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夏，王国维从日本回国。他认为"自是以后，遂为独学的时代矣"。这时候，按他自己计算是25岁。到他写两篇《自序》时(1907年)，他自己算"已过三十"。这段"独学"的时代，是学习西方哲学，进行哲学、美学研究和创作旧诗词的时代。王国维在这时期的职业是1903年在南通通州师范学校教书，1904年转到苏州师范学堂教书，1906年与罗振玉一起到北京的学部就职。 王国维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三十而立"的观念。他把自己的"三十而立"的状况与自己已有的人生目标相比，并不满意。他在《自序》的一开头就说："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犬马之齿，已过三十。志学以来，十有余年，体素赢弱，不能锐进于学。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而已。"这里所说的志学"十有余年"，大约从1894年知世尚有"新学"开始，亦即从放弃走原来的科举道路算起的。 他自己所称"独学"时代到而立之年，为学的情况如何呢？王国维在《自序》中说："此五六年间，亦非能终日治学问，其为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日少则二三时，多或三四时。其所用以读书者，日多不逾四时，少不过二时，过此以往，则精神涣散，非与朋友谈论，则涉猎杂书。唯此二三时间之读书，则非有大故，不稍间断也。"这说明王国维的"独学"，指的是自学。用现代语言说，主要是业余学习。对这段自学的成绩，王国维在《自序》中指出："余之哲学上及文学上之撰述，其见识文采亦诚有过人者。"但总的来说，他对自己有高的要求。所以，他认为："夫以余境之贫薄而体之孱弱也，又每日为学时间之寡也，持之以恒，尚能小有所就，况财力精力之倍于余者，循序而进，其所造岂有量哉！" 王国维自己重视的"独学的时代"，实际上是开始从事研究哲学的时代。他研究哲学有个人的原因："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当然，也有工作上的原因，即编《教育世界》杂志的需要。这两方面的前提是：重视哲学。那时，西方哲学和文化已开始介绍到中国来了。特别是严复译《天演论》以进化论的世界观激励过许多人救国自强的热情。梁启超通俗地介绍西方各种学说是影响广泛。他创造性地提出"新民说"，宣扬与封建伦理思想相对立的新的伦理观，即要"新国"，必先"新民"，希望有自由、奋斗精神，爱国、利群、尚武、自尊、冒险等品质的新民。王国维重视的是哲学，他一边钻研叔本华、康德哲学，一边利用杂志进行宣传介绍，一边冷静地思考人生的根本问题，一边写诗填词抒发自己对人生真谛的感受。他并不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只是在哲学的意义上对人生进行系统的思考。 王国维对哲学的兴趣，受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两君的影响。他见到田冈君之文集中，引用康德、叔本华哲学。以后多的具体指导为藤田君。 如果我们要介绍王国维学习德国哲学的过程，可以注意他四次读康德的书，务求终读懂的经历。 据王国维自己的介绍，1903年春他开始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因不能理解，不久就停下来了。在读康德之前，1902年，他先看过巴尔善的《哲学概论》、文特尔彭的《哲学史》，读的是英文本，但能与日文本对照，所以，大略能读下来。经过这样的准备，仍然看不懂康德的书，于是放下康德，先读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特别是看了其中"康德哲学批判"这部分，找到了"通康德哲学关键"。29岁时，1905年，"返而读康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康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这里，王国维未叙述他的第二次之研究。看起来，这一次是将叔本华哲学与康德哲学对比起来阅读，其实是学习的关键处。《教育世界》在1904年明刊出《康德之哲学论》，未署作者之名。该刊的言论一般均署名的，介绍性质的文章，常不署名。这些介绍文章不应定为是王国维的著作，也可能是译自日文的介绍文章。王国维作为"专治哲学的社员"，其间又正在攻康德哲学，这两篇文章即便不是他写的，《教育世界》已刊登了文章，王国维定然也看到，也理解，这是有把握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推想到，王国维的第二次阅读大约在这个时期，能理解康德哲学也可能在这个时候。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1904年6月开始发表的。从1903年夏至1904年夏，"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实际上仅就文章的主要倾向而言，已开始看出有康德的影响了。王国维对自己看通康德的书，评价甚高。他说："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亦得以自慰藉者也。"由此可以看到，这正是王国维确立自己美学理想的契机。他的"独学"的时代，是寻求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的时代。 从现有材料看，王国维是我国早介绍康德、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学者。他在1903年8月发表了《康德像赞》，赞颂康德"丹凤在霄，百鸟皆暗"、"百岁千秋，公名不朽"。在1903年至1904年之间，梁启超发表《近世大哲康德之学说》，分五期连载于《新民丛报》上。王国维为何接受康德美学，他作过总结性的说明："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爱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大之烦闷。"这段话，是理解王国维为何接受康德美学的关键。康德构建了庞大的思想体系。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高峰。在美学方面，康德首先着眼于确立审美经验与非审美经验的区别。原来，经验主义美学把"美"与"快感"混同起来了；理性主义者又将"美"与"善"混同起来。这样，康德的美学就有将审美快感说成是"超功利"的结论。王国维对康德美学中提出的许多丰富内容很有共鸣。但是，他对康德高严的形而上学有不解之处。在康德的庞大的哲学体系中，他将世界区分为现象界和物自体。人的能力只能看到现象，这是有经验作为基础的。而物自体是在人的感觉能力之外的，因而是不可知论的。他举例说，盲人无经验所以不能拥有许多认识，白痴无理性所以也不能拥有许多知识。他似乎企图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但是，他又是以不可知论作为自己的结论。总之，在康德哲学看来，表象界是人的经验可以把握的，但是经验总是很局限的，又是不可信的。物自体涉及对事物根本性质的的理解，但是它在人的经验之外，又是不可知的。P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