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时代与时代中的梅兰芳

——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漫笔

靳飞

(一)从初出茅庐的黄裳谈起

1936年秋，天津南开中学邀请已经完成两次访日及访美、访苏公演而得驰誉国际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到校演讲。南开的主持者是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和张彭春兄弟。张彭春又是戏剧家，曾经担任梅兰芳访问美苏时的艺术指导，且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所以，梅兰芳势必是要给南开这个面子的。

演讲当日，正当张伯苓校长亲自陪同梅兰芳走上讲台之际，讲台的幕布后面，突然闪出一个在那里埋伏了许久的少年，冒冒失失撞上前要求梅兰芳签名。梅兰芳原本也没有耍品牌的习惯，他接过少年递来的本子，用清脆的京白客气地问：“您是让我竖写呢，还是横着写？”

这24小时，南开中学不知有多少师生会羡慕这个名叫容鼎昌的少年。这些师生里，可能会有黄宗江、周汝昌，他们与容鼎昌是同窗；可能还会有何其芳、张中行、毕奂午与巴金的二哥李尧林，他们都是南开中学同一时期的青年教师。这些后来很出名的人物，多成了梅兰芳的忠实观众，有的还成为梅派艺术的研究家，但与梅兰芳渊源最深的，仍然要说是容鼎昌——他改以黄裳为笔名行世，是现当代名头颇响的剧评家、散文家和藏书家。

距梅兰芳南开演讲约有十年，不到三十岁的黄裳初出茅庐，担任《文汇报》的编辑，同时以剧评家的面目写作“旧戏新谈”专栏，他再次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梅兰芳的视野里闪了出来。黄裳于1947年1月在其专栏里发表了他的名篇《饯梅兰芳》。这次闪出来的黄裳，却没有了十年前的谦恭，而是以敢于不留情面地批评梅兰芳等名角儿，得以名噪一时。舒展《梅兰芳的“粉丝”》文就说黄裳：

他的专栏《旧戏新谈》，各大名伶，一一点评，戏里戏外，24小时一篇，雅俗共赏，嬉笑怒骂，借古讽今。尤其在知识界，一报到手，先睹为快。1948年由开明集结五十多篇出版，在当时国立剧专的同学们中，黄裳之大名不胫而走。

黄裳在出版《旧戏新谈》之前，还出版过散文集《锦帆集》，但影响不大。可以说，黄裳之成名系由这册《旧戏新谈》，而《旧戏新谈》的点睛之笔，正是这篇《饯梅兰芳》。

黄裳在文章中毫不客气地说道：

我想到梅浣华五十余年的舞衫歌扇的生涯，垂老还在舞台上作戏娱人。然而他的嗓音的确大大不如从前了，全失了低回婉转的控制自由，时时有竭蹶的处所。

他更甚一步地咄咄逼人说：

时至今日，梅恐怕又将有留须的必要了，为了那些外来的殷勤，还有一个理由，嗓子的确不行了，为了保持过去的光荣，梅有理由从此绝迹歌坛。

坦诚地讲，黄裳所说的未尝不是事实，只是文字上过于夸张渲染而已。众所周知，梅兰芳在抗战期间蓄须明志，辍演多年；他生于清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二十四日，即1894年10月22日，到抗战胜利时，已年逾半百之龄的梅兰芳于1945年10月10日重新登台，恢复演出。这时的梅兰芳，理所当然是难与先前相比照的。

此外还有一个情况，极有可能就是发生在黄裳观看梅氏演出而大发议论之日，梅兰芳恰逢突如其来的变故。1947年1月5日，他最为心爱的弟子李世芳因飞机失事而罹难。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记述说：

回想四年前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李世芳陪着我唱青蛇，这还是我演《金山寺》带《断桥》的初次尝试。他并不是我们剧团的人，临时约他参加帮忙，前后演了几场，我都觉得满意。我记得1947年1月2日的晚上，我们演完了一场，他在5日早晨坐了飞机回北京。飞到青岛，半路上飞机出了事，把他牺牲在里面，我们师生从此就永别了。我那天正在后台扮戏，听到这个传说，差一点要晕过去。旁边有人安慰我说，“这消息不一定”。我还希望这不是事实呢。谁知道第二天我接到飞机场的电话，竟证实了这件惨事。我大哭了几场，从此就不愿意再演这两出戏。

