出一千元作为去“特殊服务”场所的储蓄，剩下的钱用来吃一顿像样的饭，还能喝点酒。但那个把重物搬过来搬过去、像镰仓时代对待奴隶一样的工作，无论从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种煎熬。想到这里，用这一百五十块给在横滨工作的母亲打个电话筹点钱的想法强烈了起来。

虽然母亲克子被某大型商场的儿童服饰店聘为店长，但那点工资被想买淫的贯多半撒娇半吓唬地卷走了一大半。仔细想一下，就算克子手里有钱，贯多既没有去横滨取钱的路费，又没有银行账户，只能让母亲把现金快递过来，那样的话，明天才能拿到钱，所以今天还是没吃没喝。

贯多思前想后，最终得出一个结论：看来今天无论如何得去上工了。放弃了那个让他不愿动弹的侥幸心理之后，他无奈地把烟捻灭，从那条被汗和油蹭得黑乎乎的毛毯上猛地站了起来。

一旦决定要工作，就不能再懒懒散散的了。

贯多火速洗完脸，穿着昨天那件汗臭的T恤和牛仔裤，拎起装着脏兮兮的工作服的纸袋就飞奔出了四畳半的屋子。

从家出发，如果全力奔跑并能恰好通过五岔路信号灯的话，只要三分钟就可以到达饭田桥车站。

现在还没到乘车高峰期，在总武线的车厢里，贯多像往常一样，站在那个旋转松散的风扇下面，充分地占据这24小时中仅有的一点儿凉意。

在秋叶原换乘的时候，贯多很想冲进那家门口立着诱人广告的立食荞面店。虽然肚子饿得受不了，但买了车票后手里就一分钱也没了。贯多瞥了一眼入口处看上去很好吃的天妇罗面和猪排饭的样品，为了强压下涌上来的食欲，他叼起一根烟，一边点火，一边向二号线的站台奔下去。

不愧是山手线，这么早还是有些拥挤，能吹到电风扇的位置一时无法接近。在飘着清晨公共场所特有的大便异味的闷热车厢里，贯多开始期待中午将要吃到的那份用提前扣除的工资发下的盒饭。

终于到了下车的站，这里同样有一家大型速食店。经过店门口时，浓厚的荞面酱汁的味道不容抗拒地挑逗着鼻腔。贯多每次经过这里时都会痛下决心：下次一定要在上工前吃上一碗面！所以至少要省下一百七十块！今天这个决心又加强了一些。

七点刚过一点儿，贯多跑进装卸公司，他被告知要坐7号班车，大概要被派到平和岛的冷库区。这时的贯多，只要看到那辆最多能塞五十人的、稍大型的公车，就知道今天的工作又要打人海战术了。看到车里人头还没齐，他成功地抢占了靠窗的位子。

陆陆续续上来了四十多人，车子好容易开动了，途中又在神田和滨松町的每个站点捡了三四个全职的仓库管理员。与贯多这样的临时工不同，库管的特权就是可以在方便出勤的地点等待班车的接送。

其中，在神田站上车的中年男人，有着让贯多眼熟的肥胖体形。他在贯多旁边坐定之后就从纸袋中拿出佐餐面包一样的东西开始大嚼特嚼。从这味道推断，面包里应该夹着可丽饼，还有一股说不上是什么酱汁的味道刺激着贯多，刚刚已经快要忘记的空腹感现在又开始发作了。贯多悄悄把视线转过去时，那男人好像又打开了一个三明治，切碎的煮鸡蛋的味道一下从旁边扑面而来。而且那人还买了盒装的沙拉，用勺子一勺一勺送进嘴里起劲地咀嚼着，发出心情愉悦的有节奏的沙沙声。耐心贫乏、任性放肆的贯多此刻真想臭骂这个男人一顿。当他向那个人抛去愤怒的目光时，那个男人正把装沙拉的容器抵在厚厚的嘴唇边，把容器底部剩下的一点白色汤汁“啾”地嘬了进去。这一画面让贯多突然有种想吐的感觉，慌忙把视线转向窗外。多亏这样，他的空腹感顿时烟消云散了。

窗外右手边只有一座棒球运动场特别显眼，经过有待开发的天王洲、跨过新东海桥后往右一拐，目光所及之处顿时变得很煞风景。除了常聘员工以外，不熟悉情况的日聘者们开始把沉淀在车内的不安感搅动了起来。

也许只是贯多一个人的感慨，通向前方的路上只能看到无数笨重的集装箱在眼前交错，只觉得这辆车正开往“地狱一丁目”，而且这种压抑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在不经意间转化成了非常消极低沉的情绪。

总算开始看到了目的地的模样，贯多重新鼓起勇气，从窗户望出去，仓库旁边的京滨运河上驳船已经停好，沿岸的吊车也已准备好；陆地上，仓库的工作人员开着叉车，把一摞一摞的空托板从仓库里源源不断地运送出来。

看这架势，这紧张但有条不紊地准备着的宏大场面，以及这托板的庞大数量，想必这批货物不止一两艘驳船的量了，赶上了一拨提货量大的活儿，难怪今天募集的人员也比平时多几分。

赶上这种日子上工已经让人觉得抽到了烂签，空腹的状态更是让人追悔莫及。

换上脏兮兮的牛仔裤和工作服，贯多和三十多名年龄相仿的打工者一起，跟随公司负责人向工作地点走去。大家都是日本人，这时期可以说看不到来自外国的劳动者。

有些人虽然同样是日聘员工，但是他们每天都来工作，加上劳动的状态非常认真，因此被分配到仓库内部去工作了。虽然不知道仓库上层的工作都有什么，但就从室外工作的地方远远观察到的来说，一层的工作都是些看上去毫不费力、细枝末节的工作。比如控制货梯的按钮啦，为了防止倒塌而用绳子把货物绑好啦，或者给货物逐一盖上“检查完毕”的印章，等等，比转移货物的工作轻松多了。更有人自愿提出申请，取得了叉车驾照而被公司升格成为仓库管理员。

同车的四名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从奴隶一样的装卸队伍中脱离，向通往仓库扶梯的相反方向走去。贯多羡慕地看着这些人的背影，真希望去那边工作的是自己。但以他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工作态度，这种想法根本就是做梦。他打根儿上是个心疼自己身子骨的人，到哪里都会是用完即弃的一次性苦力而已。

但就是这样懒惰的贯多，不管怎么说也断断续续做了三年类似的工作，码放货物时如何用力等技巧多少还是心里有数的。比如腕力和腰力要凝成一股力道搬起货物，然后巧妙地利用膝盖的弹力一口气把货物码放好。

手套早就懒得准备了，反正几分钟之后就会被冻鱿鱼的水弄得湿答答的，戴不戴意义已经不大了，而且还会让手腕变沉。有的人准备了在手心一侧有橡胶层的防滑手套，但这种手套比普通的要贵一些，贯多可没有那种富余的钱去特意挑选它们，买一副这样的手套要多花一合日本酒的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