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内在的成长

生命的阶段

您今年即将80岁。希特勒获得政权的那年，您当时才7岁，尚属稚龄，不知您对此事是否还有印象？

我当时虽然年幼，但对此事印象十分深刻。我记得有24小时晚上我父亲下班回来，一进门就急忙告诉我母亲，希特勒成了帝国的总理了。我父亲神情十分忧伤凝重，我想我父亲当时就已经感觉到即将有大事发生。不久之后，我们也亲身经历了，我父亲之前的担忧成真。我们当时住在科隆(Cologne)，有个周日想要去附近的山上走走，当天早上我们一如往常地先去教堂做了晨间弥撒，弥撒之后我们离开教堂，准备去坐轻轨电车。在街上等车时，有一个纳粹冲锋队员朝我父亲走来，盘问我父亲，我父亲回答了他的问话，他却对我父亲大吼大叫，并且要逮捕我父亲。恰好就在此时，轻轨电车进站了，我们全家火速上车。轻轨电车的驾驶员也随即把电车门关上，迅速离站。纳粹冲锋队员见状也随即蹬上他的脚踏车，紧追在轻轨电车之后。电车驾驶员过站不停，一路加速猛开，好不容易才甩掉尾随在后紧追不舍的纳粹冲锋队员。电车上的所有乘客见状都拍手叫好。在那个时候，如此状况在科隆还时有所见，但到后来便无人有胆拒捕，这类你追我跑的街头景象自然而然就不得而见了！

您10岁时就离家住宿，为何会在如此幼小的年纪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我小时候的志愿是当神父。在我5岁的时候，我就十分明白自己的志向！那个寄宿地是通过我母亲的友人得知的。母亲的友人力劝我母亲让我去那儿住宿，因为那所住宿机构隶属教会组织马利安西勒尔(MariannhillerMissionaren)。母亲的友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那儿住宿可以为成为神职人员作准备。这所寄宿机构位于莱茵河畔的龙尔(LohramMain)。我父母同意我离家到另一个城市住宿就读，这对我来说，像是他们送了我一份大礼。这个决定是我人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点，我当时尚年幼，不过是个10岁大的孩子，但它让我的人生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新世界。我得到更多的机会和自由。如果我当时不曾离家，我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历练。

您的父母在让您离家寄宿受教育这件事情上看法一致吗？

我母亲支持此事，我父亲则是抱持保留的态度，但是我还是得到了他的肯定。学费等所有的费用也是由我父亲全额负担的。

您离家寄宿受教育的那年是1936年。住宿机构的修士们对于国家社会主义所持的态度如何？您当时是否在修士的身上窥出什么端倪？

让我用一个真实发生的小事来说明修士们的态度吧！当时的奥地利与德国是政治共同体，那时两国之间有个共同的投票选举活动。宿舍的一些修士和在厨房工作的修女投了反对票。然而，那次选举并非是秘密计名的投票选举，选票被一一打开检查。就在投票选举结束的那个晚上，来了一群举着火把的纳粹冲锋队员。他们团团包围了我们的宿舍，并在宿舍的外墙上用油漆写上“这里住着叛徒”“他们投了否决票”。然后他们丢掷了无数的石头，砸破了近两百片玻璃，连我们学童们睡觉的大通铺也不曾幸免，大房间里一样飞进了无数的砖头和石块。隔天早上有两个修士被逮捕，我们这些寄宿的学童被迫放假回家。

您10岁就离家住宿就读他市的学校，不知在宿舍是否有人可以作为您效仿的模范呢？

我想应该就是主持宿舍的修士们吧！他们都是很棒的人，他们让一切梦想成为可能：不同的体育活动、登山旅游、歌唱比赛、话剧表演等等。我在住宿期间学会了拉小提琴，还成了我们宿舍乐团的一员，也在宿舍合唱团里演唱。除此之外，我们的宿舍里还设有一个很大的图书室。

您小小年纪就离家千里远，您当时不会想家吗？

遇到节日或是学校放假时，我都会回家跟家人相聚，所以对我而言，根本不存在想家这类问题。加上住宿生活十分有趣，那是段很美好的时光。住宿期间我在各方面都受到极大的启发。宿舍的修士们对我们很好，全力栽培我们，为我们安排多元化的课外活动，让我们获得良好的启蒙教育。我们总是活动满满，根本没有时间感到无聊。

在您的心理治疗工作中，家庭一直是位居核心的重点，可是您自幼离家而且鲜有真正的家庭生活，对此您个人觉得是否有负面的影响？

我住的宿舍对我来说就像家一样。我丝毫不觉得自己只身在外、离开家了。而且这个宿舍在1941年就关门大吉，我也返回父母在卡塞尔市(Kassel)的家住了两年。在我住宿期间，我父母也从科隆搬到卡塞尔市去了。我当时15岁。

您当时15岁，正值青春期。我还记得我自己青春期的时候，因为不受管教吃了父亲一记耳光。我当时离家很长一段时间，回家后不服管教，于是我父亲出手教训我。不知类似的亲子教育冲突是否也在您的青春期时上演过呢？