年仅二十六岁的李世芳，夙有“小梅兰芳”之称，位居“四小名旦”之首，是公认的梅兰芳艺术的继承者。李世芳之死，对于梅兰芳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而黄裳的那篇不顾实际情况，并且不合时宜的批评文章，客观上不能不说是对于梅兰芳的伤害。黄裳却始终不肯认这笔账，晚年犹是嘴硬，写文章为自己辩护说：

我写过不少评梅戏的文章，大抵喜欢的多说一点，不大喜欢的少说一些，但从未放过冷枪。对他早年的反串戏，我也并不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未能一律吹捧。就在《饯梅兰芳》一文中，也指出了他的一些缺点，如笑场，未曾恢复盛年原样的嗓音、身段等。我觉得这是剧评作者的权利也是义务。

黄裳不肯服软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这番自辩，针对的根本就不是梅兰芳，而是他的老上司、《文汇报》重量级的元老柯灵。

同样是已到风烛残年的柯灵，于1993年3月21日写作了《想起梅兰芳》。柯灵在文中重提黄裳的那篇《饯梅兰芳》，直截了当批评说：

这篇名文，清楚地表现出作者的才华，也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性格。当时此文很受赏识，似乎没有人想到这样对待梅兰芳是否公平，这样的强行送别是否过于霸道。

柯灵又说到在《饯梅兰芳》发表后，黄裳还有其他表现：

其实继《饯梅》之后，这位作家对梅放冷枪，就不止一处，例如说：“贤如梅博士，偶演《木兰从军》，武装扮一下赵云，虽然所谓梨园世家见多识广，也看不得，正如在台下梅博士说话一般，总有些不舒服。”原来不但在台上不行，连在台下说话也令人看不惯。甚至与梅毫无关联的题目，也要扫横一笔“孟小冬与梅兰芳的桃色新闻”。即使用近期式的精密仪器，大概也检验不出丝毫的善意来。

这就是前面所引黄裳自辩文中的“冷枪”的出处。柯、黄暮年剑拔弩张，与其说是为梅兰芳，不如说是缘自二人间之宿怨。稍后在香港披露出来的柯灵致古剑函即云：“我和黄裳的笔墨官司，事实极简单，内在原因，则可以说由于我深鄙其人。”暂且放下柯黄之争不论，回到他们争论的焦点《饯梅兰芳》一文。今天看来，黄裳所说内容未必不是真实的情况，写法上则未免不够厚道——当然，喜好京剧者历来有这个毛病，说话嘴损，喜欢阴阳怪气，这一点似是不好京剧的柯灵所难以了解到的。至于黄裳晚年的自辩，其既以博学剧评家自居，却说出“恢复盛年原样”这样的外行话，实在是够不上一个职业剧评家的见识，复何谈“这是剧评作者的权利也是义务”呢！

然而世事难料，大概是黄裳自己也未想到，在他发表《饯梅兰芳》文之后，其与梅兰芳不仅没闹翻脸，渊源反而愈结愈深。他居然能够神奇般地第三次在梅兰芳跟前闪出，而且成了梅兰芳最重要的著作《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及时位责任编辑。

梅兰芳署名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前记》文说：

我事毕回沪，小住一月，正预备到天津演出，《文汇报》的黄裳同志要我写一个回忆舞台生活的长篇，在报上连载发表。我告诉他，我们本有这个计划，不过要报上连载发表，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中央人民政府要我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工作，我想此后任务繁重，我自己还要演出，恐怕不能有固定的写作时间。再说我早期不曾写过日记，后来零碎记了一些，也不成篇段，这几十年来往事的回忆，全凭脑力追索，要没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是很难做有系统的叙述的。等我稍稍清闲一点再动手吧。他听了却不以为然，他说：“你以后只有更忙，不会闲的。现在不赶着写出来，将来一定更没有机会了。”他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向他表示，让我考虑一下，再作决定。

