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生活

这种感受上的联结也是心理关系的一部分，它存在于虚构与真实之间：说它虚构，是由于它高度非写实的关系，在这层关系中个体只是在一起一个阶段，这层关系的边界因而只是比书本的实际边界宽一点；说它真实，是由于人们都有血有肉。此外，一个故事创作者的身份在心理学中比在小说中更加模棱两可。在心理治疗中发展出来的故事线索是共同创作的，治疗师和患者可以说是联合作者。有时候治疗师就像小说的读者，毕竟，他直接聚焦接收并且听得入迷的并非他自己的人生。按照尤多拉韦尔蒂早先的意思就是，他通过留心听故事并且对正在展开的故事保持高度敏感，去判断这是一个好故事还是一个根本流传不起来的故事。有时候，他不仅听故事还会引导故事的发展。他可能会设定一些实验，来鼓励患者对治疗室内外所发生的一切都进行探索。他可能会解读、建议、或者引发。他可能会给予帮助并且让人长见识。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让他的患者朝着保障更好地去生活的方向努力。

不过，无论心理治疗师在做什么，他的自由度是有限的。单纯地投入到患者的故事中去只达到一半要求。另一半要求则是要保持那些批判性的能力，这对于识别出好的故事线的一些品质是必需的，就像一个编辑所做的那样。他在寻找的好故事的三大品质是一致性、导向性和可承受性，这中间的每一个品质都是引起改变的一个因素。

首先，要服务于一致性，为了获得真实的关注，必须保障故事结合在一起，每个部分最终属于整体。这种一致性需要的并不是一成不变，只要让听者体验到神秘莫测或者引人入胜的意味，有些不协调实际上反而会使描述更富刺激性。当不一致看起来好像只是一片混乱或者当一件事的必要后果没完没了地迟迟不出现时，听者的注意力就会涣散了。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体验的碎片，不过对有些人而言，可能这些碎片挺和谐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些碎片则代表着分裂的人格。治疗师警醒着有选择地寻找机会去将矛盾的地方统合起来，以便这些碎片会被体验成复杂人性的有效组成部分。在基本的一致性中去发掘一个秘密时，一个人可能一口气说太长时间而没有把事情讲明白。无论如何，不协调常常是个人隐忧的根源。每个人都想要变得完整。

其次，治疗师和患者都有必要去感受他们正在演进的方向。有时候这个方向很清楚，比如得到一份新工作，更轻松地微笑，或者提出之前避讳的那些话题。有时候，尽管无处证明，进展可能实际上正在进行，而且在之后的某个时候会突然被觉察到。无论是读者还是小说家谁都不会允许很长时间毫无进展，治疗师和患者也不会容忍由于不对头的个人偏差造成的停滞不前。正如约翰加德纳在《成为一个小说家》一书中所说：“普通读者需要一定的理由来继续翻页。两样东西可以让普通读者继续往下读，辩论或者故事。如果一个辩论只是一直说着同样一件事情，永远不从a进展到b，或者一个故事看起来不知将向何处演进，那么读者便会失去兴趣。” 投身生活

朝着保障的更好地去生活的方向努力

我们也利用故事将我们的生活与其他人的生活结合起来。读故事的回报之一便是读者会与故事中的角色同呼吸共命运，找到一个新的多事之家去关心。比如，在读约翰埃尔文的小说《盖普眼中的世界》时，我深深地将自己代入了他笔下的人物，以致当盖普年幼的儿子们其中一个在一场天气原因导致的汽车相撞事故中死去时，这件事让我悲伤了好几天才慢慢好起来。这让我始料未及，不过我可以接受这种投入，尽管这让人很不好受。我的悲伤说明我对小说中的人物有多感兴趣。很多读者并不想过多投入虚构人物们的生活中。事实上，埃尔文在一次电话访问中说起过他早年的一部小说，他当时收到了一封怒气冲冲的读者来信，这名读者抱怨说她再也无法信任他了，因为他将她置于她认为对她而言非常错误的境遇。他明白她的意思，尽管他觉得他写的东西本来是对的，他还是意识到他对读者负有的责任——虽说不是要令他们的生活变得轻松，但也不要变着法子摆布他们的情绪。