嗯，我该如何解释呢。您知道当时战争已经爆发了，我们基本上没有精力和时间可以花在这类事情上。我的父亲也尽力满足我的愿望，不管我是想去听演奏会还是看歌剧，他都大力支持。当时我父亲在一家兵工厂担任工程师，每天工作长达12个小时，总是深更半夜了才回家。

我们与邻居的关系很好，他们都是很有趣的人。我家隔壁住着乌镁林(Würmeling)一家人。乌镁林家的男主人后来还成了阿登纳总理的阁员，任职家政部部长。

是的，我记得家政部部长乌镁林！我自己有六个兄弟姊妹，当时子女众多的家庭可以享受车票减免的待遇，这个优惠政策就叫“乌镁林优惠”，正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

乌镁林家的大儿子是我当时交往密切的好友之一。他们家常有耶稣会的成员进进出出。耶稣会的成员不管在讨论话题还是批判事情上，总是直言不讳。这给当时的我——一个十五六岁的青少年，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对我而言，光是倾听他们的谈话就是莫大的享受，他们的对话透露出了既有深度又开放直接的世界观，这跟纳粹主义的论调截然不同！

我从他们的身上体会到无数的感动，也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许多事情，得到许多宝贵的启发及自律的精神。我想这些经验让我受益匪浅，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开端 我从未想过成为教师

精神上的自律、知识分子般的自律，这跟顺服的特性不相关吗？

我不会用“顺服”这个字眼来形容耶稣会的成员。理由很简单，他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展现了精神上的自由，还有内在发展的可能性，他们的方式我不曾在其他人身上体验过。

我十分敬重他们。我甚至考虑想要成为耶稣会的一员。后来让我却步不前的原因是耶稣会成员必须当教师服务社会。在同一所学校任职达20年，只是教书、面对学生，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可能也因此我后来决定不当神父了，因为我同样无法想象自己长年守着同一座教堂。我选择了参加马利安西勒尔的传教工作，但是到头来我还是在南非传教期间成了老师。这或许就是人生，你越是想避免的事情，越会降临到你头上。

也就是说，您宁可当传教士到世界各地服务，也不愿意在同一所学校内担任教职？

是的，可以这样说。我宁可浪迹天涯四处传教，也不愿意当老师。但是我得承认，我当时也不了解身为传教士到陌生的国度传教的工作是怎么一回事。在我的想象中，这样的工作应该是生动有趣，充满了冒险性的。应该是在我离家住宿的年月中，就已萌生了想要从事这种工作的念头。

结束在外住宿的生涯，我回到卡塞尔市就读当地的高中。读书期间我参加了一个天主教的青年活动组织，成了其中的一员。在当时，这样的活动是被禁止的，盖世太保也严密稽查这类非法活动。

到了七年级的时候，我们也都被征召，先被征召去工作，然后被国家征召从军。我刚被征召去工作时，有一个晚上我工作单位的主管来我家拜访，专程跟我谈话。那个主管也是盖世太保的一分子，不过我当时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我们聊到尼采，还有黑格尔。当年我才17岁，我虽然听过尼采、黑格尔，但所知实在有限。我的主管对我说：“黑格尔早已预见了我们国家的现状。”我回答道：“黑格尔对国家有仇恨意识。”他一听，想也不想地反驳我说：“你对国家怀有仇恨心态。”就在那时，我才了解他来我家拜访其实是一种监视、试探。

一年后我人在军中，当时驻派在法国。我们的高中毕业证书是邮寄到家中的。高中的一年不需要读书，因为我们都被征召从军去了。要取得毕业证书必须上交我们被征召工作时核发的工作绩效证明，我当时工作单位的主管在工作证明上给我的评语认为，我可能会是危害民族和社会的潜在坏分子。在那个时代得到这种评语，无疑像被判了死刑一样严重。我也因此无法拿到我的毕业证书。

我母亲听闻此事后，直接到学校找校长。我母亲开门见山，义正词严地告诉校长：“我儿子从军，也准备好随时为祖国奉献他宝贵的生命，而您居然拒绝发毕业证书给他？您应该为此感到羞耻。”校长听了我母亲的一番话后羞愧不已，亲手把我的毕业证书递交给她。我母亲就像一头母狮般为我奋战，捍卫我的权益。

我当时很清楚我不会加入纳粹政党，我的天主教寄宿经验，还有我自己的家庭教育让我跟纳粹主义划清界限。我的母亲更是从头到尾都没被纳粹洗脑，也不曾在纳粹主义的洪流中迷失。我后来才了解到，当年我母亲的行为是多么不容易，我母亲展现了她个人的坚强和伟大勇气。我父亲也是，即使承受了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也始终拒绝入党成为纳粹的一员。我父母的所作所为让我更加坚定拒绝成为纳粹主义的信徒，为此我由衷地感谢我的父母。在当时，我能够如此坚定我的立场，不仅仅是因为我个人的努力，也因为我从我父母身上得到了强大的支持力量。他们那种坚定自我立场、不畏社会压力、不随波逐流、不盲信盲从的行为态度，对我后来处理各方面问题都起了巨大的作用。直到现在我都还深受他们这些处世原则的影响，让我能够清楚自己的界限立场，保持自己内在的自由，也因此让自我内在不断地成长，进入不同的领域。