我和几位老朋友商量的结果，他们一致认为这部回忆录，不但能总结我个人四十年来舞台生活的经验，也会保留下近代戏曲发展的许多史实，是可以供今后戏曲工作者的参考的。他们都鼓励我，勉力完成这个任务。并且答应帮助我回忆，供给我资料。我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就与黄裳同志约定，等我到津以后立即开始写作。写作的方法，是由我口述，姬传笔记，稿成寄给他的弟弟源来，由源来和几位老朋友再斟酌取舍，编整补充，交黄裳同志校看发表。

《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主要记录者许姬传晚年撰写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前后》，谈得更为详细：

1950年春，上海《文汇报》黄裳同志约梅兰芳先生写自传式的回忆录，梅先生说：“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写文章。”黄裳说：“您的艺术经验是丰富多彩的，应该写出来，给后辈留下珍贵的资料。”黄裳接着说：“您以后比现在更忙，如不抓紧时间，更难着手。”梅答：“让我考虑一下再决定。”

过了几天，梅葆玖带了剧团到苏州演出，我同去。有24小时在老朋友沈京似家里吃饭，饭毕，梅夫人、梅葆玖都到剧场去了。沈留我下榻夜谈，沈君喜收藏书画，出示所藏，共同赏玩。第二天早晨主人准备了精致的西式早餐，正在边谈边吃，剧团有人来通知我说：“上海有姓黄的找您，并约您到一位朋友家里吃午饭。”我准时前往，原来是黄裳。他说：“我是专程从上海来奉访的，关于梅先生写稿的事，编辑部开了好几次会，决定题目叫《舞台生活四十年》，由梅口述，你笔记，这样分工，不致太紧张。你返沪后，务必善为说辞，得到梅先生同意。”我说：“我还没有写过长篇连载的文字，负担不了。”黄说：“这是近代戏曲史上一件大事，你要打起精神，担起这个责任，至于文字方面，我在审稿时可以帮忙。关于调查研究，核对事实有令弟源来在沪可以和梅先生的老友商量着办。”我说：“返沪后，打电话给你，你把这番话，当面讲给梅先生听，写与不写，由他决定。”返沪后，我把他的意思摘要告诉梅先生，就把黄裳找来，黄裳又重复述说了在苏州说过的话，还补充说：“像您这样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是非常可惜的。趁现在你们精力还旺盛，挤出一部分时间，细水长流地搞下去，这是总结梅派艺术继往开来的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您就不必犹豫，要下决心干，现在不干，将来一定后悔。”

梅兰芳与许姬传的话，都具有足够的性。他们两位一起肯定黄裳对于《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贡献，这个分量是非常重的，几乎也就可以作为定论了。

不过，仔细辨别，梅兰芳与许姬传所谈虽然大同小异，但在时间及细节方面，还是有着较大出入，或许是许姬传晚年回忆时记忆有误也未尝可知。更大的一个问题是，梅许两文都没有交代黄裳是怎么突然就现身出来的，这令人难免要感到有些蹊跷。及时是，黄裳本有《饯梅兰芳》的前科，何以就能一笔勾销，如同没事人似的闪现在梅兰芳面前约起稿来了呢？第二，梅兰芳与黄裳的年纪地位均不相等，两人亦无深交。黄裳的话，多少有些交浅言深的味道。梅氏仅凭黄裳这三言两语遂决定写作回忆录这种大事，不合梅氏向来谨慎行事的风格。第三，黄裳在《文汇报》并无过高职位，《文汇报》要刊载梅兰芳的长篇回忆录，仅是委派黄裳去与梅兰芳商谈，这岂不是过于不把梅兰芳当回事了吗？这些个问题，在梅兰芳、许姬传的文字里，却是找不出答案的。

(二)柯灵与徐铸成揭破谜底

在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发表四十年后，柯灵终于开始发言了——就是前边提到的那篇《想起梅兰芳》。

