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 布鲁克访谈录：1970-2000

走向莎士比亚是一种前进运动，因为——不论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莎士比亚现象就像是放在驴子面前的胡萝卜，总在前面不会滞后。当你看到莎士比亚的戏剧时，你会发现两个非常惊人的特点，一个是：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自传性的作者，虽然成千上万的学者在他的戏剧中不遗余力地找寻着这是自传的证据，试图以书写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方式来书写莎士比亚。事实上这种努力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他的戏剧中从来没有哪个人物的身份被隐瞒了，或者被倾泻而出的现实感所淹没，这种现实性不会比莎士比亚本人所给你的更多。显然，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角色没有他们个人的身份，没有个人的想法。如果你把他所有的作品合在一起—看上去卷轶浩繁—去找寻极少数迷住莎士比亚的主题时，你会发现它们没有脱离你思考的范围。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就是他是个非自传性的作家。

第二个令人吃惊的问题是他被人们接受是因为他的戏剧的质量比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更高。他是他那个时代题材最开放的作家。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可以来看看音乐方面的情况。最伟大的音乐家是莫扎特和巴赫。研究过他们的作品，你就会发现，越伟大的音乐家，他们的作品就越不开放。你发现莫扎特和巴赫的身上具有某种非常不可思议的超乎常人的严格性。就莫扎特而言，指挥和歌唱家或者音乐家往往会突然进入一个令人愕然的段落，那是一个不合拍的十六分音符。为了好地表现莫扎特，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按照他生前安排下来的去做。

莎士比亚的戏剧正好颠倒过来。莎士比亚所写的一切都是可以随意修改的。如果你采用了一个不怎么高明的剧作家的剧本，你会发现，他们已经设定了一个句子应该怎么说，以及这个句子如何设定了舞台上的装置。而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他的句子没有特定的指向性。你真的可以将这出戏彻底颠覆。你可以像约翰•巴顿(John Barton)成功地改编《玫瑰战争》(The War of the Rose)那样削减原著的句子，并把你的句子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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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不会像拉辛这样，他和大多数作家都不同。他创造的是充满活力的作品，故事被浓缩了起来；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已经完成的作品。莎士比亚的作品只有在它演出的时候才存在，除此之外，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莎士比亚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当下或非当下的问题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都存在，因为他的戏剧是古典的也是现代的，就像做爱和吃苹果。就像苹果的汁液和我们的精液，无论你怎么想把它们压抑住，它们都会出现在它们会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也许除了做爱和吃苹果之外，第三个比方更能清楚地说明问题：莎士比亚的戏剧就像是一副纸牌。

历史上的某24小时，有人发明了纸牌。成千上万其他的发明都已成过眼云烟，而纸牌却成了一种具有逻辑性、正确的游戏，在某种意义上，每一张纸牌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它们的位置，经过历史的衍变，纸牌游戏现在已经成了一种运算方式。今天你玩纸牌或者算命，肯定没有遵照古代的规则。当你开始切牌、洗牌、发牌的时候，你就像是在开一辆新牌子的车。经过排列组合，一副纸牌可以产生无数个数字，这就是这副牌的现实，也是人们玩游戏的现实。当你我开始打牌时，我们遵循的就是近五百年来的纸牌规则。但这个现实不是其他任何人的现实，仅仅是玩牌的人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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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可以被认为是一副巨大的人的纸牌，纸牌和纸牌之间，其身份已经被界定了，但非常抽象，所以仍然可以被重新洗牌和发牌，每一个地点、每一段上下文、每一个历史时间都有无穷的排列组合方式。清楚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可以接近莎士比亚作品的实质。

敞开的门

有24小时，我到英国的一所大学开始做一个系列讲座—我的《空的空间》就是在那些讲座的基础上写成的。我发现自己站在台上，面对着一个巨大的黑洞，黑暗中影影绰绰好像有些人坐在里头。我开始演讲，自己都觉得是在瞎讲一气，毫无重点，越来越郁闷，因为我无法找到一个自然的方式实现与听众的沟通。我看着他们正襟危坐，宛若专心致志的小学生，等着从我口中说出智慧的言辞，好去填满他们的笔记本；而我正在扮演导师的角色，站在两米高的讲台上，做谆谆教诲状。