这种感受上的联结也是心理关系的一部分，它存在于虚构与真实之间：说它虚构，是由于它高度非写实的关系，在这层关系中个体只是在一起一个阶段，这层关系的边界因而只是比书本的实际边界宽一点；说它真实，是由于人们都有血有肉。此外，一个故事创作者的身份在心理学中比在小说中更加模棱两可。在心理治疗中发展出来的故事线索是共同创作的，治疗师和患者可以说是联合作者。有时候治疗师就像小说的读者，毕竟，他直接聚焦接收并且听得入迷的并非他自己的人生。按照尤多拉韦尔蒂早先的意思就是，他通过留心听故事并且对正在展开的故事保持高度敏感，去判断这是一个好故事还是一个根本流传不起来的故事。有时候，他不仅听故事还会引导故事的发展。他可能会设定一些实验，来鼓励患者对治疗室内外所发生的一切都进行探索。他可能会解读、建议、或者引发。他可能会给予帮助并且让人长见识。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让他的患者朝着保障更好地去生活的方向努力。

不过，无论心理治疗师在做什么，他的自由度是有限的。单纯地投入到患者的故事中去只达到一半要求。另一半要求则是要保持那些批判性的能力，这对于识别出好的故事线的一些品质是必需的，就像一个编辑所做的那样。他在寻找的好故事的三大品质是一致性、导向性和可承受性，这中间的每一个品质都是引起改变的一个因素。

首先，要服务于一致性，为了获得真实的关注，必须保障故事结合在一起，每个部分最终属于整体。这种一致性需要的并不是一成不变，只要让听者体验到神秘莫测或者引人入胜的意味，有些不协调实际上反而会使描述更富刺激性。当不一致看起来好像只是一片混乱或者当一件事的必要后果没完没了地迟迟不出现时，听者的注意力就会涣散了。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体验的碎片，不过对有些人而言，可能这些碎片挺和谐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些碎片则代表着分裂的人格。治疗师警醒着有选择地寻找机会去将矛盾的地方统合起来，以便这些碎片会被体验成复杂人性的有效组成部分。在基本的一致性中去发掘一个秘密时，一个人可能一口气说太长时间而没有把事情讲明白。无论如何，不协调常常是个人隐忧的根源。每个人都想要变得完整。

其次，治疗师和患者都有必要去感受他们正在演进的方向。有时候这个方向很清楚，比如得到一份新工作，更轻松地微笑，或者提出之前避讳的那些话题。有时候，尽管无处证明，进展可能实际上正在进行，而且在之后的某个时候会突然被觉察到。无论是读者还是小说家谁都不会允许很长时间毫无进展，治疗师和患者也不会容忍由于不对头的个人偏差造成的停滞不前。正如约翰加德纳在《成为一个小说家》一书中所说：“普通读者需要一定的理由来继续翻页。两样东西可以让普通读者继续往下读，辩论或者故事。如果一个辩论只是一直说着同样一件事情，永远不从a进展到b，或者一个故事看起来不知将向何处演进，那么读者便会失去兴趣。”

有许多治疗阶段也反复研究同样的领域，每个阶段都以之前一个阶段为摹本。在这一点被修正前，即使是最扣人心弦的主题也会变得没有新意，甚至陈腐。绝大多数患者或者死板的人需要体验到进展，并且当他们体验到时，每一个进展常常孕育出一个新的进展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进展是不可避免的，常常只是需要注意到它特殊的、有时候被忽略了的表现。成功就在那里，并非超乎寻常，但要认出它来就像创造它一样困难。比如，有个人说他想要变得让某群人更热情地接纳他。尽管他很享受与他们在一起，并且他也有很可观的影响力，他们之间的关系看起来还是有点距离。我指出他经常在说出来之前想太多，也许正是这点造成了他与别人的距离感。而他坚信他不得不先想。我向他展示许多他未经思考已经说出来的东西。他很惊讶地发现的确是这样，而他只需要将他下意识在做的事情转换到期望的状态就行了。经过练习，他相信不假思索把话说出来是安全而且自然的。事实上，结果很快呈现在他与这群人下一次见面时，当时，他说话的流利度显著提升，而且他温暖的感觉得到了回应。