柯灵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步入文坛，是“新文化”阵营里的少年才子，非常活跃。抗战时期他是上海“孤岛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两次遭到日军逮捕，险遭不测。有过这样的经历，柯灵深感梅兰芳蓄须明志辍演多年的不易，对于梅氏由衷感佩。抗战胜利后，已被迫停刊数年的《文汇报》，于1945年8月18日至9月5日以号外形式宣告复刊。复刊之初的“打炮戏”，其中一项就是于9月7日至9日连载柯灵亲自采写的长篇访问记《梅兰芳先生的一席谈》，为梅氏战后复出及时做出很好的舆论宣传。其后《文汇报》因惹恼国民党当局而再次停刊，报社的主事者徐铸成、柯灵等转移香港，取得共产党人夏衍等的支持，创办了香港《文汇报》。1949年初，国内时局发生较大变化，徐、柯等自港返沪，6月21日在上海圆明园路149号旧址又一次复刊《文汇报》，徐铸成任社长兼总编辑，严宝礼任副社长兼总经理，柯灵则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柯灵在《想起梅兰芳》文中回忆，《文汇报》刊登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即是源于他在这一时期向梅提出的建议。柯灵说：

1949年12月到1950年1月，梅解放后组团来上海演出(飞案：梅此时还没有移居北京而是居住上海，柯说不确)，我请梅买票看了戏，后来请他到我依白公寓寓所吃饭，邀夏衍、于伶两位作陪。接着梅在马思南路回请，陪客也是夏、于。我及时次访梅时(飞案：即采写《梅兰芳先生的一席谈》时)就曾建议他写回忆录，这一次旧话重提。梅说原来就有不少朋友怂恿他写，但觉得要写不容易，下不了决心。经过我敦请，恳切说明《文汇报》的愿望。他同意考虑，但说要有个准备过程。那时梅社会活动频繁，又要演戏，写作当然也不是他的专业。这是容易理解的。后来梅回到北方，就决定了这样的方式：由梅口述，他的秘书许姬传执笔写成初稿，寄给上海许的弟弟源来补充整理，再交给报馆。这就是《文汇报》在1950年10月15日开始见报的连载《舞台生活四十年》。连载是要逐日刊登的，不能中断。听说许源来有些名士气，又好杯中物，报馆很担心他误事。黄裳对京戏是内行，就派他专门和许源来联系，保障每日按时交稿。这还是严宝礼出的主意。连载开始时，许源来曾每晚到编辑部，和黄裳对坐，整理稿件。在北京，则由报馆驻北京办事处的谢蔚明负责，帮助梅奔走采访，搜集材料，拍摄照片，当然也含有催稿的任务。

柯灵在文章里不动声色地就把话说明白了。黄裳实非主持发表《舞台生活四十年》之人，充其量只是责任编辑；而且这个位置，还是由于《文汇报》的创办者、副社长严宝礼的举荐。严宝礼与黄裳曾于1949年初出差北京月余，两人在京时一起看过多场京剧演出，所以严宝礼存有“黄裳对京戏是内行”的印象——即便是作为责任编辑的黄裳，其任务也不过就是协助督促许源来而已。

柯灵《想起梅兰芳》所说的情况，与梅兰芳、许姬传文章的说法不同，但却显得更加合乎情理。

可是，不知道是无心，还是出于有意，柯灵自己在纠正史实之时，也漏掉了一个重要的史实，那就是其间《文汇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也曾经为《舞台生活四十年》文稿而出过面。

徐铸成是民国时期新闻界的风云人物，早年是《大公报》的中坚，其后执掌《文汇报》，名头又胜过柯灵许多；他对于京剧的戏里戏外，也比一直生活在“新文化”圈子里的柯灵要熟悉得多。他在《徐铸成回忆录》第四章叙述到1950年时说：