您说过，有个场域让人无法挣脱切割，但又说，这是个人的自由决定——有能力划分自己的立场，不受诱惑盲从，到底该如何解释？

这只是一种说法，至于是否善用个人自由又是另一件事。我时常在刹那间了解到生命中的事物来来去去，转眼之间一切发生就会成为过去。我把这种灵光乍现的领悟视为上天赐予的一份礼物。这就是一种理解领悟。从中我得到足够的力量去看待并处理生活中来来去去的事物。这股力量的产生不是来自深思熟虑后下定的决心，或是立定目标后的贯彻执行，而是来自内在的流动。我们生命中的种种决定，通常都不是偶发、自由而成的结果。除了听从内心、顺势流动，我看不出有其他的方法让人得到力量。没有了内在的流动力量我可能早就迷失了自己。

这样说来是有一个决定点，让人作出决定——就像您决定离开神职工作，转换跑道成为治疗师的心路历程一样是吗？

是的，是这样没错！但是要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这当然也需要相当的勇气。

您说过人生已命定，该来的躲都躲不掉，可是您现在又宣称，您可以全权决定人生中要做的事或是坚持您的立场不为外界所惑，这样的说法岂不是前后矛盾吗？

这样的说法确实是前后矛盾，但重要的是心灵的本质，是在那个我们能够感应到内在核心的时点上，让心灵带领我们。如果能静心感受内在的流动，就不会无所适从，就可以自然而然从中获得力量，时时刻刻都能与自我最深处的内在核心相联结。

这样说来，这似乎是一种无法用科学证明的哲学性论调！

没关系，就算没有办法用实例证明也无妨，因为它确实会对内在发挥一定的影响，至少在我身上是适用的。我猜想内在核心是永恒不灭的，是不会随着死亡而灰飞烟灭的。这是通过家族排列实际案例得到的推论。有些过世许久的家族成员至今对家族动力都还有影响，他们虽已不在人世，但并没有真正离开。

可以谈谈您如何去感受内在吗？

自我身心合一时，生活中的事物自然圆满、浑然天成。这样的状态，能激发人内在开创性的意识流动。这似乎像是命中注定的发展，但无人想要挣脱，因为这引导自我与最深层的内在合一，引导我们走向决定性的康庄大道。

这样的说法似乎像是神秘主义的论调,像是“如其所示”？

确实如此！论调的方向是雷同的。内在的真实性亘古以来就受到热烈的讨论。年幼的孩童很自然地就与自我内在相联结，可惜的是，随着年岁的增加，多数人却逐渐偏离了这份自然的联系，与自我的内在渐行渐远。

虽然身陷于系统性的牵连纠葛当中，人还是与自我的内在相联结吗？

通过认知理解可以减轻相当程度的牵连纠葛，即使从牵连纠葛中解脱了，人与系统依然联结。

这意味着？

在人的内心中有个跟自己交缠纠结的自我，这个自我被好好地摆在心中，人与纠结的自我是相联结的，并不是与自我分离决裂了。在这样的联结状态下，继续发展自我。

您是否注意到，当您提到您的年轻岁月时，通常提到的是您的母亲，可是却很少提及您的父亲？

没错！我自己最近越发清楚意识到，在我自己的家庭中有决定性的是我母亲。我的母亲扮演着关键性的主宰角色。我年少时自然没有察觉到我母亲在我身上所发挥的作用、对我的影响何在，直到多年后，在一次排列治疗中我才意识到，我母亲无所不在。直到那时，我才了解到这一切的意义所在。我的母亲操持家务，为我们做饭、洗衣、缝补！她默默地包办了所有的家事，这似乎就是天经地义般的自然。当然，必要时她也可以像母狮一般强悍地为我奋战。

我的父亲为人严肃，行事严谨。童年时，因为父亲的缘故，我常觉得自己被压得无法喘息。很多年之后，我才了解到父亲的这份严肃、严格的特质对我来说无比重要，也让我拥有许多美妙的生活经验。我曾对世界闻名的治疗师、伯克利大学的斯坦利?克莱曼(StanleyKeleman)提及，因为我父亲的缘故，而让我的青少年岁月压力沉重，感到无法喘息。斯坦利听了我的话之后注视着我，微笑着对我说：“你自己知道吗？你浑身散发着强而有力的坚强特质！”那犹如当头棒喝，我才意识到我身上的这股力量来自我的父亲，他的拘谨严格对我有无可取代的意义和重要性，我也因此与我的父亲相联结。

所以您不是一开始就感到这样的意义？

不是的，这也是经过不同阶段的发展后，蓦然回首才意识到的，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