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学术卷》书评-杂志之家

内容简介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的改革开放使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想一时如潮水般被介绍进来，形成对我国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一种强大冲击。面对这种冲击，中国的考古界困惑了，俞伟超先生困惑了。为了摆脱困惑，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生俱来的锐意进取性格，使俞伟超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开始了他学术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次学术思想攀援。与前期的攀援截然不同，那时他不过是众多攀援者中的可畏后生，现在却是攀援队伍的主帅，集成败功过的历史责任于一身。攀援的主峰仍然是考古学的目的论和方法论。这是一次历时近十年的漫长、痛苦而危险的攀援。为了寻找攀援的途径，他组织人系统翻译出版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二战后考古学、人类学各学派的代表性理论文章，并通过批判性的深入思考和比较对这些学术思潮进行了梳理，以便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在这一过程中，他著文重点介绍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影响较大的美国新考古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并在考古实践中进行了检验。顿时，误解的批评、冷峭的责难接踵而来，似乎他成了新考古学派在中国的总代表，这使他倍感孤独和寂寞。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息哲学的思考，放慢攀援的节律，他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了。后来，他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用深沉的语调自慰说："孤独、寂寞、苦闷、彷徨地跋涉人生，大概是思想家和诗人注定的命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终于完成了这次脱胎换骨"涅檠"式的攀援，实现了学术思想的再一次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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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考古学的工具——论俞伟超的考古学理论与实践

简要地回顾俞伟超先生半个世纪的考古学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至70年代，致力于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考古学解释体系，研究领域涉及古史分期、古代公社组织以及古代都城、礼仪和埋葬制度等多个方面，其独具魅力的熔理论、文献和田野材料为一炉的学术风格得到初步展现；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集中于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等方法论的思考以及二重证据的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关系的推定，文献与实物互证，观察与推测并行，思路缜密，文采飞扬；8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系统阐发对考古学文化遗存进行技术、社会和观念三重解读的新思想并试图以此为方法论核心构筑考古学的新体系。90年代的班村发掘又倡导多学科的先期介入，其地位与影响更有待今后中国考古学实践的检验与评价。

一马克思主义考古学解释体系的初步探索

20世纪50年代，相对于体大思精的历史学，考古学被认为能够为历史研究提供翔实的出土资料。向达说，史学界开了五朵金花。于是，创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考古学新体系便成为新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个目标。1961年，俞伟超参与的北大《中国考古学》系列教材开始讲了规律、进程和历史唯物主义。后来他在《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自序中写到，从50年代开始，"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考古学的研究能为当代社会服务"。"在五十年代中期左右，我曾专心于战国、两汉和唐代墓葬的年代分期问题；后来，又注意过城址的考察。五十年代后期，猛然发生的寻找考古学遗存所反映的人们社会关系的那股潮流，一下子把我卷了进去。此后，长期思索着考古资料中所见中国古代社会的面貌及其发展阶段性这一课题。为了这个目的，我曾涉猎到先秦两汉时期的农村公社、等级制度、直接生产者的身份、农业和手工业的经营方式、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等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