年初，报馆为努力充实版面，争取读者欢迎，决定约请梅兰芳先生写回忆录，总结其过去四十年之舞台生涯。我和柯灵、黄裳特在国际饭店十四楼中餐部(京菜)宴请梅先生，另一重要贵宾是冯幼伟(耿光)先生。梅先生从出科起，即受幼伟先生的赞赏、扶助，数十年如一日，梅先生也尊之如爱师，举凡出码头演剧，新戏之构思上演，必先征得冯先生之赞允。此外被邀请作陪者，为梅先生之秘书许姬传先生及其介弟源来先生。我作主人，柯灵、黄裳及宝礼兄都参加。席间，我先谈我们的设想，为了梅先生之艺术成就，应予发扬；希望及时将其前进过程及心得体会陆续写出，必将使后来者有所师承，大大推动京剧之发展。幼伟先生看我们是出于对梅先生的尊重，首先表示首肯、赞同；梅先生亦愿以全力从事，以后不论是否在演出期间，每天抽出一定时间，将其经历及体会回忆出来，向许姬传先生漫谈，姬传先生记录下来后，即寄上海，由许源来及黄裳整理成篇，陆续交《文汇报》发表。

徐铸成的回忆，又显得比柯灵的回忆更真实了一些。首先是徐铸成点出了冯耿光的意义，这应是徐供职《大公报》时期就掌握的情况。冯耿光其人，自民国初期即位居“梅党”领袖地位，在“梅党”中长期享有决策权。尽管冯耿光两度出任过中国银行董事长，算得上是当时财界响当当的人物，事实上，也可以说梅兰芳要算是冯氏平生最为成功的事业——以冯氏在军界与银行界的成就，均是无法与之相比拟的。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里在谈到几位老朋友时曾说：

这里面我跟冯先生认识得最早，在我十四岁那年，就遇见了他。他是一个热诚爽朗的人，尤其对我的帮助，是尽了他较大的努力的。他不断教育我、督促我、鼓励我、支持我，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可以说是四十余年如一日的。所以我在一生的事业当中，受他的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这大概是认识我的朋友，大家都知道的。

徐铸成真是位明白人，他特意请出来冯耿光，就是知道若无冯耿光的同意，约梅兰芳写回忆录之事，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这样，在《文汇报》方面，徐、严、柯三位负责者加上责编黄裳，这个阵容，可谓是给足梅兰芳面子。而在梅兰芳方面，有梅、冯两位决策者与做具体工作的许姬传兄弟，也可以够得上是可以当场决定这件事情的格局了。

除了请冯之外，徐办事之老到，还在于宴请时叫上了黄裳，无形中破解了黄与梅之间因《饯梅兰芳》而产生的尴尬。

徐自己在回忆录里并没点明这一点，李伟著《徐铸成传》时写到了这次宴会，就添补上了这一笔。

不久前《文汇报》副刊“浮世绘”曾发表黄裳写的《饯梅兰芳》，以梅“垂老卖艺”，“嗓子的竭蹶”与身段“稍嫌臃肿”，不如“从此绝迹歌坛”。柯灵心中惴惴不安，以为梅会介意此文，心存芥蒂。结果梅如光风霁月，未以此事为怀。徐铸成提出请梅写出从艺过程与心得体会，得到梅先生一口赞同。

有了柯、徐回忆，兼之梅、许的文章，关于《舞台生活四十年》最初在《文汇报》发表的经过，基本就可以搞清楚了。

兹根据各方面资料整理如下：

先是柯灵在1945年9月发表《梅兰芳先生的一席谈》，为战后梅兰芳复出做出舆论准备；继而于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1月25日梅兰芳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演出期间，柯灵与梅兰芳相互宴请，以夏衍、于伶作为陪客，柯灵率先动议邀请梅兰芳为《文汇报》撰写回忆录。之后，柯灵在报社内与徐铸成、严宝礼等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在报社连载梅氏回忆录，抑或此时已定名为《舞台生活四十年》，严宝礼推荐黄裳担任报社方面的责任编辑。接着，由徐铸成出面做东，在上海国际饭店十四楼中餐部宴请梅兰芳与冯耿光，当面征求梅氏意见，得到梅兰芳与冯耿光的首肯。参加宴会的还有《文汇报》的严宝礼和黄裳，梅氏方面则有许姬传、许源来兄弟。