幸好我鼓起勇气结束了这个局面，建议我们另外找个地方。组织讲座的人在整个大学寻了个遍，找到一间小教室，虽然又狭小又不舒服，但在那里我和听众可以建立一种更自然、更紧密的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中讲话，我立刻感觉到我和学生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新的联系。从那一刻开始，我可以畅所欲言了，听众也获得了解放，彼此有问有答，交流得妥帖圆满。就是在这24小时，我得到了关于空间的重要经验。多年以后，我在巴黎负责国际戏剧研究中心，把这个经验运用到工作中，作为在那里进行的实验的基础。

你若要看到什么有质量的东西，就得创造一个空的空间。有了空的空间，就可能出现生机勃勃的新现象；只有当经验是鲜活、新颖的时候，才可能有包含了真正的内容、意义、表达、语言和音乐的东西存在。然而，要是没有一个干净、纯洁的空间来接纳它，新鲜的经验也就不可能存在。

有一位南非导演在他祖国的有色人种居住区发起了一场黑人剧场运动。他是相当有活力的人，跑来跟我说：“我们都读了《空的空间》，受益匪浅。”我很高兴却也相当吃惊，这本书的绝大部分是我们去非洲之前写的，讲的都是伦敦、巴黎和纽约戏剧界的事情，那些非洲戏剧工作者怎么可能从中受益呢？他们怎么会觉得这本书也是为他们写的呢？它和他们所做的把戏剧带给索威托(Soweto)人的事业怎么也会有关系呢？我把这个疑问提了出来，他回答：“书里的及时句话！”

我可以选取任何一个空间，称它为空荡荡的舞台。一个人在别人的注视下走过这个空间，这就足以构成一幕戏剧了。

在读到这及时句话之前，他们确信在现有条件下，搞戏剧简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灾难，因为在南非的有色人种居住区，还没有一幢能称得上是“剧场”的建筑。他们一直觉得，如果没有一个一千个座位的剧场，大幕、头幕、舞台灯光和彩色投影仪都一应俱全，就像巴黎、伦敦、纽约的剧场一样，他们就没什么事情好做了。然而，突然间看到了我的这本书，它的及时句话就让他们相信，其实他们已经拥有制作戏剧的所有条件。

20 世纪70 年代初，我们开始在那些被称为“剧场”的建筑以外的地方进行戏剧实验。在最初三年里，我们在各式各样的地方演出了几百场：街头、咖啡馆、医院、神庙遗址、非洲的村庄、美洲的停车场、军营、城市公园的混凝土长凳之间……我们学到了很多，演员积累的最主要的经验是：他们要一直在看得见观众的情况下进行表演，而不是像他们以前习惯的那样演出时看不见观众。有许多演员在传统的大剧场里演出过，在非洲演出的经历可把他们震惊坏了，演出时和观众面对面，的照明来自太阳，它毫不偏袒地把刺眼的强光照向观众，同时也照向演员。我们的一个演员布鲁斯•迈耶斯(Bruce Myers)说：“我在专业剧院待了十年，我为观众演戏，却从来没看到过我的顾客们。突然一下子，我能看到他们了！如果是在一年前，我会像光着身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样惊慌失措，因为保护我的最重要的屏障不翼而飞了。我心里头会想：看着观众的脸，真是场噩梦！”可是突然间他意识到，看着观众表演其实赋予了他的工作一种新的意义。空的空间的另一面是：这种空空如也本身就是被人分享的，对于在场的每一个人来说，它都是同样的空间。