第三，至于可承受性，必须认识到，那些引发人们功能障碍的痛苦和不适感是存在分级的。无论是在小说中、治疗中还是日常生活中，在痛苦与生活的其他方面之间都必须维持一个可接受的比例。幽默、讽刺、兴趣的多样性，冒险感、神秘感、爱，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些困在他们自身痛苦里几乎不能自拔的人们所避免提及的故事元素。无论在一部小说里还是在生活本身里，这种人可能都只是让人感觉到短暂的有趣。小说家和治疗师都必须将压力去掉，以便他们的读者和患者能够保持新鲜感。对于治疗师来说，做到这点特别困难，因为有些人来的时候已经深陷这些折磨中而掩盖了其他的一切。无论如何，充满同情的支持、有用的信息、新的可能性的曙光、富于幽默感的观察、让故事逐渐展开的时间，甚至是药物治疗，都将会提升问题的可破解性。

下面是一个例子，说明一致性、指向性和可破解性会怎样进入一个患者逐渐展开的故事里。卡罗是一位35岁的室内装潢师，她与一个她喜欢却感到无法共度余生的男人结婚多年。他们目前分居了，并且，她必须决定是结束她的婚姻还是与他复合。她在两种设想之间举棋不定，一想到要复合她就感到几乎要得幽闭恐惧症，而一想到要拆散家庭，她也同样痛苦不堪，她的三个孩子爱他们的爸爸。她一遍又一遍反复念叨着这个喜忧参半的矛盾主题，一方面想要从婚姻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又发现终结婚姻也令她难以承受。

尽管使用了她自己内在各部分之间的对话，个人影响、洞察、决心的叙述，向她丈夫的性格敞开心扉，以及所有其他的治疗手段，她的故事还是开始让人感到没完没了。在她中断的故事线里，在她这边，既没有一致性，又没有导向性，也没有可承受性。不具备这三大品质，她到了将我隔离的边缘，一如她已经在她的生活中将其他人隔离。我想再度与她连接。她看起来在把她的治疗当作分散注意力的事，这样她就可以暂时不去想做选择的事了。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她可能相信她正在做着什么而非陷入了困境里。实际上，治疗成了拖延的借口。但是这痛苦太大了，更进一步的拖延不可接受。于是，我抛开熟悉的心理学套路，根据我自己的判断，告诉她我认为她应该回到她丈夫身边。我说这话时更像是一个荷兰大叔而不是一个心理学家，尽我所能与她联结。当然，她不喜欢我的建议，而且她不可能喜欢任何一个建议。不过，对好的故事线的需要要求她继续探索。

接下来的一周她冲我大发雷霆。不过，她的暴怒将她引向了一致性、指向性和可破解性。她有了两个新的认识，每一个都增加了一致性。首先，她相信我的建议意味着她是一个无助小孩，需要被送回到一个支持性的氛围里。她觉得受到了侮辱，尽管她也意识到正是她自己将自己置于这无助小孩的境地。其次，她认识到她自己内在有一份巨大的倔强，这倔强令她坚持要摆脱她的丈夫。当她认识到这份倔强时，她意识到她其实是在试图让她母亲难堪，她一直无言地蔑视母亲，因为母亲和她自己不爱的男人过了一辈子。当她表达出这些新的想法时，她的行为在我的头脑中也在她的头脑中得到了整合，对我们两个而言都是可以理解的。

与此同时，她也获得了她的体验可破解性的一种新感觉。她措辞十分明确地告诉我，实际上她非常擅长照顾她孩子们的衣食健康和学业，她还照料银行琐事和账户，赚充足的钱来保持盈余，从事着她一生中好的职业，踏踏实实爱着她的孩子们，给他们忠告，与他们一起欢笑。她的口才消除了巨大的痛苦，否则她可能早已被这巨大的痛苦占据了。

进而，她对指向性的感觉提升了，因为她已经和她丈夫复合，尽管她抵触过我的建议，她为重续前缘设立了一些基本规则——不接受来自他的任何压力，比如，无论是在性还是长期复合的问题上。然而，这行不通，于是她再一次结束了他们的关系。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一年，她又想要与他复合，不过已经太迟了。自打上次以后，他已经不再想和她复合了。尽管这伴随着一些新的痛苦，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是一次获得自由的体验。她的生活在那个时点选择了一个新的“精神”指向，而且她说她过得很平静，既没有萎靡不振也没有成为生活牺牲品的感觉。

从某方面来说，这个故事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因为当她最终想要回到她丈夫身边时，他不再接受了。不过，悲剧也会成为故事完结时结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