是年2月梅兰芳自上海赴天津演出，3月至4月在上海居住，大约在这一时期，黄裳找梅通报《文汇报》方面的进展及敦促梅氏方面尽早付诸行动。梅氏按兵不动，黄裳又绕道梅氏秘书许姬传处，说服许的支持并作为内应。梅兰芳也与冯耿光等老友再次讨论，对这一计划予以确认。6月至7月梅氏赴京出席北京市文联会议，6月9日在北京远东饭店与许姬传开始认真讨论关于回忆录的内容与写作方式。同一时期，因年初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确定《文汇报》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6月21日《文汇报》开始大规模改版。在此压力之下，《文汇报》将《舞台生活四十年》纳入了改版后将推出的“三大连载”，急于要尽快拿到梅氏文稿。黄裳奉编辑部命催稿，梅兰芳表示准备在9月赴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期间动笔写作。10月15日，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终于开始了在《文汇报》的连载。

限于笔者所掌握资料的不足，个中或有时间先后与事实未必全相符合之处，只能是简单说明事情经过大抵如此罢了。

对照这个基本情况，就不免说到以梅兰芳名义发表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前记》与许姬传晚年的回忆文章。这两篇文章其实都是同出许姬传之手。作为《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主要记录者，这也是许姬传平生的较大成就。梅兰芳的老朋友吴性栽《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以外谈梅兰芳》的“附记”里就说许姬传：

文化程度高，对戏了解又有深度，《舞台生活四十年》将使他和梅的盛名永远流传。

然而正如洪应明《菜根谭》里所谓，“君子好名，便起欺人之念”。许姬传为《舞台生活四十年》设计了一个很不合理的开篇，即《远东饭店的谈话》。他强调说：

这一晚偶然的闲谈，把我同他的几位老朋友藏在心中如许年想做的一件浩大而艰巨的工作，无意中定了个写作计划。

他的用意不外乎要申明，梅兰芳撰写回忆录系是由他一力促成。为了给读者这样的印象，许姬传竟置双方重要的决策会议——上海国际饭店宴请于不顾，而把北京的“远东饭店的谈话”作为了全书的起点。许姬传既作如是想，他与黄裳之间应也达成默契，彼此策应，把约稿的功劳归之于了黄裳。这才会出现如《前记》与许文那样，俱以梅、许、黄三人的接触作为肇始，而徐铸成、柯灵、冯耿光等人的贡献，遂因此二文而湮没不存。

前后在梅兰芳身边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前期主要是齐如山，中间有位李斐叔，既是梅的弟子，又兼梅氏秘书，可惜不幸早逝。后期就是以许姬传为主。齐如山与许姬传两位，恰如齐如山之夫子自道，都是有“自己往脸上贴金的毛病”，喜欢在文字上动些手脚，借以自我吹嘘一番，这亦是他们那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戏剧的旧派文人的通病。

(三)梅兰芳的新社会新形象

虽说是旧派文人有些习气，作为“新文化”方面的新派人物，在柯灵与黄裳之间，同样存在着各自要凸显自己作用的情况。可是，柯灵已然发言说，向梅兰芳约稿是出于他的提议，何以还要忽略掉徐铸成在国际饭店请的那餐饭呢？这个问题又很费解。

柯灵在《想起梅兰芳》文章里，谈到了他的思路。他先说了昔年采写《梅兰芳先生的一席谈》时的情况。柯灵说：

中国自古倡优并列，属于贱民阶级。卷起反帝反封建的狂飙，对旧文化旧思想进行猛烈的扫荡，京戏是旧剧，不幸遭了池鱼之殃，“五四”前驱人物，如周作人、钱玄同等，都激烈反对京戏，认定中国的戏剧必须“全盘西化”，只有戏剧行家宋春舫采取保留态度。京剧演员的卑微地位，也未经“五四”的洗礼而有多少改变。演旦角的，更是雪上加霜，受到双重鄙视。歌舞之事，自古男优女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