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馆橱窗里的人像

在照相馆林立的都市里，已经很难令人在橱窗前驻足留意一下照片,为大半都是新郎新娘照，或是用来吸引顾客的明星大头照。这些尽量表现幸福、得意、重要时刻的浮面记录，很难引起别人的关注，也很少有人重视照相馆师傅的影像表现工作。其实早期的摄影家几乎都以此行业营生，人像摄影的经典作品不是出自照相馆师傅的手，就是用同一种方式拍摄下来的。奥古斯特 桑德正是这一行里最的一位大师。桑德每一张照片上的人物，都是摆好姿势，刻意打扮过的。人物的举止透着自认为最适当的仪态，表情显示着：我希望别人知道我的这一面。有的人很努力地在维持自己精神最饱满的状况；有的人已经坚持不住而显得松弛，反倒露出自在的神色。然而这些人都有着严肃的性格和或浓或淡的忧愁与伤痛。他们都是及时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子民。由于战胜的协约国要求德国重新建立户籍档案以便管理，每个人都需要一张新的身份证照片，桑德正是当时应接不暇地按快门的照相师。桑德蒙在黑布里，透过笨重的木质大相机的镜头，从毛玻璃上观察自己的同胞。他比别人看得更远，他不只是为别人留下影像，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同胞做最客观的见证。他希望拍下整个时代的脸孔，让后人看到真正的日耳曼民族的心灵。这些照片使桑德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人像摄影家。

时代脸孔的留影者

1964年因中风去世的桑德，不只在视觉表现艺术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也被视为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印记，几乎所有谈论及时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化重建工作的论著，都会提到他，就连通俗如“读者文摘公司”所出版的书籍亦不例外。在《20世纪世界大事》一书中，“1929年至1939年：艺术与文学”一章中这样提到桑德：奥古斯特 桑德在大部分艺术家争着发表他们的政治信念的那十年间，宁愿描绘自己看到的非政治的世界。他是个摄影家，决定以既不嘲笑又不过分推崇的客观态度，拍摄整个日耳曼民族的众生相，作为他的终身事业。开始时，他拍的是故乡威斯特沃的农民，他拍摄的对象广及农村和城市的各阶层人物，同时也是德国典型人物的剪影。由于他卓有成就，纳粹党人大感不满。他们梦想雅利安民族是世界上最的人种，桑德清澄雪亮的观点，和这个梦想格格不入。1943年，他们把桑德的《时代的脸孔》一书销毁。幸好有许多底片保存下来，给我们留下当时那一段历史的记录，否则这段历史就要永远消失了。桑德是被视为改变我们生活大事的摄影家，他在历史经纬中占了那么重要的位置，这和他客观的态度有关。他在自己的同胞中找到一种原型—德国人的真正性格。任何人看到他的照片都会感受到：这就是日耳曼民族。这位照相师傅不只是拍一张张人像，而是拍了整个时代，为时代留下了脸孔。

矿工家庭里的幸运儿子

桑德出生于科隆西边的一个矿村中，是九个兄弟中最矮小的一位，父亲是一位颇有绘画天分的矿场木匠。虽然桑德从小就跟父亲学到一些素描基础，而家人也极希望他会有较好的出路，但是迫于生计，桑德在小学毕业之后就进入矿坑工作，差点埋没在不见天日的洞窟中。幸好，他被矿场工头选中，做一位风景摄影家的助手。这位摄影家让他从30cm×40cm的大相机镜头观看，这一看决定了他的一辈子，从此就不曾离开过照相机了。桑德的家人纵容他学习摄影，一位富有的叔叔为他提供了所需要的装备，包括当时最小尺寸的相机—13cm×18cm。父亲甚至在谷仓边搭了一间暗房给他。只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的他特别上进，所有事都靠勤奋自学，即使是应召入伍时也没阻碍他成为摄影师的努力。在行伍生涯中，他一有空就替士兵拍照，好让他们寄回去给家人看。退伍之后，桑德开始在国内旅行做商业摄影师，并且学习建筑及工业摄影以拓展工作机会，同时还在德累斯顿的艺术学院选修了一年的绘画。20世纪初他在奥地利林茨城的一个摄影棚当助手。二十六岁时，桑德回到德国娶妻生子，决定在故乡创业。但是老家的暗房已被弟弟们改成了洗衣间，早期的底片都被毁掉了，他不得不又回到林茨，开始拍摄油画式的人像照片糊口，赚了很多钱。桑德在异乡发迹，但很快就因投资错误而背了一身的债务，情急之下回到德国避债。当时他已三十四岁，然而一切都得重起炉灶。他在科隆又开了一家照相馆，除了平常为顾客拍照之外，他拟订了一个计划，开始从事决定自己一生功业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