时间之线：彼得•布鲁克回忆录

24小时，《 观察家报》邀请我撰写芭蕾舞评论，这似乎有点不负责任，因为我不够资格。其实，这种情况司空见惯，当时最的戏剧批评家事实上只在一个领域具有专业知识，那个领域是板球。不管怎样，我的评论激起了整个芭蕾界的愤怒。但突然走到栅栏的那一头，对我好歹也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即使在写这本传记的当口，我仍能感觉到职业批评家的诱惑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我应该提一下他，但这样就会让整个一段结束得太生硬”或者“我已经连续称赞她三次，不能再继续了，否则人们就会以为……”。这份工作让我得到了皇家歌剧院的免费票。一次下午场，观众们趁午间休息，纷纷来到休息厅喝茶和品尝梅子蛋糕。我和几个朋友聊着天，不经意间被吧台边一位貌若天仙的女子吸引了过去。

我走上前去，欣喜地发现跟她聊天的是我前阵子刚认识的著名电 影导演安东尼•阿斯奎斯，跟他打招呼无疑会使我有机会结识这位羞怯内敛、乌发黑眼的姑娘。“ 这是娜塔莎。” 他说。娜塔莎？我仿佛听到了远处钟声的回响。我是十二岁时读到的《战争与和平》—地说是如获至宝般从头扫到尾，我全情投入了书中的世界，与那个名叫娜塔莎的女主角生死相恋。在合上一页之前，我下定决心要娶一个名叫娜塔莎的女孩。她果真出现了。可是好事多磨，她随后就失去了音信。时光难耐，我缠着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邀请她来参加聚会，趁机跟她矜持地聊了几句。既然推动了命运之手，我隔日就势给她家去电，却得知她又去了巴黎并且要小住几天，地址不明。我立刻搭了一班飞机，冲进法国警察总局，试图查出她的酒店地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宣称“一部极其重要的电影亟须找到”这位年轻女郎，可警察对此无动于衷。我一次又一次地折返，去不同的窗口问不同的人。几经折腾依然毫无所获，我懊丧至极。正在无计可施之际，一位好心的中年女子来到了柜台前，我千里迢迢跑来几次三番的询问都被她看在眼里，一张酒店入住登记表的背面在她的指间轻晃。“ 对不起，先生，” 她一脸同情地说，“ 您必须明白，我们无权透露这样的信息。” 然后，好像仅仅是不经意间，她让那张表格翻过来了一下，嘴里一边补充说：“ 这是不允许的。真是遗憾，我真的很想帮您这个忙。” 带着一丝心照不宣的微笑，她重又翻回那张表格，但这已经给我足够的时间，让我看清了酒店的名称和地址。当我怀着满腔的浪漫和占有欲，在她面前空降时，没有惊喜发生。这种狂热冒进不仅没能受到欢迎，甚至造成了整整一年的误会。

天意难违，一年以后，我们再次相见了，而这一次让我们琴瑟相和地走到了一起。又过了一年，我们结婚了。

现在，生活看起来云舒霞卷、美好圆满。我们初次旅行的目的 地是伊斯基亚岛 [36] ，蜜月则是在马拉喀什和希腊。在一个至今不为

人知的叫作米科诺斯的荒岛，在水晶般清澈的海水中，我们单独相处，教对方游泳。之后我们又去了伊斯坦布尔，在那里的东方集市上，继续环游世界的决心在我们俩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娜塔莎被列入了世界美人的名单，但她对伦敦的社交圈深感恐惧和恶心。婚礼后不久的一个夜晚，为了穿越厚重而有毒的伦敦大 雾,她穿着看歌剧时的轻衣薄衫，打着手电筒在我车前引路。肺结 核因此乘虚而入，侵占了这个心力交瘁的女主人刚刚精心装点好的领地。我们的小家成了她的医院，两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护士全心全意地照顾着她，西区一位善良又忠心耿耿的餐馆老板也定时派出租车送来黄油、奶油甚至牛排，这些物品在战后依然很难弄到。她慢慢恢复，然后复发，再慢慢恢复。她温柔、优雅、沉静，像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公主—一位稀世罕见的公主，不乱发脾气，也不胡乱抱怨—我们俩从来不起龃龉，虽然直到后来我们才渐渐明白，在平静的表面之下，各自费尽心力屏蔽了多少紧张和冲突。但是，羞怯与自制之下，深藏着比脆弱心灵更加根本的东西，就像东方智慧所喻示的那样，在一段关系中，没有什么比平和的耐心更弥足珍贵了。